马尔罗

马尔罗

　　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 1976），4岁时父亲离家出走，他和母亲跟外祖母、姨妈住在邦迪的一家杂货店。马尔罗在《反回忆录》中说：“我认识的作家几乎都爱他们的童年，而我憎恨我的童年。”他天性能说会道，口若悬河，却从来不谈自己的出身家庭和早年生活，终其一生要人相信他生来就是个成年人。他知道人生要靠自己创造，可用大胆的行动，也可用动人的语言。

　　安德烈·马尔罗，小说家，评论家。他年轻时候曾经有过一段不为世人所知的神秘生活。他中学毕业后，进过“巴黎东方语言学院”。

　　1923年，他偕同第1个夫人去远东游历。这一时期，他和当时越南、中国、苏联的革命者有过频繁接触。广州起义失败，国共两党联合破裂以后，马尔罗于1927年返回法国。他和高尼利昂·莫利尼策划对沙特阿拉伯进行了1次袭击，弄走了帕米尔地区哥特式的佛教艺术品，于1932年在《新法兰西杂志》社展出。之后，他与另一作家安德烈·纪德极力替被德国纳粹分子诬告为纵火焚烧国会大厦主谋的保加利亚革命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辩护。这时，他被选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1936年，他加了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纵队，担任外国空军部队的总指挥。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尔罗领导好几支游击队，在1945年解放阿尔萨斯的战役中，担任阿尔萨斯·洛林纵队总指挥。

　　法国光复后，他在政治上一直与戴高乐将军紧密地站在一起。1945年~1946年，担任新闻部长。1947年~1952年间，是人民联盟的全国代表。1958年6月1日起担任法国总统府国务部长，后兼任文化部长。

　　1933年，马尔罗发表小说《人类的命运》，此书是他的一部杰作，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并被列入“20世纪的经典著作”，本来不大出名的马尔罗也一跃而跨入“法国第1流大作家”的行列。

　　安德烈·马尔罗穷其毕生精力，不懈地对人类、对艺术的变形、对感性、对思想的演变、对新的崇高的形式、对人类生活与没落了的过去文明之间的永恒关系进行思考。该系列论文试图发现并分析构建马尔罗艺术形式理论的基石及其动态思考过程。本人从马尔罗曲折、动荡的人生经历出发，顺着马尔罗对文学和艺术形式进行思考的逻辑线索分析并阐述他的艺术思考，挖掘出蕴含在其中的深邃而复杂的思想，探讨他所关注的文学和艺术的生命问题。

　　安德烈·马尔罗是社会活动家、介入政治的小说家和哲学家，也许更是个唯美主义者。从1926年起，他放弃了传统的人道主义观念，力图从艺术哲学的角度将人们引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界中。他不懈地透过人文作品的艺术形式来探索信仰的实质和含义，或者至少力图表现人类与命运进行抗争的强烈愿望。他以非常独特的充满文化哲学思辩并且有时还是抒情的方式，探索了人性中蕴涵的艺术财富，颂扬了那些能够战胜死亡并嬗变成永恒的各种形式的艺术创造，因为对马尔罗来说艺术即反命运。
 

毛泽东等人

　　马尔罗是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作家，写过几部和中国革命有关的小说，但他并非一个中国革命的参与者。据考证，1925年和1931年，马尔罗曾来过中国。1965年，马尔罗作为戴高乐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访问，并见到了毛泽东主席。

　　1933年《人的命运》（又译《人的状况》或《人的处境》）出版后，马尔罗在西欧被看作是“曾经参加过中国革命的人”。当时欧亚两洲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没有人对马尔罗在遥远的印度支那做些什么表示怀疑。

　　1937年，处于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在《工人斗争》一文中，责备马尔罗为中国国民党服务，是国民党扼杀中国革命的罪魁祸首之一。法国共产党理论家罗杰？加罗迪撰文说：“广州起义即使不是挑衅，至少是轻举妄动，导致工人阶级遭到屠杀，这要归罪于他（马尔罗）。”半世纪来，马尔罗宁可背这个“黑锅”，也不愿用“不在现场”为自己轻松平反，任凭别人在他的历史上涂抹传奇的色彩。

　　历年来记者采访和新闻发布会上，多少次有人对他说：“当您在中国战斗时……”从来听不到马尔罗对此作出否认的表示。“神秘化”工作中走得最远的是后来当上法国总统的乔治？蓬皮杜教授，根据他的考证，马尔罗有四年时间（1923~1927）是在亚洲度过的，“起初跟蒋介石，后来跟共产党并肩作战”。到了1967年，意大利电台的一名记者再问起他在亚洲的经历，那时人们对他这段历史有很多怀疑，马尔罗方才松口说：“请注意，那时候马尔罗的亚洲不是中国，而是印度支那。”确实，《征服者》和《人的命运》这两部书无论从主题和内容来说，都是与当时的中国现实不相符合。对亚洲和中国素有研究的法国学者说，为了吸引世界的注意力，马尔罗把印度支那的故事移到了宜于波澜壮阔演出的中国舞台。他从西贡和堤岸的经验出发描写广州和上海，把卡蒂纳大街的走私贩子说成是外滩的冒险家，把湄公河三角洲和西贡港口的社会动荡改编为上海街头的工人起义。就像走进巴黎越南人开的中国餐馆，以为吃到了中国菜，《人的命运》在不了解亚洲的法国人眼中写得非常地道精彩，还在1933年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
 

　　有一桩事令历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马尔罗虽是一位名人，但决不能算是任何抵抗运动派别中的领袖人物，凭着这个幽灵般的同盟国指挥部（胜利后，不论戴高乐派总部、英国有关当局、美国西欧司令部、法国共产党都否认曾设有这样的组织），怎么会在短短3个月内穿行于城堡之间，取得各山头的信任，斡旋有时相互强烈反感的派别，化解他们的矛盾，协调他们的行动，还帮助他们从英国人那里获得急需的武器。哪个抵抗组织的领导到了他的“指挥部”附近，只要问一声街上的男孩：“同盟国指挥部在哪儿？”他就会听到回答：“先生，在城堡里！”20年后，皮埃尔？维昂松-蓬泰在《世界报》（1967年9月27日）发表文章说：“谁见到过贝尔吉上校，决不会把他忘记。头上牢牢戴着一顶贝雷帽，从空降的烟盒中一支接一支取出英国香烟（地下时期人物重要性的一个标志），他一个人滔滔不绝，嘻嘻笑笑，两脚跺地，开口闭口‘伙计们’、‘丘吉尔大爷’、‘戴高乐老弟’……一段话结束以后，接着一句‘该由你们来玩了’……但是别以为听了这句话真以为要你作出回答……没有的事。”
 

马尔罗

　　马尔罗始终是一位紧跟时代潮流的倾向性作家，他在1935年出版的小说《轻蔑的时代》中，记录了希特勒造成的骇人听闻的可怕情景。1937年完成的名著《希望》,他用华丽的抒情般的语言，生动地描写了在西班牙反对佛朗哥的斗争岁月。

　　他在1967年出版了《反回忆录》第1卷。他以华丽的笔调写下了自己一生中异常丰富动荡和戏剧性的经历，其中有个人的生活经验，与别人的会晤以及他对人物和事件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