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

　　易卜生（HenrikJohanIbsen），挪威著名戏剧家。1828年3月20日出生于挪威南部希恩镇的一个木材商人家庭。1834年，他父亲破产后，全家迁到小镇附近的文斯塔普村居住。16岁时他到格里姆斯塔镇上的一家药材店当学徒。工作余暇，经常阅读莎士比亚、歌德、拜伦的作品，随后自己也动手写诗，并学习拉丁文。6年艰苦的学徒生活，磨练了他的斗争精神,同时也培育了他的创作兴趣，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个重要阶段。1850年，易卜生前往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今奥斯陆）参加医科大学入学考试,因希腊文、数学和拉丁口语成绩不佳，未被录取。在席卷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洪流的激荡下，易卜生结交了文艺界的一些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朋友，积极地为《工人协会报》等刊物撰稿，参加了挪威社会主义者马尔库斯.特兰内所领导的工人运动，并和两位朋友合作，出版讽刺周刊《安德里妈纳》。他还以《觉醒吧，斯约的纳维亚人》为题，写了一组十四行诗，号召挪威和瑞典共同出兵支援丹麦，抗击普鲁士侵略者。他在第一部历史剧《卡提利那》（1850）中，一翻旧案，把罗马历史上的“叛徒”写成一个为维护公民自由而斗争的优秀人物，剧本既反映了1848年的革命，也表现了他个人的反抗精神。这个剧本由他的一位朋友集资出版。1851年秋,他为卑尔根剧院创作了一首序曲,得到剧院创办人、著名小提琴手奥莱.布尔的赏识，被聘为寄宿剧作家,兼任编导，约定每年创作一部新剧本。

　　1852年，他奉派去丹麦和德国各地剧院参观。这期间易卜生参加编导的剧本不少于145部。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实践经验，可以和莎士比亚、莫里哀媲美。1857年，易卜生转到首都剧院担任编导。翌年和苏姗娜.托雷森结婚。1862年，剧院破产，他不得不借债度日，但仍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他在这所剧院先后写出了《海尔格兰的海盗》(1858)、《爱的喜剧》(1862)《觊觎王位的人》(1863)等剧本。提倡自由恋爱、反对旧式婚姻的《爱的喜剧》,遭到社会上保守势力的恶毒攻击，他为此感到痛心。同时，1864年丹麦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引起他对整个半岛的独立前途的忧虑。于是他决定出国远行。就在这一年,他离开挪威到意大利；瓢泊异乡,疟疾缠身,又有家室之累,使他债台高筑,生活极为窘迫。他怀着绝望的心情写了一部诗剧《布兰德》(1866),这是他旅居国外的第一个创作成果。以后又写了《彼尔.英特》（旧译《彼尔.京特》,1867）。这两部剧本都表现了“个人精神反叛”的主题。通过《布兰德》,他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痛斥宗教道德，并提出了他自己的道德理想，愤激地鼓吹精神上的极端个人主义,表现出不妥协的精神:“或者得到一切或者一无所有。”1864年以后的27年间,易卜生一直侨居在罗马、德累斯顿、慕尼黑等地。1873年,他写了《皇帝与加利利人》,在剧中提出了沟通情绪和精神的“第三境界”的概念。1874和1885年，他曾两度回挪威作短暂的逗留。

　　《玩偶之家》(1879),又译《娜拉》或《傀儡家庭》。女主人公娜拉伪造父亲的签字向人借钱，为丈夫海尔茂医病。丈夫了解原委后，生怕因此影响自己的名誉地位，怒斥妻子下贱无耻。当债主在娜拉的女友感化下主动退回借据时，海尔茂又对妻子装出一副笑脸。娜拉看透了丈夫的自私和夫妻间的不平等，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愤然出走。

　　恩格斯曾指出，娜拉是有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的"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的代表。剧本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法律宗教和妇女解放等问题,但没有也不可能作出解决。《玩偶之家》演出后,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娜拉要求个性解放、不做"贤妻良母"的坚决态度,遭到上流社会的责难和非议。但易卜生并没有在责难面前退却，他继续创作问题剧，揭露社会问题。

　　学者日不落在《简约解读世界性的戏剧大师易卜生》中指出：“西方世界在高速发展,而时间对于中国却好像是一只生了锈的钟,在停滞中腐烂着！如“元代大都，传来呜呜的号筒声，一列行刑的队伍穿过大街。一个蒙受不白之冤的年轻女子就这样被押赴刑场。许多善良的人们慨叹这位女子的悲惨命运。临街酒馆里的刘大娘向关汉卿讲述了女犯朱小兰的不幸遭遇以及她的悲惨身世。朱小兰的悲剧激起了关汉卿对这个弱女子的无限同情之心和对官府衙门草菅人命的无比愤慨（引用网络资料--引用于姜方的博客）。”。关汉卿大约生活在1240--1310年之间，而挪威杰出的剧作家、诗人易卜生（又译作：易仆生。他为世界文库留下了绚丽多彩的二十五部戏剧和丰富的诗歌、书信、文艺散文。），却生活在1828～1906年之间，其代表作《玩偶之家》，可以和关汉卿的《窦娥冤》同样在今天享誉世界。旧中国知识分子结构里，没有多少懂易仆生的,除了古希腊悲剧,仅知道点《窦娥冤》。“写作,既是坐下来判断自己”易仆生在自己的作品的扉页上写下的这句话，如同他的剧作一样深刻，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他，被被人们誉为“现代戏剧之父”。这位北欧文化巨人，以社会化性的哲学思想、丰富的人生观，反映了挪威那个特定的时代。易卜生作品中的“娜拉”（《娜拉的出走》），就是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影响的产物，再或者说起码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妇女从经济方面要求解放、在受教育和立法上争取权利、博得与男性的平等。无疑，易卜生的作品有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子。如果说严复单单基于英格兰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保有理论的基本可靠性,而胡适以易卜生主义解说自由主义。因为新文化运动，胡适就文学革命发表理论文章，在“新青年”辟“易卜生专号”提倡妇女解放，为那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20-40年代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恐怕也如此。易卜生曾说:“艺术家用生命铸造生命,用灵魂锻造灵魂,当他完成一件作品后,便把一部分生命留在原作里,成为可以感知的活体。”是的，人骨里的本能决定屈从群体的倾向，一个作家的笔必须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并非人云亦云，而是突出个人争取自由的天性，因此易卜生不愧为“伟大的问号”。《培尔金特》，挪威著名戏剧大师易卜生的经典之作。挪威作曲家格里格（EdvardHagerupGrieg1843-1907），运用挪威民间音乐，根据易卜生同名诗剧，创作了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配乐诗剧《培尔.金特第一组曲》和《培尔.金特第二组曲》。正如易卜生对一位看不懂他的戏剧的德国读者说：“你若要充分了解我，必须先了解挪威。”他晚年作品，更是他人生的写照。易卜生，伟哉伟哉！”。

　　1851年秋，他为卑尔根剧院创作了一首序曲,得到剧院创办人、著名小提琴手奥莱·布尔

　　的赏识,被聘为寄宿剧作家,兼任编导,约定每年创作一部新剧本。1852年,他奉派去丹麦和德国各地剧院参观。他在卑尔根剧院创作的剧本有《仲夏之夜》（1853）、《勇士之墓》(1854)、《埃斯特罗的英格夫人》(1855)、《索尔豪格的宴会》(1856）和《奥拉夫.利列克朗》（1857）。这期间易卜生参加编导的剧本不少于145部。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实践经验,可以和莎士比亚、莫里哀媲美。1857年,易卜生转到首都剧院担任编导。翌年和苏姗娜.托雷森结婚。1862年,剧院破产,他不得不借债度日,但仍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他在这所剧院先后写 出了《海尔格兰的海盗》(1858)、《爱的喜剧》(1862) 《觊觎王位的人》(1863)等剧本。提倡自由恋爱、反对旧式婚姻的《爱的喜剧》,遭到社会上保守势力的恶毒攻击,他为此感到痛心。同时,1864年丹麦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引起他对整个半岛的独立前途的忧虑。于是他决定出国远行。就在这一年,他离开挪威到意大利；瓢泊异乡,疟疾缠身,又有家室之累,使他债台高筑,生活极为窘迫。他怀着绝望的心情写了一部诗剧《布兰德》 (1866),这是他旅居国外的第一个创作成果。以后又写了《彼尔.英特》（旧译《彼尔.京特》,1867）。这两部剧本都表现了“个人精神反叛”的主题。通过《布兰德》,他谴责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痛斥宗教道德,并提出了他自己的道德理想,愤激地鼓吹精神上的极端个人主义,表现出不妥协的精神:“或者得到一切或者一无所有。”

　　1864年以后的27年间,易卜生一直侨居在罗马、德累斯顿、慕尼黑等地。1873年,他写了《皇帝与加利利人》，在剧中提出了沟通情绪和精神的“第三境界”的概念。1874和1885年,他曾两度回挪威作短暂的逗留。 1891年,易卜生以名作家的身份回到他的祖国。他后期创作的《建筑师》(1892）和《当我们死而复醒时》(1899),是自传性质的作品。1900年中风。长期卧病后于1906年5月23日去世。挪威议会和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国葬。

　　从1901年首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开始，他就被提名为候选人，一直是强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可惜前两次都失之交臂，当1903年瑞典文学院将目光投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特别是挪威以来，他的希望大增，可是同胞比昂斯滕·比昂松成为了他最大的竞争者，由于两人实力相当，曾经有人建议，两人同时获奖，可是有些院士以不符合评奖章程而否决，二人只能择其一，由于前两届得主都因为生病原因未能亲自前来领奖，瑞典文学院不希望今年再次有得主缺席，由于七十五岁的易卜生身患重病、卧床不起；而七十一岁的比昂逊虽也年迈，但还是生气勃勃，创作力旺盛。这样，瑞典学院选最终把文学奖单独颁发给比昂逊。

　　易卜生得知这一消息后，独自呆坐一旁，沉默不语，由此可见，他内心里一定不甘心，因为他晚年因为生病创作停顿，急需要通过获奖来挽回声誉，比昂逊领奖回来后，前来看他，他握着对方的手，只说了三个字：“祝贺你！”

　　而对于瑞典文学院来说，刚刚否决了两人同时得奖不符合章程，但是仅仅第二年就同时颁发给了两个人，不知道易卜生知道之后心里有何感想？而这只是瑞典文学院出尔反尔、我行我素的开始。

　　易卜生在一些取材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的戏剧中，同样注入他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在《培尔·金特》中，他写了一个富于幻想、终日懒散生活的青年培尔·金特流浪闯世界的经历。培尔·金特遇到过妖魔，后来又贩卖黑奴发财致富，干了不少坏事，最终破产潦倒，回到了家乡。《培尔·金特》公演时，观众看到戏临近结尾，舞台上的培尔·金特在剥一只洋葱，他剥去一层又一层，剥完了所有的皮，什么也没有找到。易卜生通过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性的情节，突出了全剧的哲理：自私、专横地向生活索取的人，最终是一无所有。

　　易卜生七十八岁时在奥斯陆逝世。他留下的《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剧本成为世界各国戏剧舞台上的经典作品，他的创作对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欧美戏剧产生深远影响，因而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