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角荣

　　田中角荣（1918—1993），出生于日本新潟县刈羽郡，毕业于私立中央工学校，日本杰出并富有争议的政治家、建筑师。1950年田中角荣扭转了长冈铁路公司连年亏损的形势，1957至1958年批准了43家电视台的开播，加速了日本电视时代的来临。1972年，田中角荣作为首相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亚洲的安定奠定了基础。但他在位时为保权利提出“人数就是力量”使日本政治开始拉帮结派贿赂成风。1993年病逝于日本东京。著有《我的履历书》，《日本列岛改造论》等。

　　

　　1918年5月4日，田中角荣出生在日本新潟县二田村，是家中七个子女中唯一的男孩。父亲为开办大农场，几乎倾家荡产筹措45000日元钱，进口了三头荷兰种牛。这些牛不堪长途航运之苦，刚运到家便先后染病而死。田中家因此大赔血本，从此一蹶不振，此后便主要靠田中母亲经营七八反（日本土地面积单位，1反=992平方米）地养家糊口。

　　但是，严酷的生活现实，迫使田中高小毕业后，因付不起学费中断了学业。1934年3月，16岁的田中孤身一人来到东京谋生，先后当过建筑公司学徒，贸易商行卸货送货员，《保险评论》杂志实习记者。这期间，他白天上班，晚上到私立中央工学校学习，凭着坚韧的毅力，拿到了该校土木科毕业文凭。

　　日本全面侵华后的1938年，田中应征入伍，编入盛冈骑兵第三旅团，驻扎在中国黑龙江省。1940年患肺炎肋膜炎并发症，被遣送回国治疗，次年按伤病军人复员。

　　田中大病不死，身体刚刚恢复，便回到东京重操旧业。1942年，与一个建筑业资本家的独生女、比他大来岁的花子结婚。1943年，成立“田中土木建筑股份公司”，田中自任总经理。截至战败时，经营规模扩大数倍，田中土建已成为日本50家大建筑公司之一。战后，由于房地产价格暴涨，生意更加兴隆，田中已成为实业界小有名气的富翁。

　　战后，原东条内阁国务大臣大麻唯男欣赏田中的财力和年轻有为，劝说他拿出300万日元资助民政党领袖町田忠治和原陆军大臣宇垣一成竞选进步党总裁。整肃令下来以后，一大批右翼政客卷铺盖卷回家，他被一帮右翼政客推倒前台，第二年，终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进步党后来演变成民主党，民主党又分裂出币原喜重郎的同志俱乐部。

　　1947年日本实施战后新宪法的总选举，田中获推荐参加了民主党新潟县众议员的选举，并第一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担任众议院建设委员会委员及理事而活跃于政界。

　　1948年10月，日本政局发生变动，芦田均内阁宣布辞职。议会第一大党自由党内的一批干部以美国占领军司令部的暗示为根据，企图推出自民党干事长山崎猛为新总裁，取代吉田茂的职务，总务会议就此进行讨论时，出现了上述意见一边倒的局面，吉田茂只好辞职让权。田中角荣在关键时刻发表了“日本虽是战败国，但美国不能干涉日本内政”的演讲，保住了吉田茂的总裁职位。出于感激和对田中能力的认同，吉田茂任命他为法务省政务次官。

　　田中担任政务次官40天后，反对制定国家煤矿管理法的资本家向政府官员行贿事件被揭露，田中也受到牵连并被捕入狱，由于吉田茂的运动，他在拘留所里以高票竞选议员成功，两年半后宣布无罪释放。

　　1950年，田中出狱后，任长冈铁路公司总经理，以出众的远见进行了电气化改造，使该铁路扭转了自1915年创建以来连年亏损的形势。

　　1953年8月，田中任理研化工公司董事、自由党副干事长，众议院商工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这一时期，自由党再历次大选中保住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田中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54年田中角荣任自由党副干事长。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合并组成自由民主党。

　　1955年任众议院工商委员会委员长。1957至1958年，田中担任岸信介内阁邮政大臣，成功地平息了邮政工会罢工。

　　1962年7月至1965年6月，田中角荣连任第二次，第三次池田勇人内阁和第一次佐藤荣作内阁藏相，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国家财政金融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由于他比较清楚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被大藏省官员称为“明白的角荣”。佐藤内阁末期担任通产产业相时，他用三个月时间解决了困扰政府三年的日美纺织品贸易摩擦问题，他集中精力研究了改造与开发日本的综合战略，提出了后述的“日本列岛改造”设想。

　　1961年，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解决了医疗费问题，1965年，升任自民党干事长。因为田中和池田、佐藤的关系都很密切，在调解池田派和佐藤派这两个自民党内最大派别的关系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此同时，以他为核心的强大派系势力正在形成。

　　1972年6月，佐藤荣做声明辞掉首相和自民党总裁职务。自民党临时大会经过两轮投票表决，田中在三角大福战争中，通过拉拢小派系领袖中曾根康弘，击败岸-佐藤阵线的太子，围棋神童福田赳夫当选新总裁，7月7日，组成第一次田中内阁。

　　田中的积极对华方针，受到中国政府欢迎。两国政府通告各种形势，互派代表进行协商，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很快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达成谅解。1972年7月3日晚，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新任驻日首席代表萧向前抵达东京。萧向前抵达日本一周后，7月10日，也就是田中内阁成立后的第三天，中国总理周恩来派孙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团到达东京，向田中发出邀请。7月17日，中国农业农民代表团抵达日本，时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的陈抗临时客串副团长，向孙平化和萧向前传达了周总理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指示。周总理的指示是：“田中内阁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值得欢迎，毛主席对我说，应该采取积极度。日方能来中国谈就好，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总理还指示孙平化和萧向前要抓住时机，争取会见田中角荣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向田中转达周总理本人对他的访华邀请，以实现田中首相访华，商谈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1972年7月20日，在日本友人、自民党要员藤山爱一郎为欢迎萧向前和孙平化举行的酒会上，田中内阁要人外相大平正芳、国务相三木武夫、通商产业相中曾根康弘等重要人物应邀参加。7月25日，即田中就任首相刚十八天，便派出了他的挚友、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与中国政府商谈田中访华和两国复交问题，周恩来于7月27日至29日同他会谈三次，沟通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重大原则问题。8月11日，大平外相会见了萧向前。据萧向前回忆，会谈进行了大约一小时，双方在会谈中基本没有分歧。最后大平说：“田中首相和我都认为，当前日本政府首脑访华、解决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9月21日，内阁官房长官宣布田中将要为日中邦交正常化访问中国。

　　1972年7月任日本首相和自由民主党总裁，同年9月访问中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1973年10月，田中角荣同勃列日涅夫签署联合声明，双方就缔结日苏和约进行谈判问题达成了协议。在中东问题上，日本采取了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侵略的“新中东政策”，以获得所需的石油。同年月25日，田中角荣率领的庞大代表团抵达北京。为使访问取得成功，在正式访问前，田中还派来了先遣组和政府特使访华，并与中国政府几次磋商访华的活动日程和细节。在宴会上，田中角荣致答词，使用了“添麻烦“深切反省”的措辞，但受到了周恩来的批评，认为不够真诚。田中角荣指出，从日文角度讲，“添麻烦”确有谢罪之意。经过会谈和磋商，最后在联合声明中表述为：“责任”“深刻的反省”。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告两国邦交正常化。

　　田中的对内政策，集中表现在他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上。早在担任佐藤内阁通产相时，他便着手进行国土开发与改造的综合性调查性调查与研究，并把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设想，全面写入《日本列岛改造论》一书之中。按照田中在《日本列岛改造论》中所提的设想，为解决日趋严重的空气污染、交通堵塞，住宅紧张、城乡人口过密过疏等问题，重新焕发日本经济活力，为此，要在全国各地建立一批25万人规模的城市，通过国家制定的有关工业税收政策，将集中于大城市的企业、资金、技术、人力，移向新建城市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并修建1万公里铁路，1万公里公路，形成遍及全国的高速铁路公路网，将全国各地城乡紧密连接起来，进而彻底改变工业生产的人口布局，“消灭城市与农村，外日本（太平洋沿岸地区）与里日本（日本海沿岸地区）的差别，从而在整个日本，建设一个使家庭欢聚一堂，老人安度晚年，青年充满美好理想的社会。”

　　为实现这样一个理想的社会，田中上任后即把列岛改造设想付诸实践，作为内政的头等重要课题。他专门设立了自己的咨询机构“日本列岛改造问题恳谈会”。协助他研究制定有关政策，责令经济企划厅为首的政府各部门，紧急研究制定具体的改造方案。根据这些机构和部门的建议，内阁会议于1973年1月和3月，先后提出了《土地对策刚要》和《国土综合开发法案》，并制定了具有“列岛改造”特色的1973年度大型财政预算，开始了实施第七次道路整顿五年计划，农村综合整备事业五年计划，列岛改造在计划很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起步，一开始便展示出宏大的气魄。应该说，列岛改造计划本身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制定于实施这一计划是以经济高速增长为前提的。进入70年代后，支撑日本高速增长的条件正在急剧丧失，从这个意义上说，田中错误的地估计了形势，选错了实施计划的时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列岛改造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其合理性，但却不能给资本家带来现实可见的利益。因此，改造计划刚一实施，便遇到种种阻力，特别是工厂迁移和新建城市事业迟迟没有进展。相反，主要城市的地价，一年内竟然上涨了30%，城市与土地与住宅问题更严重了。

　　1973年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各国连连提高油价，给予石油全部依赖进口的日本以沉重打击。石油涨价后仅仅两个月，日本国内的石油价格便上涨两倍，称“石油危机”。它与地价上涨结合，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生活，激起了一场抢购日用商品，哄抬物价的风潮。“狂乱物价”激起人们对田中内阁的极大不满。

　　1974年7月，自民党三木派和福田派首领三木武夫和福田纠夫同时辞掉内阁中的职务，田中政权出现了危机。同年10月9日，《文艺春秋》杂志第11期刊载了评论家立花隆的文章：《田中角荣研究--他的财源和人缘》，揭露了田中资产形成的疑点和包括男女关系在内的私生活。立花隆的文章一发表，立刻在国内掀起狂涛巨浪。田中的金钱来源及其选举后援团的负责人越山会女王佐藤昭的艳文，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田中再也经不起如此沉重的一击，只好在处理完善后工作后宣布辞职。

　　田中角荣于1972年担任日本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1974年11月因洛克希德公司行贿事件涉嫌，田中角荣辞去首相和自民党总裁职务，成为自民党内田中派领袖。

　　1976年2月，美国洛克西德公司行贿案爆发。1976年2月4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主席邱比奇在听证会上，揭露了洛克西德公司为向国外推销飞机而以各种名义行贿外国政要的不正当竞争事实。

　　时任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紧急召开自民党和内阁会议，宣布支持司法部门开展调查，并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同时，他命令外交大臣开展“办案外交”，要求美国提供所有涉及日本的材料，为国内办案提供有力证据。

　　1976年3月24日，在日本的强烈要求下，美国与日本签订了《司法协助协定》，同意向日本提供洛克西德案的相关材料。其中包括一张领受人为田中角荣的5亿日元的收据。到7月，日本检察机关先后逮捕了涉案的丸红公司董事长等若干重要人物，取得了相应证据，为逮捕田中角荣作好了舆论准备。

　　1976年7月27日，东京地方检察厅正式逮捕田中角荣，宣布他涉嫌在1973年8月至1974年2月任首相期间，通过丸红公司4次收受洛克西德公司的贿赂款共5亿日元，决定以违犯外汇法嫌疑予以逮捕。随后，经过长达近一个月的审讯后，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对田中角荣以违犯外汇法和委托受贿罪起诉。8月17日，田中角荣缴纳2亿日元保释金后被取保候审。田中角荣退出自由民主党，但田中派依然是自由民主党内一实力较强的派系。

　　取保后的田中角荣组织了强大的律师团，从多个角度为自己进行辩护，加之此后不久，由于检察机关的疏忽，关键证人—田中角荣的司机自杀，其秘书翻供，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介入，案件的审理一波三折。田中角荣不断推出新的证人和证据，同时，他试图从法理上论证首相权限对民间航空公司的自行交易难以产生实际的影响。与此同时，检察机关提出各种反证对田中角荣予以驳斥，并最终通过田中角荣秘书的前妻出庭作证，揭露了田中角荣及其秘书的翻供行为。1983年10月12日，田中角荣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4年徒刑、罚款5亿日元，田中表示不服，提出上诉。在1983年12月众议院大选中，田中以无党派候选人身份继续当选为众议员。

　　田中角荣上诉后，经过二审，1987年，东京高等法院宣判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其后，田中角荣又提起二审上诉。1995年，经过三审，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依法驳回田中角荣二审上诉，维持原判。而此时，田中角荣已病逝将近两年。

　　1989年，田中角荣退出政界，隐居家中。1993年12月16日下午2时04分，田中角荣病逝，终年75岁。

　　

　　1972年9月25日，田中一行到达北京，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人到机场欢迎。25日至28日，周恩来与田中角荣进行了4次会谈。2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田中角荣，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29日，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声明》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布结束。”“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在《声明》中，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守《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规定。《声明》宣布：双方决定以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及政府间的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决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插着中日两国国旗的高级红旗轿车车队，从钓鱼台国宾馆开出，在沿途的警卫下，经木樨地，沿西长安街，急速地向中南海驶去。1972年9月27日，晚饭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通知日方：“今晚8时或9时，毛泽东主席准备会见田中首相”。8时刚过，周恩来前来国宾馆，亲自陪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前往中南海。

　　北京的秋夜，凉风习习，绿树婆娑，在华美的路灯衬托下显得更加美丽。坐在车中的田中首相，心潮起伏，这三天的会谈可以说是一波三折，紧张激烈，但经过两国领导人英明决断，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大局出发，互谅互让，总算基本上达成一致。现在毛主席要接见，可以断定会谈已越过最困难的关口，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认可。

　　车队绕过红墙，驶进中南海，沿着湖边的林荫甬道，徐徐前进。这里环境清幽，道旁的南海在夜幕笼罩下，湖面上闪烁着点点波光。车队在毛主席住的丰泽园停了下来。这是一座18世纪中国宫廷建筑的四合院，青砖灰瓦，园内老槐苍柏，极其宁静。田中等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步入毛主席的书房。房间不算太大，四周排列着巨大书架，上面摆满了线装书、马列著作和各种学术专著。在书架前侧，摆放着四个落地灯，房子正中，几把沙发摆成了半圆形。毛泽东主席见田中首相他们进来，便迎上去同客人们一一握手问候，然后请客人在沙发上落座。

　　“欢迎你，我是个大官僚主义者，见你们都见得晚了。”“怎么样，吵了架吗？总要吵一些，天下没有不吵的。”毛主席以他独特的诙谐和幽默，立时消除了客人们来时的紧张心情。

　　“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田中首相很有礼貌地说。

　　“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毛主席说。

　　周恩来在旁插话说：“两位外长很努力。”

　　“是的，两位外长很努力。”田中首相也补充了一句。

　　毛主席侧过脸，对着大平外相说：“你把他打败了吧？”用手指了一下坐在周恩来旁边的姬外长。说完哈哈一笑。这笑声顿时也感染了在座的其他人，大家都笑了起来。笑声消除了隔阂，使彼此更加接近了。

　　“没有，我们是平等的。”大平外相不好意思地连忙解释。

　　田中首相接着大平外相的话说：“我们进行了非常圆满的会谈。”

　　“那就好了。你们那个‘增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了？”毛主席关切地问。

　　“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田中首相真诚地说。

　　毛主席说：“中日有2000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毛主席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一提到历史就特别有兴趣，娓娓道来。

　　“所以，我们一直听说日中交流的历史有2000年。”日本首相也蛮有兴趣地说。

　　“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毛主席把话题引到田中首相这次访华上来。

　　“美国声明支持我们到中国。”田中首相表明了美国对他访华的立场。

　　“基辛格也通知我们了，不设障碍。”毛主席说。

　　“是的，我同大平外务大臣一同去夏威夷见过美国总统尼克松。”“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因此，美国支持日中两国改善关系。”田中进一步阐明了美国的态度。说着，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熊猫牌香烟，问毛主席：“我是否可以抽烟？”

　　毛主席拿起身边的小雪茄说：“你抽不抽我的烟？”

　　“这个就行了，我本人已经戒烟了，但由于同周恩来谈判的时间长了，又抽上了。”田中首相说着，划着火柴，站起来给毛主席点烟，然后自己把烟点上。

　　主席用英语说了句“Thankyou（谢谢）”。然后，悠然地吸了口烟，柔和的青烟，冉冉地向四周飘散。毛主席转过头问周恩来：“声明什么时候发表啊？”

　　周恩来回答说：“可能明天，今天晚上还要共同研究定稿。要搞中日两种文本，还有英文本。”

　　毛主席深深地吸了口烟，对田中首相赞许地说：“你们速度很快啊。”

　　“是的，只要时机一成熟，就可以得到解决。”田中首相兴奋地回答，接着坦诚地说：“只要双方不玩弄外交手腕，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

　　毛主席专注地听着田中首相的谈话，饶有兴趣地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名誉不好啊”，“你选举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说到这里，毛主席爽朗一笑，对田中首相说：“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正是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解决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啊。”

　　田中首相激动地说：“按照日本宪法的规定，内阁有权处理外交事务，而且，内阁的成员要共同对日本国民负责。所以这次我们三人来中国，谈定联合声明后要报告内阁，取得内阁的承认。”

　　会见中，毛主席谈吐随便，言简意赅，以安详而平和的语调，阐述自己的观点；风趣幽默的语言，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哲理。毛主席的话，不装腔作势，亲切自然，充满魅力，引人入胜。田中等人和毛主席谈得那么和谐亲切，就像老朋友话家常似的，谈古说今，无拘无束，兴趣所至，不时发出阵阵笑声。田中首相见毛主席侃侃而谈，精神旺健，由衷地说：“看来，毛主席身体很健康，今天能见到毛主席很荣幸。”

　　“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毛主席诙谐地笑着说。

　　“他每天读很多文件，你看有这么多书。”周恩来关切地说，并用手指了指靠墙的书架。

　　田中首相随着周恩来的手扫视了摆满各种书籍的书架，无限感慨地说：“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而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

　　一提到书，毛主席就特别兴奋说：“我是中了书毒了，离不了书。”指着周围书架和桌上的书说：“你看，这是《稼轩》，那是《楚辞》。”随手拿起桌上的《楚辞集注》（共6册）递给田中首相说：“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送给你。”

　　田中首相惊喜不已，连忙站起来接过毛主席递过来的书，向毛主席深深地鞠了一躬，动情地说：“非常感谢，谢谢毛主席。我们3个人一定好好学习。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毛主席起身和客人一一握手，并把客人送至门外。

　　田中、大平、二阶堂三人回到国宾馆，日本代表团其他成员听说了与毛泽东主席会见的情况后，个个笑逐颜开。因为，毛泽东会见田中这件事本身以及会见时的友好态度，说明毛泽东主席已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开了“绿灯”。于是，大家情不自禁地举杯祝贺。

　　事后，大平外相在回忆这次会见时这样写道：“毛主席是一位无限深邃而豁达的伟大思想家、战略家，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拘无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是一位一点也不使人感到威严的、慈祥的‘老伯伯’。”

　　

　　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是一个口才极佳的人。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田中角荣也曾是个笨嘴笨舌的人，那么，他是怎样转变成一个有口才的人的呢？

　　田中角荣在《我的履历书》中曾作过记述：他小的时候有过严重的口吃，因为说话困难常常被同学歧视、作弄。有一次，他不小心把几个新的灯泡打碎了，情不自禁地发出“啊！”的一声，从此田中明白了：生了气就可以憎爱分明不自禁地发出声音来，说话是感情和思想的流露。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决心把自己的口才练好。

　　“口吃是个奇妙的东西。”田中角荣回忆道：“说梦话，唱歌的时候，同妹妹说话时就不结巴。跟自己的狗说话也绝不口吃。可是一旦同长辈说话就莫名其妙地结巴起来，越紧张越厉害。读了不少矫正口吃的书，也没有见效。后来他认识到并经常提醒自己： ‘我不口吃’，从而得到自信，这才是要紧的事。他认为有意放声唱、放声朗读大有益处，因此到了深山就练习发大声。

　　口吃的田中角荣，固然有先天的生理缺陷。但他发现自己并非绝对的口吃，进而分析自己在某些场合下并不口吃，如同妹妹等小辈说话。这就是说，环境变异，才诱发他口吃的出现。于是田中决心找到矫正自己口吃的突破口，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演戏。

　　田中角荣这样分析为什么把克服口吃的第一关建立到舞台上。在舞台上表演，虽然台下众目睽睽容易给人造成紧张，但也很有裨益。相反，因为上台不是一般讲话，而是念台词，所以必须事先把要讲的话准备烂熟，还要把剧情台词融会贯通，这样，演戏就与平常说话有了差别，因为演戏前已经把要说的内容练习了无数遍。

　　在当年的学艺会上，田中角荣争取机会要饰演《辨庆安宅之关》中的辨庆。老师知道他口吃，想要田中当 “导演”。但田中角荣在老师跟前软磨硬泡要饰演辨庆，老师看到他如此热诚，终于答应让他担任扮演主角“辨庆”。田中角荣得到这个机会就苦练台词，终于将台词背的滚瓜烂熟。田中在回忆录里这样讲：“其实，我为了完成这个重要任务，想出了两个办法，第一是带上调子讲台词；第二是在演戏的时候加上音乐伴奏，使戏和音乐配合起来，因为这样就等于唱歌，唱歌是不可能口吃的。就这样，成功地演出了辨庆角色，使我对克服口吃增添了莫大的信心。”

　　当天，戏刚一开始，田中角荣拄了金刚杖，打扮成辨庆就上场了。大家要看口吃的田中究竟演什么样的辨庆，所以全场鸦雀无声。……他带着演唱腔调开了头，结果意外顺利地说出了头一句台词。由此得到了勇气，难讲的《劝进帐》台词也能顺利地念下去了。戏一结束，全场就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

　　就这样，经过自己有意识地抓住各个机会锻炼，田中角荣的口才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田中的经历告诉我们，口才是可以锻炼出来的。而他通过演戏克服口吃的故事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一个初登演讲台的人要在众人面前镇静地开口，事先应有充分的准备，说话中心、层次、遣词、用句都要打个腹稿，否则临场时心中无底，就好像一个盲人领着一群盲人，如履薄冰，前瞻后顾。而田中角荣之所以演戏成功,就在于他事先将要说的台词牢牢记住了.因此有人说，没有准备的上场就像衣冠不整地站在众人面前那么狼狈。

　　

　　田中角荣是一位有胆识、有魄力、敢作敢为的政治家。在外交上，田中角荣创下了载入史册的壮举——恢复中日友好关系。战后30年，中日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1972年田中出任首相，决心对此有所突破，他力排众议、冲破重重障碍，毅然于1972年9月访华，同中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仅使日本在与美国明争暗斗的外交舞台上首次打了主动仗，而且为亚洲的安定奠定了基础。

　　田中角荣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两国人民的愿望，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田中能够顺应形势，促进邦交的实现，因而得到日本各界人民的有力支持。但也遇到极少数亲台反共分子的强烈反对，台湾当局也不断向他施加压力。但是田中不为所动，坚决贯彻既定的方针，上任后仅两个月时间，便解决了战后拖延近30年的中日关系悬案。在这一点上，他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和魄力，也是在他任期间的最大政绩。

　　在一般群众看来，田中是个有决断力和实行力的平民政治家，期待他能给日本带来清新的政治。田中撰写的《田中列岛改造论》一书，刚一出版便抢售一空，一个月内销售了40万册。田中在新潟县出生地，一夜之间成了热门的观光地，母校二田小学的教室黑板上，也写出了“像田中首相那样学习，做一个优秀人才”等字样。朝日新闻8月份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田中的支持率高达62%。

　　但是，在政治手段上，如果用“政治是最高的道德”这一坐标来衡量的话，田中角荣就会从顶峰跌入谷底。为了保持权力，田中角荣提出“人数就是力量”。从此，日本的政治成了彻头彻尾的拉帮结派，谁的人数多，谁就是自民党的总裁，而这些头头们拉人的唯一办法就是金钱。由于田中率领的政治家们不择手段地弄钱，日本的大企业也肆无忌惮地大兴贿赂之风。田中角荣型的政治方法只能是昙花一现，不到2年，他就因金钱丑闻被迫辞职。

　　田中角荣是一位人际学大师，他以自己赤手空拳从人生中体验到的实学为武器，通过控制跟对方之间虚虚实实的心理战争，得以在政界发挥压倒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