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艾略特

　　乔治·艾略特，原名玛丽·安·伊万斯（Mary Ann Evans），出生在华威郡一个中产阶级商人家庭（父亲曾是木匠，后暴发成为房地产商人）。三十几岁时，她因翻译工作而开始文学生涯，之后还担任“西敏寺评论”杂志的编辑；在此期间经由介绍，她认识了一生的挚爱刘易斯（George Henri Lewes），刘易斯已有妻室，但艾略特依旧不顾外在压力，与其同居；两人随后迁居德国；回国后，虽不见容于当时社会，但两人仍恩爱幸福，在工作与生活中，相互扶持。

　　由于曾在两所宗教气息浓厚的学校就读，艾略特受宗教影响颇深；平日最喜研究语言，拉丁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希伯来文、希腊文皆能通晓。她一生笃信宗教，却依然极富怀疑精神，一八四一年，随父迁居考文垂，结识自由思想家查尔斯·布雷，受其著作影响，艾略特遂放弃基督教，强烈质疑宗教。因之，在其著作中，偶见其对宗教的理性批判。 因为爱人刘易斯的鼓励，艾略特年近四十岁才开始写作，发表文章于杂志上；一八五九年，才真正发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亚当·比德》，这部小说一年内再版了八次，受欢迎程度不在话下；一八五九年以后，她发表了两部极为成功、著名的有《织工马南传》与《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奠定了在英国文坛的地位。之后，一八六三年的《罗慕拉》，一八六六年的《菲力克斯·霍尔特》，一八七二年的《米德尔马契》，一八七六年的《丹尼尔·德龙达》，更是经典之作，成就非凡。

　　艾略特虽相貌平凡，但情感路上却仍有深刻真挚之真情相伴。爱人刘易斯对其影响甚钜，二人挚爱弥坚，一八七八年，刘易斯去世，艾略特痛不欲生，但仍发奋完成爱人之遗作；两年后，艾略特更下嫁小她二十岁的约翰·克劳斯（John Cross），二人情深意浓，但艾略特却在同年十二月便病故了，结束了她平凡却又丰富的一生。
 

　　尽管对一些批评家而言，将悲剧与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是荒谬的，因为传统悲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超越现实的艺术;然而，20世纪中后期，这两者的结合及其重要性已得到承认，被认为是"19世纪中期最伟大的文学现象之一"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正是成功地将悲剧与现实主义结合的杰作。主人公麦琪的死体现了传统悲剧结构与现实主义的统一。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强调了悲剧主人公的重要性,指出悲剧人物必为男性、身名显赫,而且性格"必须善良",最后陷入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 作为现实主义作家,乔治·艾略特在书中讲述的是普通人的平凡经历,而且主人公是女性。但从人物性格的刻画上看,她保留了传统悲剧性格的原则。她在为这部小说所受到的批评进行辩护时说,"如果艺术的道德规范不允许真实反映一个人本质高尚却不能犯错误———这个错误使他或她高尚的灵魂受到折磨———那么,我认为这种道德规范太过浅薄,有必要对其进行补充以达到与人复杂的心理一致。" 她的话几乎就是对亚里士多德悲剧主人公定义的阐释。在书中,麦琪纯洁、善良、热情、坚强,与她身边冷漠、狭隘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但她天性冲动、缺乏理智,最终做出社会、家人以及她自己都无法宽恕的事,以致心灵承受巨大的痛苦。在麦琪身上体现了传统悲剧人物性格品质的矛盾统一。

　　由于受费尔巴哈等思想进步人士的影响,乔治·艾略特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与宗教决裂,并拒绝上教堂。然而,在艾略特的一生中,她都试图在心中确立起一种对上帝的态度。她既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又充满了对基督教的怀疑和叛逆;她既不信上帝,又对一切虔诚的宗教感情寄予深切的同情与理解;她既无法完全接受基督教,也无法完全抛弃上帝和宗教。因此,在她的作品中,她对上帝的质疑与依赖彼此共存,相互交织。最终,在批判宗教神学及形式的过程中,乔治·艾略特逐步形成了自己以人为本和以爱为核心的基本宗教思想———上帝就是爱。在她的心目中,上帝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存在,只不过上帝的概念和宗教信仰的实质已发生了变化。她心造的、理想的上帝是一个不同于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从自身的认识来感知的上帝。在她的宗教中,"爱"具有起源的意义,人的本质在实践上,最高的和首要的原则必须是人对人的爱和人对自然的爱。

　　在宗教伦理中,爱往往被看成善的集中表现。"爱"在这里具有双重意义:首先是对神的爱,其次是对他人的爱。在基督教传统中,人既应当爱神,也应当彼此相爱。从某种意义上讲,艾略特是认同这种宗教思想的。所不同的是,她认为爱神的表现并非是给神供祭品、唱赞歌、添香火,而是"廉洁、宽厚、仁慈去对待芸芸众生"。就是说,爱神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爱他人才是爱的实质所在,才是对神真正的爱。

　　艾略特在她的早期小说中突出和解、宽恕与利他主义的道德原则,把普通村民的日常生活理想化,用村民们丰富的生活内容来表现乡村生活的充实、和谐和美好,以追求理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亚当·贝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和《织工马南传》中所表现的兄妹、兄弟、朋友、亲人之间的爱与和睦关系,都充分说明了她的这种理想的人际关系。艾略特深信,人性本善,人伦关系的和谐,从根本上讲,要求的是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真正的爱和同情。用《亚当·贝德》中亚当的话来说,"宗教除了概念以外,还有别的东西:使得人们去做正确事情的不是概念———是感情。"人与人之间的美满与理想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爱,只有爱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差距。艾略特与其他浪漫主义作家一样,强调感情作为人的本能不应受到理性和社会文明的压抑,希望通过揭示人们的内心情感生活来表现人类的向善本质。

　　除了重拾旧时的记忆来构筑她的小说世界,艾略特也用她所汲取的各种新知识、新思想营造小说的主题及哲学意蕴。翻译施特劳斯的《耶酥传》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实质》使她确立了人文主义宗教观,摒弃了神学意义上的上帝;从施特劳斯的理论、斯比诺萨(Spinoza)的《伦理学》,她演绎出自己的"同情学说"(doctrine of sympathy):主张尊敬平凡的事物,同情人性的弱点,珍视人面对生活的挫折时表现出的勇气和忍耐。此外,艾略特得益于费尔巴哈的人文主义、乔治·康布(George Combe)的颅相学决定论,构筑了她"因果报应"的观点。费尔巴哈认为相信上帝的旨意就是相信人自己,相信自己该有所得(失)。康布的颅相学的原则认为人的行为取决于其观点,而观点又取决于其颅骨的构造。他在《人的构造》一书中既强调颅相学的决定论,也突出了人思想的变通性,坚信人类的进步。这就是为何艾略特小说在体现因果法则的同时,对人类及社会的进步也抱有深信不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