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

　　乔治·戈登·拜伦：1788年1月22日出生于伦敦一间被租用的简陋房子里。父母都出自没落贵族家庭。他天生跛一足，并对此很敏感。十岁时，拜伦家族的世袭爵位及产业（纽斯泰德寺院是其府邸）落到他身上，成为拜伦第六世勋爵。1801年，为了同拜伦的贵族地位和身份相称，家里决定送他到一所素有名望的学校——哈罗公学就读。这所在1571年由约翰·里恩创建的学校，在英国历史上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人物，其中对拜伦十分崇拜的丘吉尔首相就是这所学校毕业的。

　　哈罗公学毕业后，1805－1808年在剑桥大学学文学及历史，他是个不刻苦的学生，很少听课，却广泛阅读了欧洲和英国的文学、哲学和历史著作，同时也从事射击、赌博、饮酒、打猎、游泳、拳击等各种活动。1809年3月，他作为世袭贵族进入了贵族院，他出席议院和发言的次数不多，但这些发言都鲜明地表示了拜伦的自由主义的进步立场。

　　剑桥大学毕业后曾任上议院议员。学生时代即深受启蒙思想影响。1809-1811年游历西班牙、希腊、土耳其等国，受各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斗争鼓舞，创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Harold'sPilgrimage，1809-1818）。其代表作品有《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唐璜》（DonJuan，1818-1823）等。在他的诗歌里塑造了一批“拜伦式英雄”。拜伦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个为理想战斗一生的勇士；他积极而勇敢地投身革命，参加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并成为领导人之一。

　　从1809－1811年，拜伦出国作东方的旅行，是为了要“看看人类，而不是只在书本上读到他们”，还为了扫除“一个岛民怀着狭隘的偏见守在家门的有害后果”。1809年6月26日，离开英国，去东方（南欧和西亚）游历。在此后的半年内，先乘船到葡萄牙里斯本；再骑马到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和加的斯，经撒丁岛、西西里岛、马耳他岛到阿尔巴尼亚，会晤了那里的统治者阿里·帕夏；12月25日抵达希腊名城雅典。拜伦此次出国远游，饱览了各地的自然景色，观察了各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接触了各阶层的人们。他亲眼看见了给法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的西班牙游击队，看见了在土耳其铁骑蹂躏下正在聚集力量准备发动解放斗争的希腊人民，这次旅行也激发了他对南欧各民族文化的强烈兴趣。这些，都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阿尔巴尼亚开始写《恰尔德·哈罗德游记》。《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第一、二章在1812年2月问世，轰动了文坛，使拜伦一跃成为伦敦社交界的明星。然而这并没有使他和英国的贵族资产阶级妥协。他自早年就知道这个社会及其统治阶级的顽固、虚伪、邪恶及偏见，他的诗一直是对这一切的抗议。

　　1811－1816年，拜伦一直在生活在连续的感情旋涡中。在他到处受欢迎的社交生活中，逢场作戏的爱情俯拾即是，一个年青的贵族诗人的风流韵事自然更为人津津乐道。拜伦在1813年向安娜·密尔班克小姐求婚，于1815年1月和她结了婚。这是拜伦一生中所铸的最大的错误。拜伦夫人是一个见解褊狭的、深为其阶级的伪善所囿的人，完全不能理解拜伦的事业和观点。婚后一年，便带着初生一个多月的女儿回到自己家中，拒绝与拜伦同居，从而使流言纷起。以此为契机，英国统治阶级对它的叛逆者拜伦进行了最疯狂的报复，以图毁灭这个胆敢在政治上与它为敌的诗人。这时期的痛苦感受，也使他写出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的诗，表示向他的压迫者反抗到底的决心。1816年，拜伦居住在瑞士，在日内瓦结识了另一个流亡的诗人雪莱，对英国统治者的憎恨和对诗歌的同好使他们结成了密友。

　　拜伦在旅居国外期间，陆续写成《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1816-1817）、故事诗《锡隆的囚徒》（The Prisnero fChillon，1816）、悲剧《曼弗雷德》（1817）长诗《青铜世纪》（1823）等。巨著《唐璜》是拜伦最重要的一组诗，半庄半谐、夹叙夹议，有现实主义的内容，又有奇突、轻松而讽刺的笔调。第一、二章匿名发表后，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英国维护资产阶级体面的报刊群起而攻之，指责它对宗教和道德的进攻，是“对体面、善良感情和维护社会所必须的行为准则的讥讽”，“令每个正常的头脑厌恶”，等等。

　　1824年不幸遇雨受寒，一病不起，4月19日逝世。他的死使希腊人民深感悲痛，希腊的独立政府宣布拜伦之死为国葬，全国哀悼三天。6月29日，灵柩运抵伦敦。

　　拜伦搜寻英雄，并不是非限于东地中海各国和中世纪不可，因为给拿破仑加上一件浪漫主义的外衣是不难的。拿破仑对十九世纪时欧洲人思想的影响深极了；克劳泽维茨、斯当达尔、海涅、费希特和尼采的思想，意大利爱国者的行动，都受到了他的精神感召。他的阴魂在整个时代昂首阔步，这唯一强大得可以起而反抗工业主义和商业贸易的力量，对和平论与经营商店倾注一阵嘲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打算破除这个幽灵，但是劳而无功，因为这鬼怪从来也没有比现在势力更大了。

　　只有一度他暂时对他的英雄感到了厌恶：那是在1814年，当时自杀（在他认为）要比退位来得体面。那时候，他从华盛顿的美德寻求安慰，但是拿破仑从埃尔巴岛一回来，这种努力就不再需要了。当拜伦死的时候，在法国“许多报纸上讲本世纪的两大伟人拿破仑和拜伦几乎同时弃世了”。卡莱尔在当时认为拜伦是“欧洲最高尚的人士”，感觉他好像“丧失了一个弟兄”；他后来喜欢上歌德，但是仍旧把拜伦和拿破仑相提并论：

　　“对于你的那些高尚人士来说，以这种或那种地方语言发表某个这样的艺术作品，几乎成了必需的事。因为正当地讲，除了说这是你在跟恶魔堂堂正正开始交战以前同它的争论而外还是什么呢？你的拜伦用诗和散文及大量其他东西发表了他的《乔治勋爵的悲伤》：你的波拿巴特以惊人的大气派上演了他的歌剧《拿破仑的悲伤》；配的音乐是大炮齐鸣和满世界的杀人叫喊；他的舞台照明就是漫天大火；他的韵律和宣叙调就是列成战阵的军士的步伐声和陷落中的城市的声响。”的确，再往后三章，卡莱尔发出断然的号令：“合起你的拜伦，打开你的歌德”。但是拜伦是渗在他的血脉里的，而歌德始终是一个志趣。

　　在卡莱尔看来，歌德和拜伦是对立人物；在阿尔夫雷·德·缪塞看来，他们是往快活的高卢灵魂中灌注忧郁毒素这场罪恶勾当里的同谋犯。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法国青年似乎只是通过《维特的悲伤》（TheSorrowsofWerther）认识歌德的，根本不认识奥林帕斯神式的歌德。缪塞责备拜伦没有从亚得里亚海和贵丘里伯爵夫人得到安慰——这话不对，因为他在认识她以后就不再写《曼弗里德》了。但是《唐璜》在法国和歌德的比较愉快的诗同样少有人读。尽管有缪塞的恶评，从那时以来大部分法国诗人一向以拜伦式的不幸作为他们吟咏的最好材料。

　　在缪塞看来，只是在拿破仑以后拜伦和歌德才算世纪的最大天才。缪塞生在1810年，是属于他在一首关于法兰西帝国的盛衰荣辱的叙事抒情诗里形容的“concusen tredeuxbatailles”（两次战役之间孕育的）那个世代的一人。在德国，对于拿破仑的感情比较分歧。有像海涅那样的人，把他看成自由主义的强有力的传播者，农奴制的破坏者，正统主义的仇敌，让世袭小邦主发抖的人；也有一些人把他看作基督之敌，以高贵的德意志民族的破坏者自命的人，是一个彻底证明了条顿美德只有靠对法国的难消解的憎恨才能得到保全的不义之徒。俾斯麦完成了一个综合：拿破仑总归还是基督之敌，然而不是单单要憎恶的、而是应效法的基督之敌。尼采承认这个折衷，他怀着令人毛骨悚然他喜悦讲古典的战争时代就要到来了，这恩惠不是法国大革命而是拿破仑给予我们的。就这样，拜伦的遗产——民族主义、撒旦主义和英雄崇拜，成了德意志精神复合体的一部分。

　　《拜伦传》的作者鹤见祐辅对拜伦至高的评价：“拜伦挥动着他那热烈如火的诗笔，震撼了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他的声音像天的声音一样，穿透了地上万民的心胸。他的真实，以宇宙大真实的威力，降落在一般大众的头上。……只要人类还没有失去对自由、爱国、民族独立和个性发扬的思慕与渴仰，诗人拜伦的气魄便会永久地阔步在大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