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者，也是上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的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罗素也被认为是与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怀特海一同创建了分析哲学。他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对逻辑学、数学、集合论、语言学和分析哲学有着巨大影响。

　　1872年5月18日，罗素生于英国辉格党贵族世家。其祖父约翰·罗素勋爵在维多利亚时代两度出任首相，并获封伯爵爵位。其父安伯力·罗素是一位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因为鼓吹节育而失去国会的议席。与著名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穆勒是好友，穆勒也是伯特兰·罗素的教父。罗素4岁时失去双亲，由祖母抚养。他的祖母在道德方面要求极为严格，精神上无所畏惧，敢于蔑视习俗，曾将“不可随众行恶”（出自圣经旧约·出埃及记23:2）题赠给罗素，这句话成为罗素一生的座右铭。

　　罗素的童年是孤独的。祖母没有让他上一般贵族子弟上的公学，而是让他在家接受保姆和家庭教师的教育。罗素在青少年时期先后对数学，历史和文学感兴趣。11岁时他的哥哥教给他欧氏几何学，从此数学成为他一生的爱好。他的叔叔零碎地给他讲过一些科学知识。他很快发现科学和宗教是有矛盾的，约在17岁时经思考放弃基督教信仰。他在祖父的书房里阅读了大量历史和文学著作，这对他今后的著述有很大影响。

　　1890年，罗素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数学，哲学和经济学。他的数学老师怀海德非常赏识他的才能，介绍他与时任剑桥大学哲学讲师麦克塔戈和后来成为大哲学家的穆尔相识。罗素于1893年获得数学学士学位，而后在第四年转学哲学，并获得伦理科学学士学位。他对选择以哲学还是经济学为职业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撰写了一篇论述非欧氏几何学研究员资格论文，这篇成功的论文使他在三一学院获得为期六年的的研究员资格。至少在1930年代早期之前，他努力跟踪新物理学的发展。

　　1894年，罗素不顾家人反对，与比他年长五岁的美国姑娘阿露丝·波尔萨斯·史密斯结婚。婚后第三年，他和妻子一道去柏林，在那里研究经济学和政治学，仔细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德国工人运动领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来往，还参加工人的集会。罗素这些活动的成果，表现在1896年出版的《德国的社会民主》这本著作中。第二年，他又出版了《论几何学的基础》，这是在他研究员资格论文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1900年7月，罗素在巴黎国际哲学会议上遇到了意大利逻辑学家皮亚诺，在皮亚诺的数学逻辑系统中找到他多年来所寻求的“用于逻辑分析的工具”，从而使他在实现把数学还原为逻辑的技术可能性上打开了眼界。罗素对皮亚诺的技术进行改进，而后转到分析数学基本概念工作上。在几个月里，他处于智力上的巅峰状态，灵感有如泉涌，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收获。罗素于该年底完成《数学的原理》（The Principies of Mathematics)的初稿，经过仔细修改于1903年出版，这部著作至今依然是数学基础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之后，罗素和怀特海合作撰写《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罗素主要负责哲学方面内容，怀特海主要负责数学方面内容，他们相互交换草稿，共同订正。其工作的巨大成果分为三大卷分别于1910、1912和1913年出版。这部著作是20世纪科学的重大成果，被誉为是“人类心灵的最高成就之一”，为罗素赢得了学术上的崇高地位和荣誉。

　　在此期间，罗素并没有忽视哲学的其他方面。他于1905年在《心灵》杂志上发表了《论指谓》这一名文，该文确实出自他对逻辑学的研究并奠定了他著名的摹状词理论基础。他于1911年发表的《亲知的知识和摹状的知识》首次阐明了这两种知识间的重要区别。1912年，他在“家庭大学丛书”中出版了《哲学问题》一书，他对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感到满意，因为它包含了他的许多基本哲学观点。1914年3月，罗素赴美国，在哈佛大学开课，为诺威尔讲座作系列讲演。他的讲演受到了热烈欢迎，讲演稿以《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为题于1914年8月出版。该书所采取的是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它把罗素置于约翰·洛克、伯克莱、大卫·休谟和约翰·穆勒的继承者的行列。

　　随着一战的爆发，罗素对哲学的兴趣被他对欧洲文明面临的巨大威胁之恐惧所压倒，而作为反战人士投身到写作、演说和组织活动中去。1915年初，他写了一本反战的小册子《战争恐惧之源》，颇有影响。1916年，他出版了一本重要的政治著作《社会重建原则》，该书对婚姻、教育、教会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与流行看法相左的观点，引起了英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自1914年英国参战到1917年底，他还一直为反战活动而奔波。他组织了“拒服兵役委员会”，并因一张传单而被法院判为有罪，并因此被三一学院解职。1918年，他因撰写一篇反战文章而被判刑入狱，他在狱中完成《数学哲学导论》，并开始撰写《心的分析》。自1916年后，罗素只有相对短期的大学职业，主要依赖写作谋生。这是他以后著述多产的部分原因。

　　1920年5月，罗素以非正式成员身份随工党代表团访问苏维埃共和国，考察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工作。他对苏俄政府的统治感到失望，甚至于恐惧。他的看法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得到阐述。同年8月，罗素应邀到中国讲学。10月在南京大学（时称国立东南大学）发表《关于哲学》的讲演，倡导以逻辑推理与科学方法求知。他对古老悠久的中国文化极为敬佩，对中国人的教养和幽默感十分欣赏。在中国时罗素患上严重疟疾，以致日本人谣传他已病故。后来他的这些演讲以《物的分析》等为题发表出来。1921年罗素回到英国，与多拉·布莱克结婚。生有一男一女。

　　父亲的角色使他对教育发生了兴趣，和妻子一道创立了一所实验学校。在罗素看来，这所学校并不成功，而且运转费用昂贵，使他有必要去美国讲学，筹集钱款。1932年，他与多拉离婚，不再参与学校事务，多拉则自己独自经营，直到1943年。

　　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罗素撰写了大量有关俄国、中国、相对论、历史、教育、性道德、国际关系、宗教和未来社会的著作，其中较重要的有《心的分析》（1921）、《论教育，尤其是幼儿的教育》（1926）、《物的分析》（1927）、《哲学大纲》（1927）、《怀疑论文集》（1928）、《道德与婚姻》（1929）、《教育与社会秩序》（1932》、《自由和组织》（1934）、《宗教和科学》（1935）、《权力：一个新的社会分析》（1938）。

　　尽管这些活动的许多部分是为了挣钱维持生计，但罗素仍然是各种政治活动孜孜不倦的支持者。1930年代中期，由于厌倦这种生活和需要支撑两个家庭（他于1936年再次结婚，次年得子），他希望重归大学生活。这并不容易，因为大学职位稀缺，而罗素又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1938年，他在牛津大学演讲，而后又在芝加哥大学和洛杉矶州大学获得访问职位，最后纽约市立学院给他提供了一个永久职位。此时，二战爆发，而他被困在了美国。

　　由于罗素对堕胎、离婚和同性恋问题看法“不够正统”，这个聘任引起了纽约天主教社团的反对，在一场著名的诉讼中被推翻。幸好，哈佛大学仍然坚持原来的邀请，让罗素去作詹姆斯讲座的演讲，为期一年，演讲稿于1940年以《意义和真理的探究》为书名出版。

　　由于保守势力猖獗，罗素的其它讲学和旅行计划纷纷告吹，各家报纸也不敢向他约稿，这使罗素差不多完全失去维持生计的手段，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时，费城的百万富翁巴恩斯博士把罗素从困境中解救出来，邀请罗素在费城的巴恩斯艺术基金会讲授西方哲学史（为期5年）。尽管巴恩斯于1942年解雇了罗素，但他永远解决了罗素的财务问题，因为罗素得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违约金，而他的演讲则成为使他获得巨大成功的《西方哲学史》（1945）的基础。这部作品是他后期国际声誉的主要来源之一，而其版税则是收入的主要来源。

　　1944年，罗素回到英国，并接受了三一学院的聘请，并在那里完成了最后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人类的知识》（1948）。他的返回不仅标志着他与三一学院关系的改善，而且标志着他与英国行政机关关系的改善。他对一般的共产主义尤其是苏式共产主义的持续谴责很适合于冷战时期，因此罗素享受了一段不寻常的声誉。（虽然他同时也批评美国人的核弹和审查制度）。1949他被选为英国科学院荣誉院士[3]  ，1950年英王乔治六世向他颁发“功绩勋章”，这是英国的最高荣誉。

　　1950年，罗素应邀去澳大利亚作巡回讲演，他除了在各地讲演，还在电视台发表演说，到大学开设课程，并给报纸撰稿。他的讲演稿后来编成《变化中的世界的新希望》一书。接着，他应邀到美国讲授哲学。在去普林斯顿大学作讲演的途中，传来诺贝尔奖金委员会向他颁发文学奖的消息（获奖作品为《婚姻与道德》），发奖的原因是罗素的“哲学作品对人类道德文化做出了贡献”。罗素飞抵瑞典受奖，发表获奖演说《政治上的重要愿望》，他借这个重要讲坛呼吁世界和平。约在同期，与第四任妻子结婚。

　　斯大林逝世后，罗素对苏联政府的态度趋于缓和，而核战争的威胁开始支配他的思想。他晚年最为关心的，就是在这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中人类的前途。在1950年代，他广泛撰写有关战争危险的文字，并越来越感到需要行动。他于1955年争取到爱因斯坦的支持（爱因斯坦在同意信寄达前不久逝世），发表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或称《爱因斯坦——罗素宣言》）。他还向各国著名科学家征集签名，召开了一次世界性会议，商讨采取什么实际步骤来应对由原子武器出现面临的危机。由于签名的著名科学家很多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该宣言造成了很大影响。其后，该会议逐步演变为著名的《维也纳宣言》。

　　罗素于1958年为促进核裁军活动，而后创立非暴力反抗运动百人委员会。1961年，他因煽动非暴力反抗运动再次入狱。对罗素来说，1960年代是政治上忙乱的年代，他对许多事业给予支持，反对越南战争，并与让·保罗·萨特一并成立了罗素-萨特特别法庭。1964年，他建立了“罗素和平基金会”，为筹集基金而拍卖了他的部分文献档案。他于1967年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他的最后政治声明是有关中东的，谴责以色列袭击埃及和巴勒斯坦难民营。这个声明写于他逝世（1970年2月2日）的前两天，这说明罗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为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的前途操劳。

　　父子都是大师的情况不多见，如果有，就几乎一定是子不如父；但师徒都是天才的事情却比比皆是。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就是师徒天才。不过，在重要的哲学家里，摩尔也应该算是维特根斯坦的老师，维特根斯坦在1912年到剑桥上学，同时听罗素和摩尔的课。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师徒关系从来就有点不一般，与其说是名义上的师徒关系，还不如说是事实上的互为师徒关系。在天才的朋友之间，互为师徒关系其实很正常。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里，维特根斯坦在谈到所受的影响时说他“只想提到”弗莱格和罗素；罗素则说过“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对我有深刻的影响”（《我的哲学的发展》P.112）

　　罗素无疑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但应该说不如维特根斯坦那么伟大。不过，有着特别的自豪感的英国人可能不以为然，英国哲学家艾耶尔在一本讨论维特根斯坦的书中有过如此有趣的赞叹：维特根斯坦如此伟大，以至于成为仅次于罗素的哲学家。

　　罗素的才华不仅超群，而且像他这个人一样多彩。按照中国的说法叫做“多才多艺”。罗素同时是伟大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以及社会评论家，严格说来，作为数学——逻辑学家的罗素比作为哲学家的罗素要重要得多，他在数学——逻辑上的成就几乎是划时代的，他是数学中“逻辑派”的领袖，尽管他的一个基本看法——数学可以完全由现代逻辑来说明——现在看来非常可能是错误的。罗素的文字有一种恐怕想学也学不来的幽默机智，堪称典范，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概可以证明这一点，据我所知，罗素是不靠文学作品（小说和诗）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柏格森，英国首相丘吉尔也不是靠小说诗歌获奖）。

　　罗素同样喜欢数学和哲学，但最早喜欢的是数学，原因是这样的：罗素小时候，家里气氛十分严肃，特别讲究规矩和清教徒的美德，而且不许怀疑，于是罗素只好去喜欢数学，理由是“数学是可以怀疑的，因为数学没有伦理内容”。可是后来还是喜欢上哲学，长辈们很不以为然，总是说：“什么是精神？那决不是物质，什么是物质？那决不是精神”。罗素在《记忆中的人物》里写道：“这句话听了五、六十遍之后，我就不觉得可乐了”。

　　罗素活到90多岁还有清楚的头脑和不老的热情。有个故事说，罗素在70多岁时说他的已经80多岁的老师怀特海“真是老糊涂了”，而怀特海反过来说罗素“还是不成熟”。顺便说说罗素的老师怀特海，他也是个天才，非常年轻就成了剑桥的教授。由于他是天才，所以很快就看出罗素也是天才，罗素在剑桥上大学时，怀特海来上课，对罗素说：“你不用学了，你都会了”。不久后他们由师生变成合作者，共同写作了划时代的著作《数学原理》。罗素跟数学大师哈代说他做了个梦，梦见200年后剑桥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正在把过时无用的书扔掉，当拿起《数学原理》时感到没有把握是否应该扔掉，这时把罗素急醒了。

　　维特根斯坦甚至更加“多才多艺”，10岁就自己做了一台缝纫机，大了做过飞机的发动机，在数学和逻辑上也有独到的贡献，艺术造诣没得说，单簧管水平是专业的，还建过一栋楼房，设计风格在当时算是前卫的，哲学的创造性在本世纪可说是第一。至于生活，看起来比罗素更有不同寻常之处。由于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和思想比较离奇，于是许多人对他的不同寻常有些夸张，有些进行了夸张的赞扬，更有些进行了无耻的诽谤，不过，对天才进行抵抗和批评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恶习。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是个亿万富翁，维特根斯坦把他所继承的遗产全部送给别人；维特根斯坦还是个勇敢的士兵，他的战友回忆说，有一次对方的炮火打得大家东躲西藏，只有维特根斯坦在继续干活。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个伟大的人吗？

　　天才有时候不一定知道自己是天才，但一定知道另一个天才是天才。有一次维特根斯坦跑来让罗素判断他是天才还是傻冒：“如果是傻冒，我就去开飞艇；如果是天才，我就会成为哲学家”，结果罗素告诉他无论如何不用去开飞艇。维特根斯坦的另一个老师摩尔也非常欣赏维特根斯坦，理由是“我在讲课时他看上去很困惑，而其他人都不是这样的”。罗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故事很多。维特根斯坦拿他的不朽著作《逻辑哲学论》到剑桥申请博士学位，答辩主持人是罗素和摩尔，随便聊了聊之后，罗素提问说，维特根斯坦一会说关于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一会又说能够有绝对真理，这是矛盾。维特根斯坦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别急，你们永远也搞不懂这一点的”。这样答辩就算结束了，罗素和摩尔一致同意通过答辩。像这样伟大浪漫的事情只有当几个伟大的人凑到一起才有可能。类似的事情还有，维特根斯坦后来拿另一本书（《哲学评论》）去申请研究基金，又归罗素来鉴定，罗素不喜欢这套新理论，他的评语大意是：这本书非常有创造性，但在他看来是错误的，然而同意给他研究经费。想想看这是什么样的胸怀。摩尔甚至可能有着更宽阔的胸怀，据说英国国王曾接见摩尔，表彰他对哲学的贡献，称赞他是头号哲学家，摩尔说，不对，维特根斯坦才是头号的。

　　相比之下，维特根斯坦对待罗素和摩尔要苛刻得多，他曾经“狠狠地”批评过罗素和摩尔的理论。有一次，维特根斯坦对罗素再版《数学原理》评论说，《数学原理》有许多错误，靠出一个新版本也无济于事。在哲学上，维特根斯坦可能更看不上罗素，维特根斯坦把他的《逻辑哲学论》给弗莱格和罗素看过之后认为，弗莱格“一个字也不懂”，而罗素也好不到哪里去，罗素甚至没有理解“主要论点”。当然，维特根斯坦决不是觉得罗素特傻，显然维特根斯坦承认罗素对他的影响，只不过他觉得像罗素这样聪明的人都居然没有理解他的新思想，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情。而且，维特根斯坦的苛刻是一种非常认真公正的态度。有一次罗素在学术会议上对“几个傻瓜”保持礼貌，结果维特根斯坦义愤填膺，认为罗素没有当面告诉那几个傻瓜他们是多么愚蠢，是一种缺德的世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