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とくがわ いえやす)（天文11年12月26日－元和2年4月17日；1543年1月31日—1616年6月1日）日本战国时代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江户幕府的第一代将军。生于名古屋附近的冈崎，为冈崎城主松平广忠之长子，原姓松平氏，小名竹千代,初名元信，后改名元康，最后改名家康，1566年奉敕改姓德川。德川家康的先祖是发迹于三河地方的一个土豪，在战国时代逐渐上升为战国大名，到松平广忠这一代时，松平氏已领有整个三河国。但其领国被夹在势力较强的两个大名尾张的织田氏和骏河的今川氏之间，地位很不巩固。

　　1547年松平广忠与尾张的织田信秀作战，为请骏河的今川义元援助，将六岁的家康送作今川氏的人质，但中途被织田氏所夺，监护在热田有两年之久（一说被扣在那古屋）。在此期间，其父广忠被自己的近臣暗杀。1549年担任今川军师的太原雪斋指挥七千大军攻陷三河的要冲安祥城并掳获了守将织田信广，雪斋遂跟织田信秀交涉，成功以信广交换被劫走的松平竹千代（德川家康）。德川家康便返回冈崎城，仅十日又作了今川氏的人质。八岁至十九岁这十二年间，德川家康作为人质住在骏河。

　　1560年桶狭间之战，织田氏大败今川氏，今川义元阵亡。从此德川家康摆脱今川氏而独立，1562年与织田信长结成同盟，开始全力经营三河。由于他求成心切，采取过激措施，激起了1563年三河国全境的一向宗起义。经过他近一年的攻战，残酷地镇压了起义后，才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地。

　　1568年德川家康的同盟者织田信长进入京都，迈出了统一全国的第一步。这时已在三河打下了坚实基础的德川家康开始采取东进政策。1570年他联合织田信长在妹川打败浅井氏、朝仓氏，将治所迁往滨松。但这时武田信玄也想夺取全国政权，为扫清进军道路上的障碍，屡次出兵远江和三河。

　　1572年10月，武田信玄率四万五千人大举进军京都。德川家康闻讯率自己所部及织田信长援军一万余众迎战于三方原。此战便被称为三方原合战。由于双方兵力悬殊，且用兵之妙信玄又略高一筹，结果德川、织田联军大败，织田援将·平手凡秀战死。此战死伤千余，德川家康逃回滨松城。此役德川家康虽然打了败仗，但武田信玄却十分佩服德川军的勇猛顽强。武田信玄的猛将马场信秀事后对信玄说：“看了三河军的尸体，面朝我军倒下的都是脸朝下，面向滨松倒下的都是脸朝上，这说明这些士兵都是向前冲杀时战死的，因想逃跑而被处斩的一个也没有。”据说德川家康就是经过此役而取得了“海道一雄”的名声。

　　此后德川家康一面与武田氏对抗，一面加强领内建设。1575年5月，联合织田氏于长筱之战大破武田胜赖，1581年陷远江的高天神城，把武田氏驱逐出远江。翌年随织田氏灭掉武田氏，领有骏河。

　　1582年织田信长死于本能寺。信长一死，围绕政权落入谁手的问题各大名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本能寺之变时德川家康正在界市，因急取近道需经伊势返回三河，期间由服部半藏等护送平安回到三河，才免遭危难。

　　德川家康返回冈崎后，发现中央的实权已被丰臣秀吉夺去。为了积蓄实力准备将来与丰臣秀吉分庭抗礼，他更加坚定了东进的决心。不久发兵占领了甲斐，同时把手伸进了信州。至1583年前后，德川家康已先后把三河、远江、骏河、甲斐、南信浓五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当时东海道地区兵农分离进行得很缓慢，还没有像大内氏和北条氏那样形成大名的城下町，家臣和自己的封地还紧密地联在一起，因此要控制家臣必须牢牢地控制住土地。鉴于这种情况，德川家康当时对所属家臣一律采取给予封地的形式，通过土地这个纽带来控制家臣。

　　这一时期德川家康也很重视发展领内的工商业。早在三河国时他就把三河的小山新市作为“乐市”，免除各种税役。迁入滨松后，他又整顿了各种工商业团体。征服甲斐后，统一了通过甲斐全境的度量衡，招揽外地商人到三河、远江进行贸易。通过这些措施，德川家康不仅稳定了对新领地的控制，而且增强了经济实力。

　　此后丰臣秀吉步步推进国内的统一，不久当上了关白和太政大臣，名副其实地掌握了全国政权。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之间也很自然地变成了近似于主从关系的一种关系。

　　丰臣秀吉征伐九州时，德川家康未被征调，摆脱了一次巨大的消耗。但1590年征伐小田原城时他参加了战斗。北条氏灭亡后，德川家康被封于关八州，年贡260万石。1590年8月1日德川家康离开五国迁往江户（现东京），从此采取一系列措施，全力经营关东。

　　首先，采取新办法配置家臣。德川家康在靠近江户的武藏、相模等地，集中了直辖地和封地在一万石以下的下级家臣。万石以上的高级家臣配置得尽量远些，分布的密度是关东的西南部略稀，东部与敌对性大名接壤的边境地带较密。显然，这样配置是一种临战体制。而且他在进入关东的同时，便决定将封地换算成产量发给家臣。这些措施对进一步控制家臣，巩固关东新领地起了很大作用。

　　其次，德川家康为了调整农村中的租佃关系，稳定新领地的秩序，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检地。其具体办法是，在土地登记册上，在隶属农民登记人姓名的右上方标上人名肩书，表明该人耕种的土地其领有权是属于哪个名主的。这样做，是既承认身为领主的名主的土地领有权，使其负担交缴年贡的责任，另一方面又承认租佃者尚不稳定的耕作权。这种措施对治理关东这种比较落后的地区是得策的。

　　最后，德川家康也十分注意发展领内的工商业。为了解决陆路运输和吸引外地商人来江户经商，从江户和周围农村征调人夫建立了道中云马役。为了解决水路交通问题，组织人力挖掘沟渠，使船舶可以直接停靠江户城下。又指定专人管理领内的度量衡；委托从旧领地跟来的土豪式商人发展江户的市区建设和对工商业进行管理；1592年以后，铸造了号称武藏小判的一两金币，以促进货币流通。随着江户建设的步步进展和工商业的繁荣，外地商人纷纷来到江户。德川家康对关东的建设，为他后来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援和巩固的根据地。

　　1598年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是五大老的首领。1600年，他进攻上杉景胜。接着于当年9月的关原之战打败石田三成，掌握了全国政权。1603年2月，被朝廷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右大臣、源氏的长者（即源氏的族长、家主）。同年，他在江户开设幕府。1605年，把将军职让给了儿子秀忠，退居骏府城，但作为大御所仍然掌握着军政实权。1615年5月大坂（今大阪）之役，灭掉丰臣秀赖，实现了所谓的“元和偃武”。1616年3月，出任太政大臣。4月17日死于骏府城，终年76岁，葬于久能山。翌年，追谥正一位，受东照大权现的敕号，后改葬日光山。

　　德川家康一生的最大业绩在于他继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之后，改组和强化了日本的封建秩序，把日本封建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开创的德川幕府在日本历史上维持了长达260多年的和平统一局面，这给日本封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庄园制时代略好一点的社会环境。但是，德川家康所改组和强化的日本封建制度，仍然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严格的身分制度把每个人都死死地固定在一个狭窄的框子里，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他推动海外贸易并非要民间贸易自由发展，走上近代重商主义的道路，而是出于幕府政治和经济的需要，维护封建的政治统治，其范围只限于由极少数幕吏、大名、特权大商人所把持的官方贸易，一旦超出幕府的政治需要，就立即加以取缔或限制。1612年颁布的禁教令，从1615年开始对朱印船贸易的限制。此外，德川家康晚年推行儒佛合一的思想统治，这种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的战国时代，诸侯割据，大名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十分激烈，实现国家统一是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形势下，德川家康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必须对统一的大局有清醒的认识，因时、因地制宜，采取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顺应了时势，举措得宜的。

　　本能寺之变以后，丰臣秀吉捷足先登，抢先控制了局面，使德川家康失去了一次夺取全国政权的机会。当时大局虽然对他很不利，但这时他与丰臣秀吉之间的关系和实力已非昔日的织田信长与他的关系可比。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他采取了有限的行动。1584年，德川家康应织田信雄之请，与丰臣秀吉战于小牧、长久手，就是出于有限目的的一种有限行为。长久手之战，德川家康打败了丰臣秀吉的一个支队，打死了丰臣秀吉的勇将池田恒兴，迫使丰臣秀吉以相当有利于他的条件讲和，这对全国都很有影响，丰臣秀吉对德川家康不得不另眼相待。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时，没有把德川家康的部队编入渡海战列。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使丰臣政权和西南大名损失惨重，而德川家康却在和平建设中积蓄了财力，壮大了力量。这些变化是丰臣氏政权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德川家康后来夺取全国政权的重要转折点。

　　注意内治是德川家康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德川家康的内治是和改组与强化封建秩序溶为一体的。在取得全国政权前，每占领一地，总要对新领地的统治加以整顿，而不是一味追求武力扩大版图。夺取全国政权后，为了巩固政权，除保持丰臣秀吉的政治成果外，又采取了一系列改组和强化封建秩序的措施。

　　家康爱好学问不仅仅是出自知识欲，他是想要让学问对自身起到帮助作用。

　　一次，家康在谈话中对本多正信说道：“在年轻的时候，我忙于奔走战场，没有时间来研究学问，所以到老来一无学问。但我曾从他人处学到老子说过的一句话，直到现在也忘不了。那就是‘知足者常乐’。”

　　家康的处世哲学是质素俭约。“时时知足”的他厌恶奢侈、浪费之事，不仅是对自己，时常也对家臣劝诫。外出狩猎也并不作特别周到的准备，只带一小撮饭团和梅干，在山野之中，分两三次把它吃完，如果剩下也不扔掉，就这样带回去，并且让随行的家臣们也这样做。

　　某次狩猎之时，同行的一个年轻家臣梳着当时的流行发型，家康见到便将其叫到身边责备道：“混帐小子，尔祖父身居要职，心存武道四方奔走，也不似你这般结发招摇。”他认为：“武士就应象武士的样子，朴实的打扮最是顺眼。武士乘着轿子往来行走，尤其是不到五十岁，身着那种捻线绸和木棉的生硬衣服，光脚着草鞋走路，自以为得意的家伙，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家康从小就经受了无数辛苦，他时常教导家臣们要不断忍耐，忍耐，再忍耐。在家臣中有一人性子非常急，别人说些闲言碎语也会立刻动怒，进而和对方争吵。家康教导这个家臣道：“你对这些闲聊的话也动气争吵可不行哪。要是在战争的时候，你一定怀着击败敌人的大将的气势吧。就用这种气势，从今以后你不该理睬对方的寻常言语，就象打击你心内敌人的大将那样，逮着无聊话的失脚才予以痛击。这样做的话，就不会做这样无谓的争吵了。”

　　又有一次，他对年轻家臣道：“我有两句令你们安身立命的要诀，分别是三字和六字，你们想听哪一个？”旁边的家臣们回答：

　　“都想要知道。”

　　“三字是‘向上看’，六字是‘不忘自己限度’，你们可不能忘了这个。”家康教道。

　　向上看是无限的，忘了自己的限度，只是因羡慕而一味向上爬，就会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向上看”与“不忘自己限度”，这两句话看似简单，可其中的道理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呢？平凡之人遇到些许困难，就痛哭流涕，以头抢地曰“天弃我！”有人甚至因此而直接放弃自己的性命。他们正是因为做不到一直向上看，而在各种困难的打压下变得默默无声了。至于“不忘自己限度”，又是谁能真正把握得了的呢？当个人名利双收，蜚声内外之时，又有谁能准确地预知这究竟是不是已经到了自己的巅峰呢？像李斯那样辅佐秦始皇吞并天下的人，应该说是有大才学了，可就是他也只是在自己临要腰斩之时才知道哭着对儿子说自己其实想和儿子过一种骑着马带着黄狗追逐野兔的咸淡自由的生活，但是他明白得不太晚了些吗？而蒋介石，在成为近代第一位使国家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获得胜利的领袖之后，便感到飘飘然，不顾客观事实，自信满满地发动内战，结果只三年，就把自己清剿到海峡那边去了。自己也由抗日救国的伟人转变为挑起内战的罪人。类似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在我们感慨于这些曾风光无限的人最后却落得寂寥惨淡的结局时，也真是不得不佩服德川家康的这两句秘诀了。

　　家康特别厌恶浪费，曾经说过：“不必将家臣安置在宽适的公馆里。公馆宽敞的话，就会去建造不必要的建筑，修搭泉水庭石，招揽许多人，花费大量金钱，结果使他们好逸恶劳。”

　　家康有一晚闻得异声，不知何事，便去值班室查看究竟，原来是年轻的家臣们在榻榻米之上正在相扑作乐。家康一边笑着一边说：“精神饱满地相扑固然不错，但给我把榻榻米翻过来再闹吧。”

　　又有一次，江户城内的侍女们抱怨饭菜道：“都是咸菜怎么让人吃得下。”家康便找来了炊事长净庆，告诉他侍女们的抱怨，净庆回答道：“现在用来做咸菜的萝卜还剩下很多，放糖的话就不能吃了。”

　　家康道：“这样啊，那么现在盐的咸度就可以了，不用弄甜也没关系。”

　　为了威严，将军秀忠在江户的某个城楼上使用了金饰，金饰在老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在太阳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非常漂亮。家康见了说：“在那种地方使用金子不是浪费吗？”说着令人把金饰取走。

　　像这样朴素、勤俭的例子，家康举不胜举，据说他死后，骏府积存着许许多多的金子。家康在从江户转居到骏府之际留下了大量的金子给后继者秀忠，并劝告他说：“要将这些金子作为天下人的金子，决不可挪作私用。若以为天下既已平定就不需积蓄，就大错特错了，必须避免无谓的支用，牢记蓄金之重要。这些金子的用途有三：战争爆发时的军用，大火灾后的救赈，还有就是用来防备饥馑、洪水那样的天灾、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