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　于1809年2月12日出生在英国。达尔文的祖父曾预示过进化论，但碍于声誉，始终未能公开其信念。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医生，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

　　求学之路

　　1825年16岁时便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因为达尔文无意学医，进到农学院后，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并对自然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怒之下，于 1828年又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这样，他可以继续他对博物学的爱好而又不至于使家族蒙羞，但是达尔文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变得越加浓厚，完全放弃了对神学的学习。在剑桥期间，达尔文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J.亨斯洛和著名地质学家席基威克，并接受了植物学和地质学研究的科学训练。

　　对于婚姻大事，达尔文也有着科学家的谨慎。他拿了一张纸，中间划条线，线的一边写结婚的好处，另一边写单身的好处。达尔文感叹不结婚太孤单，然后连写三个“结婚”——证明完毕，必须结婚。

　　达尔文显然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喜欢和女人闲聊，他就是要找传统的贤妻良母。他并不是没有别的选择。朋友家的三位女儿，个个博学聪明，能跟他辩论哲学和科学，更能容纳他的怀疑论。他找上了从小认识的表姐爱玛·韦奇伍德。爱玛比达尔文大一岁，她的父亲是达尔文母亲的弟弟。爱玛一口答应达尔文的求婚——这个爱听女人唠叨的男人，女孩子似乎都当他理想丈夫材料。虽然爱玛担心死后会和丈夫永远分手，她将上天堂，不拜上帝的丈夫则不知去何方，她也只是要求达尔文对信仰保持开放心态。两个半月后，他们就结婚了。

　　女儿安妮的去世未能摧毁达尔文的婚姻。在爱玛的时代，女儿安妮的病故很容易被认作是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的惩罚，比如说，嫁了一个不信上帝的男人。但爱玛从未如此认为。两人都深爱安妮。眼见安妮停止呼吸，达尔文自己也病倒在床。他对爱玛说：我们更要互相珍重。爱玛答道：你要记住，你永远是我最珍贵的宝藏。每到周日，他陪着爱玛和孩子走到教堂。妻子带孩子进去做礼拜，达尔文却孤身在镇中散步。

　　爱玛未必同意《物种起源》中自然选择的观点（而不是上帝创造），或许她都未必感兴趣。但也正因为如此，爱玛可以代表当时的未受过科学教育的信教大众，对《物种起源》手稿作出第一反应。爱玛仔细阅读了手稿，改正拼写，改正标点，并建议达尔文将一些容易刺激信徒和教会的段落写得语气温和一些，论据更清楚一些。

　　如果当初不结婚的那一栏里理由再多一些，如果达尔文保持单身，继续生活在伦敦的知识分子中间，如果不是和爱玛结婚，他很可能写出一本较为激烈的书。由于爱玛的参与，对书中观点的争论，多少能摆脱感情的羁绊，而集中于事实和逻辑。

　　《物种起源》初版于1859年。十二年后，达尔文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一书。不管人猿同源如何有争议，《人类的由来》一书，显然对达尔文夫妻的感情毫无影响。这本书出版后不久，他们存活下来的最大的女孩子埃蒂嫁人了。达尔文告诉她：我有一个幸福的人生，这要完全归功于你的母亲——你应以母亲为榜样，你的丈夫将会爱你有如我爱你的母亲。

　　达尔文早于爱玛十四年去世。有一个传说，说他在去世前皈依了信仰。或许，是为了安慰爱玛的天堂不得相见的悲伤？没有这回事。在爱玛的日记里，未曾发现此类记录。达尔文至死是一个坚持自己立场的科学家。

　　183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他的老师亨斯洛推荐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同年12月27日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环绕世界的科学考察航行。先在南美洲东海岸的巴西、阿根廷等地和西海岸及相邻的岛屿上考察，然后跨太平洋至大洋洲，继而越过印度洋到达南非，再绕好望角经大西洋回到巴西，最后于1836年10月2日返抵英国。他在随“小猎犬号”( theBeagle)环球旅行时，随身带了几只鸟，为了喂养这些鸟，又在船舱中种了一种叫草芦的草。船舱很暗，只有窗户透射进阳光，达尔文注意到，草的幼苗向窗户的方向弯曲、生长。但后来几十年间，达尔文忙着创建进化论，直到其晚年，才着手进行一系列实验研究向光性的问题，在1880年出版的《植物的运动力》一书中总结了这些实验结果。达尔文是用草的种子做这些实验的。草的种子发芽时，胚芽外面套着一层胚芽鞘，胚芽鞘首先破土而出，保护胚芽在出土时不受损伤。达尔文发现胚芽鞘是向光性的关键。如果把种子种在黑暗中，它们的胚芽鞘将垂直向上生长。如果让阳光从一侧照射秧苗，胚芽鞘则向阳光的方向弯曲。如果把胚芽鞘尖端切掉，或用不透明的东西盖住，虽然光还能照射胚芽鞘，胚芽鞘也不再向光弯曲。如果是用透明的东西遮盖胚芽鞘，则胚芽鞘向光弯曲，而且，即使用不透光的黑色沙土掩埋胚芽鞘而只留出尖端，被掩埋的胚芽鞘仍然向光弯曲。达尔文推测，在胚芽鞘的尖端分泌一种信号物质，向下输送到会弯曲的部分，是这种信号物质导致了胚芽鞘向光弯曲。

　　这次航海改变了达尔文的生活。回到英格兰后，他一直忙于研究，立志成为一个促进进化论的严肃的科学家。1838年，他偶然读了T.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中得到启发，更加确定他自己正在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想法：世界并非在一周内创造出来的，地球的年纪远比《圣经》所讲的老得多，所有的动植物也都改变过，而且还在继续变化之中，至于人类，可能是由某种原始的动物转变而成的，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故事根本就是神话。达尔文领悟到生存斗争在生物生活中意义，并意识到自然条件就是生物进化中所必须有的“选择者”，具体的自然条件不同，选择者就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不相同。

　　然而，他对发表研究结果抱着极其谨慎的态度。1842年，他开始撰写一份大纲，后将它扩展至数篇文章。1858年，出于年轻的博物学家R.华莱士的创造性顿悟的压力，加之好友的鼓动，达尔文决定把华莱士的文章和他自己的一部分论稿呈交专业委员会。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初版1250册当天即告售罄。以后达尔文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搜集资料，以充实他的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学说，并阐述其后果和意义。

　　作为一个不求功名但具创造性的人，达尔文回避了对其理论的争议。当宗教狂热者攻击进化论与《圣经》的创世说相违背时，达尔文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写了另外几本书。《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报告了人类自较低的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证据，报告了动物和人类心理过程相似性的证据，还报告了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证据。

　　1882年4月19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因病逝世，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
　　

　　没有人觉得把提出动摇了基督教世界的学说的人埋在大教堂里有何不妥。《时报》甚至评论说：“该大教堂需要这个葬礼甚于该葬礼需要大教堂。”进化论与基督教的冲突似乎已成为历史。英国基督教领袖们乘机在世人面前展示他们的宽容。

　　《旗帜报》宣称：“真正的基督徒能够像接受天文学和地质学一样接受进化论的主要科学事实，而不会对更古老和珍贵的信仰产生任何偏见。”高教会派的报纸《晨报》声称：“我们无法欣赏他的理论的全部，但是我们能够敬佩他的生活。”

　　《教会时报》则干脆说达尔文是一名“基督教绅士”。几年之后，开始出现谣言声称达尔文临终忏悔放弃了进化论，这个谣言至今还能在传教宣传品中看到。

　　事实上达尔文死时不仅不信神，甚至对基督教极其反感。他生前不愿公开他的宗教立场，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愿参与争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认为不信神的立场只适合于有教养的人，让普通大众接受无神论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是在私下场合，达尔文并不隐瞒他反对基督教的立场。这有他晚年写的自传为证。在自传中，他用一章专门阐述自己的信仰，批驳各种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据，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上帝存在，并介绍了自己唾弃基督教的经过。他甚至抨击基督教的教义“真是一种可咒诅的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