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

　　夏尔-戴高乐，1890年11月22日生于法国西北部边境城市里尔。父亲是耶稣会学校的教师，参加过1870年的普法战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非常强烈，对童年的戴高乐影响很大。戴高乐生性好斗，向往成为一个军人。1909年，戴高乐考入圣西尔军校。毕业后，来到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任少尉军官，受到团长贝当的青睐。他们的友谊保持了很长时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变得完全对立，双方都认为自己代表了法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戴高乐随他的团队参加了比利时境内的一次战斗，负了伤；以后他在战斗中又两次负伤。1916年3月，戴高乐在法国东北部都奥蒙指挥一个连队作战时，中弹昏死在阵地上。贝当将军把他列入“阵亡”名单，追授一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并且给予了这样的评语：“该员在激战中以身殉国，不愧为在各方面均无与伦比的军官。”等到戴高乐醒过来后，他成了德国的俘虏，直到1918年11月德国战败投降，他才重获自由。

　　战后，戴高乐应募去波兰同俄国红军作战。他在回巴黎度假期间结识了饼干制造商旺德鲁的女儿伊冯娜。1921年4月他们结婚，后来生育了3个儿女。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戴高乐夫人被汽车撞倒而受了惊吓，因此生下来的这个女儿是个白痴，取名安娜。安娜享受不到一般儿童所能享受的幸福，这使戴高乐夫妇在她身上倾注了更多的爱。戴高乐夫人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只要安娜能跟别的女孩一样，我和夏尔甘愿舍弃一切，健康、财产、升迁、前程、所有的一切。”

　　1921年10月，戴高乐回国，先后在圣西尔军校当战争史讲师；在法国军事学院学习；在特列尔的猎兵第19营当营长；在东地中海地区参谋总部和国防部总秘书处任职。

　　1937年底，他晋升上校，任坦克团团长。30年代，戴高乐发表了一系列军事理论著述，论述了在未来战争中大量使用坦克以及机械化部队与空军、步兵协同作战的必要性，竭力主张在法国组建有高度机动性的机械化部队。

　　1940年6月5日，总理雷诺改组政府，任命戴高乐为国防和陆军部次长。身为国防和陆军部次长的戴高乐，坚决主张把法国政府迁往法属北非，同法西斯德国血战到底。

　　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对法国发表广播演说：“我是戴高乐，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人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决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它标志着由戴高乐领导的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自由法国”运动开始了。

　　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凯旋巴黎。当他来到凯旋门时，欢迎的人们挤满了星形广场和爱丽舍田园大街。他不时举起手臂向含泪欢呼的巴黎人民致意。9月，他的政府迁回巴黎，他当选为临时政府总理，着手重建满目疮痍的祖国。一年过去了，戴高乐深感“多党制”对法国是一场灾难，对三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更为不满。

　　1946年1月，他突然辞职下野。他确信，目前的第四共和国很快就会垮台，法国人民将大声疾呼地召唤他重掌政权。这一估计大致不差，只是时间推迟到12年之后。在野期间，戴高乐一面撰写回忆录，一面注视着法国政局的发展。他一直站在反对派地位，反对新宪法，指责新宪法条文将使法国重蹈第二共和国时代政治动荡的覆辙。1947年他发起组织法国人民联盟，1951年成为正式政党，在议会中占有120个席位。由于不满议会党团，该党在1955年解体。戴高乐开始埋头撰写回忆录，先后出版了第一卷《召唤》、第二卷《团结》，在第三卷《拯救》出版时，他已经重新执政了。

　　法国第四共和国政府频频更迭，政局动荡，1958年5月法属阿尔及尔又爆发起义，军队开始干预政治，有引起内战的危险。戴高乐感到时势要求他再度出山。5月15日，长期沉默的戴高乐发表一个声明：“12年来，法国面临种种问题，非政党体制所能解决，国家一直处在这种灾难状态中。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予我重任，领导全国救亡图存。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它一定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6月1日，戴高乐就任总理，12月21日被选为法国总统，新宪法授予总统更多的权力，法国从此进入了第五共和国时期。

　　当时，法国军队陷入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泥潭中，戴高乐决心甩掉这个包袱，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他采取全民表决的形式，让法国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决定是否赋予阿尔及利亚以自决权，结果70%以上的选民投了赞成票。这表明戴高乐的政策受到拥护。随后，戴高乐制服了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军高级将领的叛乱，避免了法国的内战，和平地完成了法属非洲的非殖民化。

　　军队中的一些极端分子不能饶恕戴高乐这种“抛弃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兄弟”的“出卖行为”，转入暴力和恐怖行动。后来至少发生了4起阴谋杀害戴高乐将军的事件，其中的两次已经付诸行动。一次是1961年9月8日晚上，当戴高乐乘车从巴黎返回科龙贝时，突然被一片火力网包围，幸好阴谋者埋设的90磅炸药没有爆炸，他的防弹车冲了过去。另一次是1962年8月22日发生在戴高乐乘车前往库布莱镇军用机场的路上，路旁的两辆汽车卫突然射出数百发子弹，其中十几发子弹击中了戴高乐那辆坚固的铁雪龙防弹车，一颗子弹击破后窗，在离他头部几英才的地方掠过。事后戴高乐回忆道：“令人难以置信的侥幸，我们谁都没有中弹，那就让戴高乐继续走自己的路，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戴高乐连续当了两届(11年)总统。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外事务上。他一直反对美国对法国的控制，要求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与美英同享决策权。这一要求遭到美国拒绝后，他撤销了北约对法国空军和舰队的指挥权，进而退出北约。迫使美国撤出在法国的驻军和基地。戴高乐反对大国核垄断政策，法国于1960年3月自己制造原子弹获得成功，并逐渐发展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独立的核遏制力量。戴高乐充分利用法国的否决权，把英国排斥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外，以便把欧洲经济共同体作为他外交政策的工具，并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戴高乐主张东西方“缓和与合作”，出访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始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1964年1月，法国不顾美国和它的大多数盟国只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这一状况，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法国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

　　与外交相比，戴高乐在内政方面的作为就颇为逊色了。在重新执政的最初几年，他通过发行公债的办法，缓和了通货膨胀，稳定了货币；减少行政费用开支，提高商业税，解除官方对商业的控制，使国民生产总值逐年上升，国家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增加。随后，戴高乐抛出了一个又一个计划，想使法国的经济强大起来，但都没有成功。到1967年情况急剧恶化。失业增长率急剧上升，工厂关闭或开工不足，工人和职员纷纷举行示威和罢工。1968年5月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使戴高乐的威信急剧下降。翌年4月27日，戴高乐将地方区域改革方案和参议院改革方案交给公民投票表决，想以此获得选民的支持，结果使他大失所望，有52％的选民反对他的改革方案。戴高乐当即宣布下野，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我将停止执行共和国总统的职务。这个决定自今日中午生效。”

　　法国作家博那尔在《夏尔·戴高乐》一书中，引用了一位法国人对德国人讲的一句话：“德国人赢得战争只花了15个法郎——戴高乐那本书的售价。”评价不免有些夸张，背后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社会中往往存在一种现象：各种事件以特定方式展开，使过程与制度变得僵化和不可改变，进而会对经济过程和经济制度产生影响，当外部条件改变时，依然难以改变那些顺应从前力量的旧制度、旧习惯、旧思想和旧技术。要想成功，就应该跳出这种“路径依赖”模式，以敏锐的思维认识事物，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而法军高层的保守派就是患了“路径依赖”的病症，在二战初期断送了自己的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坦克为代表的进攻性武器得到迅速发展，然而，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法国却忽视了坦克给战争形态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仍执著于上一场战争胜利的经验，认为阵地战将是下一次战争的主要作战方式，发动战争者将在坚固的阵地防御面前得不偿失。于是，法军采取了实行短期兵役制，教育军官不得采取主动、冒险的作战方式，减少一切与敌军进行机动战和遭遇战的可能，修建马其诺防线等等措施。这种思想还影响到了坦克的设计。法军要求坦克设计不考虑机动作战的要求，而强调其防护性能，结果法国生产的坦克都极为笨拙。

　　胜利者最容易保守！因为他们具有“路径依赖”心理，习惯于用已知经验和一度被证明有效的思维去认识事物，指导自己的行为。

　　然而，法军中还有一个人并不如此，这个人就是戴高乐。

　　从战俘营中走出来的戴高乐最强烈的心理感受是耻辱！更为重要的是他把个人的耻辱与国家的耻辱联系在一起。这个酷爱历史学的军人，从德国与法国的历史中预感到，一战后被《凡尔赛和约》锁住的德国虎，只是在暂时休整。他特别赞同法国元帅福煦对时局的评价：“这不是和平，这只不过是20年的休战期！”他知道德国迟早会复仇。为了让法国不再像普法战争那样遭受割疆裂土的失败耻辱，为了不让法国军人再成为德军战俘营的“客人”，法国必须时刻保持对德国的战略优势。

　　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这就要求法国必须保持一支数量较大的武装力量。可是，要想拥有一支数量较大的武装力量，前提是有充足的兵源。然而，在对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人口进行调查分析后，戴高乐大吃一惊。他发现法国人口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每年出生人口83万，而到20年代后期，年出生人口仅为62万。一个世纪前，法国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1/6，而此时则仅占欧洲总人口的1/16。

　　于是，他得出结论：在军队数量上，法国无法取得对德国的优势。数量上的劣势必须以武器装备和作战样式上的优势来弥补。于是，他提出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快速的、能突击的、数量少却质量精的军队。

　　为了使自己的新思想立得住脚，他到处进行考察与求证。他曾专门跑到总部调查法军建设的有关情况。通过调查，戴高乐发现法军中的保守思想远远比他想象的严重。法军最高统帅部根本不愿意吸取任何关于广泛和独立使用坦克的建议。戴高乐因此吃过几次闭门羹。法军还在执行1921年由贝当元帅主持制定的《作战条例》，这个条例明确规定：步兵是主要突击力量，在发起进攻前，由炮兵先进行射击，尔后坦克和飞机给予支援；坦克只是步兵的支援力量。

　　这个条例就是法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战术！

　　戴高乐心里非常着急，他不想再拖延自己新思想的实施，因为他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这时，他已意识到，通过正常渠道让军方上层接受自己的思想简直太幼稚了，于是，他决定公开向社会发表自己的见解。

　　1933年5月10日，戴高乐在法国一本名叫《政治与议会评论》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建立职业军》。他原本打算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军内外轰动，不料，结果却如同雪花落水无声无息。这时，他的朋友善意地劝告他，不要再这样执着，这样做费力不讨好。

　　戴高乐说：“不，我决不放弃，因为这是我的使命！”

　　朋友不以为然：“使命？使命有前程大吗？官运就是前程！你再这样下去，开罪了他们，就会连吃饭的饭桌都没有了。”

　　然而，戴高乐在“官运”与“使命”两者间，坚定地选定了后者。他看到，面对军内的保守派，单凭一篇文章远远不够。于是，他决定把文章进一步充实，写成一本专着。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34年3月，法国贝格热—莱夫罗尔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专着《建立职业军》。这部书篇幅不长，仅有200页，定价也仅15法郎，却从六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建立一支现代机械化部队的重要性。

　　他在书中分析认为：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敌人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作为屏障；意大利有阿尔卑斯山的保护。而法国四周边境几乎一马平川，缺乏天然屏障的保护，尤其是首都巴黎，对任何来犯之敌都极难防守。一旦打起现代战争，法国要想御敌于国门之外，单纯依靠修筑坚固的防线肯定无济于事。唯有由专业军人组成机械化部队，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实施机动作战，积极防御，才能有效迎击来犯之敌，确保法国的安全。为此，他主张建立一支由10万职业军人组成的机械化部队——6个机动装甲师。“这支由精兵和专业人员组成的部队，具有极大的机动能力、毁灭性火力以及以突袭方式投入任何战线的能力。”他认为这支部队将是保卫法国的一把“利剑”。

　　可是，尽管社会上有人评价这部书可以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但它却仍然乏人喝彩，法军高层还是无动于衷，继续以他们原有的理念建设军队。满脑子保守思想的当权者们认为，他们不惜巨资修筑的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根本不用担心德军的机械化部队进攻。

　　一些军界和政界要员纷纷出面批判戴高乐的“离经叛道”之论。当时的国防部长莫兰将军在议会公开宣称：“我们已经花费了这么大的力量筑成了这样坚固的防线，难道我们竟会发疯似的越过这条防线去进行莫名其妙的冒险吗？”他甚至冲着戴高乐喊：“别了，戴高乐！只要我在，就没你的出头之日！”年近八旬的元帅贝当是戴高乐的恩师，一向器重戴高乐，但也把戴高乐的理论当成玩笑。

　　面对法国军政当局的冷眼和打压，戴高乐并没有放弃，他竭力游说，四处奔走呼号，然而知音难觅，弦断无人听。

　　《建立职业军》在法国很少有人问津，然而在德国却引起了纳粹将军们的极大兴趣。

　　德军参谋总部在一本名为《论机械化战争》的机密手册中，全文引用了这本书。尤其是古德里安，这个一直跟踪研究坦克战的德国将军，得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他把戴高乐的思想与自己的主张糅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装甲师编制和坦克战术，在二战中名噪一时。1940年5月10日，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突击阿登山区，12日抵达马斯河，13日强渡马斯河。之后，这支部队以每昼夜20至40公里的速度在法兰西的国土上驰骋。18日包围亚眠，19日到达贝隆，20日抵达英吉利海峡，把法国一分为二。面对纳粹的疯狂进攻，法国束手无策。

　　一个月后，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陆军的法国被迫俯首称臣。

　　德军占领法国后，古德里安问一位法国记者：“我的那位伟大的法国同行最近在战术上又有些什么新发展？”这位记者竟一时呆若木鸡，不知所云，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戴高乐这个名字和他的著作。

　　15个法郎赢得一场战争，话是夸张，但背后的教训深刻。戴高乐的《建立职业军》是用创造性思维撰写出来的。什么是创造力？创造力是一种心理技能，它的产生出于一种观念，即新的想法要比旧的想法更有用，由此创意才会源源不断。而法军高层之所以对新的事物漠然视之，同样也出于一种观念，即现有的东西比新的东西风险小，也容易操作。这种“路径依赖”心理必然导致固步自封的结果。因此，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仅要具有创造力，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具有接受新事物的眼光和胸怀。

　　“在实力面前，逻辑和感情是无足轻重的。”这是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体会最深的道理。国家的地位取决于它的实力支撑下的作为。当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陆军的法国被迫向德国俯首称臣后，戴高乐毅然出走英国，高举法兰西民族的抵抗火炬，在海外领导抵抗运动，凭借坚毅与无畏的精神捍卫国家的利益，进而掀过法兰西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不仅是法兰西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值得称赞的父亲。

　　一战后，戴高乐应募去波兰同俄国红军作战。他在回巴黎度假期间结识了饼干制造商旺德鲁的女儿伊冯娜。1921年4月他们结婚，后来生育了3个儿女。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戴高乐夫人被汽车撞倒而受了惊吓，因此生下来的这个女儿患有唐氏综合症，取名安娜。安娜享受不到一般儿童所能享受的幸福，这使戴高乐夫妇在她身上倾注了更多的爱。戴高乐夫人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只要安娜能跟别的女孩一样，我和夏尔甘愿舍弃一切，健康、财产、升迁、前程、所有的一切。”

　　1937年，戴高乐夫妇在科龙贝买下一处屋产，因为那里气候宜人，对他们的女儿安娜的健康有好处。那年安娜已经10岁了，许多人建议他们把安娜送到一个专门疗养院去，可是戴高乐总说：“安娜并非自己要求降生到人间来的，我们要想尽办法使她过得幸福一些。“戴高乐身材魁梧，智力超群，身居高职，外表看上去十分威严，似乎令人难以接近，但对这个女儿却十分慈祥。他对安娜的每一个要求尽量满足，从不拒绝。随着小安娜的逐渐长大，每天饭后，戴高乐总领着女儿的手围着花园散步，还不时地为她讲故事、唱歌儿和表演哑剧。小安娜虽然不能说话，但在高兴的时候，也会像别的小孩子一样，欢快地笑出声来，而爸爸是惟一能使她发笑的人。当安娜玩得疲倦时，她便伏在爸爸的怀里睡着了。戴高乐陪伴女儿的时候，从来没有急躁和厌烦过，即使在二战流亡期间，也把安娜带在自己身边。他总是以神圣的父爱，抚平小安娜心灵的创伤。戴高乐一生节俭，却为安娜设立了专用的委托金，并以自己撰写回忆录的版权费入了抵押。

　　安娜在即将欢度20周岁生日的时候，不幸被肝炎夺去了生命。安葬仪式结束后，戴高乐夫妇含着热泪，站在女儿的墓前久久不愿离，好像还有许多话要和孩子倾诉。天已经黑了，戴高乐才对妻子说：“走吧，现在她已经和别人一样了。”安娜去世后，戴高乐总统在痛苦中决定：将安娜生前住过的房子改建为“安娜· 戴高乐基金会”办公处，决定继续帮助和女儿一样弱智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