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

　　甘地的一生饱经忧患，历尽坎坷。他出生于英国殖民桎梏下的印度，成长在一个虔诚信奉仁爱、不杀生、素食、苦行的印度教的家庭。他自幼腼腆、羞怯、循规蹈矩。13岁便依父母之命与一同龄文盲女孩结婚。16岁丧父，第1个孩子出生便夭折。从小学到中学，甘地一直平庸无奇。少年时代虽受当时革新之风的感染，曾经尝试打破素食以强身健体、振兴民族国家，终因摆脱不了从小所受的教育，半途而废。19岁时，不惜被开除种姓身份，远涉重洋，赴伦敦求学。异域的文明曾令甘地产生过深刻的自卑而拜倒在它的脚下，宗教陈规的约束使他在一个全新环境里无所适从。短时的迷惘与摸索之后，他终于放弃了对西方文明的盲目模仿，坚持了原有的宗教信仰并兼收并蓄其他宗教教义，接受了英国法制思想的教育，取得了伦敦大学学院的律师资格。学成归国后，他开始在孟买从事律师业务，却历遭挫折。第一次替人打官司就因临阵怯场而砸锅。半年后打道回府，在家乡拉奇科特靠兄长和亲友的资助维持律师业务。律师业务的毫无起色及令人窒息的环境，使他倍感苦闷压抑。当有个来自南非印度人的案子要他处理时，他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南非的历程。

　　在南非这个种族歧视根深蒂固、无所不及的英国殖民地，甘地作为有色人种先后遭遇到了一连串的歧视与侮辱。民族自尊心和同胞在此所受的苦难驱使他走上了领导南非印度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的道路，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正是在南非这块充满种族歧视的土地上，甘地对他曾经倾慕过的西方文明产生否定，培养和锻炼了自己从事公众工作的能力，掌握了作一个成功律师的秘诀，基本形成了他的宗教、人生观、社会政治观。他在南非领导的艰苦卓绝的反种族歧视斗争，为南非印度人争取到了基本平等的权利，他从中也试验成功了一种有效的武器——真理与非暴力学说及其实践。不过，在这种反歧视过程中，甘地对英帝国仍充满幻想。

　　1915年，甘地回到印度。回国初年，他坐三等车游历印度各地，以深入了解他久别的祖国。一年以后，他开始发表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从事非暴力斗争，试验并发展了非暴力学说。他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予以支持，希望以此换取英国的开恩，给予印度自治。“一战”后殖民当局的种种作为使甘地由一个英帝国的忠实追随者变成了不合作者。1919年3～4月间，为抗议反动的“罗拉特法”，他发起全国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由于殖民当局的血腥镇压和群众的暴力反抗，甘地一度宣布暂缓非暴力抵抗运动，试图与政府合作，但英国政府继续在哈里发与旁遮普问题上倒行逆施，打破了甘地的幻想。在印度全民反英斗争高涨的形势下，甘地的不合作思想趋于成熟，并率先在哈里发运动中发起群众性的抵制殖民政府的立法机构、法院、学校、封号与洋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进而推广为全民反帝斗争形式。

　　1920年9月，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和12月的那普尔年会正式通过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及甘地起草的党纲，使非暴力不合作成为国大党的指导思想；争取“印度自治”成为国大党的现实斗争目标；国大党也因此由一个少数上层分子主要依靠宪政手段从事活动的团体变成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依靠群众性直接斗争进行全面反帝斗争的现代资产阶级政党。甘地在国大党内的领导地位也因此确立。此后，不论甘地是否在国大党内任职，他始终是国大党的“灵魂”，左右着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方向。1922年2月，因运动中出现暴力事件，甘地宣布停止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挫伤了士气，引起国大党内的思想混乱。甘地也身陷囹圄。出狱后甘地致力于重振民心士气。

　　1929年12月31日，国大党拉合尔年会通过争取印度独立的决议，并授权甘地领导新的不合作运动。1930年3月他率领78位志愿队员开始“食盐长征”，揭开了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序幕，给英殖民主义者以巨大打击。运动进行中甘地又与总督谈判，并出席圆桌会议，群众运动因此而松懈，被英国残酷镇压下去。1934年10月，甘地因与国大党领导层再次出现严重分歧而宣布退党，但仍在关键问题上指导国大党的工作。1939年9月3日，英国代表印度宣战后，甘地的极端非暴力立场与国大党领导机构的有条件支持战争的主张发生尖锐冲突，以致他两次被免职，又因英国政府顽固不肯满足国大党的要求，国大党两次请甘地复出。这期间，甘地的反帝立场进一步发生变化。

　　1942年4月，在印度国内广大群众反英情绪高涨和日本侵略者迫近印度的形势下，甘地提出了英国“退出印度”的口号，并先后发起了1940～1941年第三次不合作运动和准备发动第四次不合作运动，均被英国镇压下去。甘地入狱直到1944年5月。战争结束后，处于内外交困的英国政府慑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再起的压力，答应印度独立的要求。但因印、穆两教的分岐对立由来已久，加之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印、巴分治已成定局。甘地为维护印度统一不懈努力，终无回天之力，只好接受分治。

　　独立后甘地获得了印度人民和国大党的崇高敬意，但他却大权旁落，其终身为之奋斗的非暴力理想也被束之高阁。而对分治以后的宗教仇杀与混乱，甘地殚精竭虑，利用自己的威望与绝食帮助平息了大规模教派仇杀，自己却成了教派冲突的牺牲品，死在了一名狂热的印度教徒的枪口之下。

　　印度的政治家族尼赫鲁-甘地家族与圣雄甘地无血缘关系。当年圣雄甘地的追随者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以及外孙拉吉夫（英迪拉的长子）相继成为印度总理。巧合的是，英迪拉嫁给了一位也姓“甘地”的记者费罗兹·甘地（Feroze Gandhi，生于一个区别于印度教的异教家庭），所以她的姓跟西欧一样，随夫姓由“尼赫鲁”变成了“甘地”，她的姓名便成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这个政治家族才采用甘地这个姓氏，从而有了影响印度政坛的尼赫鲁-甘地家族一说，人们简称为甘地家族。新近宣布弃任总理的索尼娅·甘地是拉吉夫·甘地的遗孀。

　　甘地的思想极为庞杂。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言论记录，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不仅宗教的与政治的混为一谈，而且资产阶级思想与小生产者思想兼而有之，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奇不有。然而甘地主义的核心却是其为印度民族解放斗争提出的真理与非暴力学说。而对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他提出的唯一斗争武器就是坚持真理与非暴力。用甘地的话说，真理是神，非暴力则是追求真理、即认识神的手段，甘地认为这是强者的武器。这种抽象而富有神秘色彩的学说看起来令人费解，难以让人信服，但它却包含着重要的政治内容，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因为在印度这样一个种族混杂、宗教信仰多样、种姓隔离和英国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的殖民地国家，“真理是神”实际上是把印度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众神归一”，把宗教的神与现实中的理想揉和在一起，用人民大众熟悉、了解的语言和形式，唤起人们在真理的旗帜下不分种族、宗教、教派、种姓团结起来，勇敢无畏地追求真理。这无疑是印度资产阶级借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吸引群众参加反英斗争的有效武器。同时因为它提倡非暴力，不仅适应了英国殖民统治下人民被剥夺了武装的权利，一直受宗教成见麻痹的现实，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披着议会民主制外衣、富于统治经验的殖民者接受；不仅能发动群众，又能始终把群众运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因而很适合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在“一战”和十月革命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高潮来临的时代条件下，既希望利用群众的反帝斗争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目标，又要防止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危及其自身利益的需要。印度现代民族解放运动几度汹涌澎湃，虽历遭挫折，却历久不绝，并最终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大势所趋的形势下，迫使英国殖民者撤出印度，应该说，甘地主义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然，甘地把非暴力作为宗教信仰和不可更改的原则，明显地具有种种弊病和缺陷，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如绝对的非暴力不可能实现；贬斥一切暴力，给群众运动制定清规戒律，不准越雷池一步，必然束缚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只要发生暴力就停止运动，必然挫伤士气，丧失革命时机，延长革命过程；群众性自苦和自我牺牲，总有时间和环境的局限性；在反革命暴力的镇压下，徒手的抵抗只能是无谓的牺牲；注重小处着眼，认为注重手段目的自明，往往导致轻重倒置，目标模糊；非暴力的宗教色彩迎合了群众的蒙昧落后意识，不利于群众的真正觉醒；等等。尽管如此，甘地的真理与非暴力学说仍在理论和实践上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甘地的一生复杂多变，极富争议。无论对于他的敌手，还是他的亲密同事抑或一般群众来说，他始终是个谜。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毁誉不一。在一些人看来，他简直是“神的化身”、“真理的代言人”，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他是“欺世盗名的救世主”、“矫揉造作的阴谋家”。曾几何时，他被斥责为“印度封建主义不折不扣的辩护士”、“帝国主义的帮凶”、“群众性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叛卖者”，但时至今日，人们一般都承认，甘地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印度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他对印度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功不可没。

　　甘地的伟大人格几乎是举世公认。他具有赤诚的爱国热诚，崇高的牺牲精神，追求真理的执著信念；坚强的意志，坚韧的耐心，随机应变的本领；他待人谦恭、诚实、光明磊落，不分贵贱善恶一视同仁，没有种族歧视和宗教偏见；他注重实际，反对空谈；他关心下层人民疾苦，善于体察民情并始终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他生活清苦，安贫乐道；他尊重女性，提倡人的精神完善和社会和谐；他的道德修养堪称楷模。正因为如此，甘地这位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东方人博得了不同民族、信仰和阶级的人的景仰和爱戴。

　　他被人们称作“巴布”，意思是父亲，因为他是20世纪印度的国父。即使在印度从英国统治者手里争得独立之前，很明显甘地就已经是3亿8千万印度人争取自治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和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