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

　　汤若望1592年出生于德国科隆，就读于耶稣会所创办的著名的三王冕中学。这个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把培养学生虔诚善良的人生操守视为主要目标。聪明好学的汤若望学习成绩优秀。

　　1607年，科隆城内流行瘟疫，三王冕中学被迫停办。16岁的汤若望被当地耶稣会教区推荐到罗马德意志学院学习。

　　1610年，他学完了哲学、古典文学、数理天文学等全部课程，特别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显示出他具有很大潜力和才华。他就是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伽利略的望远镜，并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

　　1611年10月，汤若望加入了耶稣会，宣誓终生安贫、贞洁、服从。随后，搬到了罗马耶稣的圣·安德烈奥修道院，当一名见习修士，接受严格的修士训练。并加入了灵采研究院，探索着不断发展着的新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

　　安德烈奥修道院有一个图书馆，馆里藏着许多经过印刷，装订成册的海外耶稣会士写给总会的年报、报告、信函。

　　汤若望经常到图书馆翻阅这些材料。早期传教士在东方在中国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让他激动不已。他钦佩利玛窦在中国采取的适应中国文化习俗的，所谓“合儒”的传教策略，竭力把天主教义与中国的儒家文化相结合。当他听说利玛窦神父以其数学天文学的智慧，惊倒了中国人，并且受到皇帝的优礼和敬重，为上帝的教会开拓了新的、非常大的信仰领域时，他为西方的数理天文这在中国获得这样的价值而欣喜若狂。

　　1613年10月，他进入了罗马学院。开始了为期四年的神学和数学研究。罗马学院是罗耀拉于1551年创办的，虽说是一所“基督精神的神学院”，该学院的课程设置除宗教内容外，还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机械力学、化学等科目。

　　伽利略也担任过该院的教师，他曾在学院的报告厅里展示过经他改良后的望远镜，受到热烈欢迎和钦佩。汤若望都听过他的演讲，对伽利略的学说产生浓厚的兴趣。

　　1617年，他以最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在罗马学院的学业，晋升为神父。1618年4月16日，在金尼阁的带领下，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等22名传教士，以葡萄牙政府的名义派遣，从里斯本启航东渡。

　　1619年7月15日，汤若望和他的教友们抵达了澳门，被安置在圣·保禄学院里。传教士们一踏上中国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这就是利玛窦开创的“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但有些狂热的传教士们，认为利玛窦过于迁就中国人，影响了天主教的“纯正性”，发展教徒速度太慢。在利玛窦去世之后，开始改变利氏的传教路线，采取激进式的传教方式，坚决排斥儒家思想，严禁中国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会人士的反感与怀疑，酿成“南京教案”，传教士们被驱逐，在中国内地几乎无立足之地。

　　其时正是明朝内忧外患之际，满洲努尔哈赤的勇兵悍将“非火器战车不可御之”。朝廷派人到澳门向葡萄牙人购买大炮。滞留澳门的传教士们以军事专家的面目，跟着大炮随行，得以进入内地。

　　1622年夏天，汤若望换上了中国人的服装，把的德文姓名“亚当”改为发音相近的“汤”，“约翰”改为“若望”，正式取名汤若望，字“道未”出典于《孟子》的“望道而未见之”取道北上。

　　1623年1月25日到达北京。汤若望到北京后，仿效当年的利玛窦，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又将带来的科学仪器在住所内一一陈列，请中国官员们前来参观。汤若望以他的数理天文学知识得到朝廷官员们的赏识。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

　　1624年9月，他又准确地预测了月食。还用了一种罗马关于月食计算的方法，计算了北京子午圈与罗马子午圈的距离。为此，他写了两篇关于日食的论文，印刷分赠给各官员并送呈给朝廷。

　　中国传教会给他的任务是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与儒家学说，数理天文学以及传教工作只是附带的。他在北京见习了四年，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的帮助下，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远镜说》，第一个将欧洲的最新发明介绍给中国，在以后的历法改革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627年，汤若望被派到西安接替金尼阁的传教工作。他在西安城内建立了一座小教堂，除了开展宗教活动外，他始终坚持科学研究。他研究了从西安通向中亚、中东和欧洲的交通道路问题。为此，他不断向过往商人、到北京向中国朝廷进贡的附件小国的使团，打听和记录他们行走的路线，经过的国名、地名、驿站名以及来往商品的名称、贸易状况等等。他据此写山详细的研究报名，寄往欧洲。他还花了不少时间考察了欧洲长期争论不休的契丹(Cathay，Khiton)和北部中国的关系问题，理清了在中国的北部并没有所谓契丹的地方。旧日所谓“汗巴利可城”是蒙古语对北京的称谓。在地图上应置于北纬40度，而竟置于50度以上，位置太靠北了。他这些观点和利玛窦是一致的。

　　1629年《远镜说》刊印。成为传播光学和望远镜制造技术的奠基性著作，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1630(崇祯三年)，由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回京供职于钦天监，译著历书，推步天文，制作仪器。同时，利用向太监讲解天文的机会，在宫中传播天主教，受洗入教的有御马监太监庞天寿等。汤若望在历局期间，还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于1550年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

　　1634(崇祯七年)，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成《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又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

　　1636(崇祯九年)，汤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铸造大炮20门。

　　1638年，为谋取天主教在各省的合法地位，奏请崇祯赐“钦褒天学”四字，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悬挂。

　　1644(清朝顺治元年)，清军进入北京，明亡。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

　　汤若望多次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1644(清朝顺治元年)农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决定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他用西法修订的历书（就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被清廷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

　　顺治元年十一月，命掌钦天监事。次年，他将《崇祯历书》压缩成《西洋新法历书》一百零三卷，进呈摄政王多尔衮，封太常寺少卿。

　　顺治七年，清政府赐地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侧重建教堂。汤若望将利马窦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汤若望工作的地点则是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顺治八年顺治帝亲政后，汤若望经常出入宫廷，对朝政得失多所建言，先后上奏章三百余封。顺治帝临终议立嗣皇，曾征求汤若望意见。当时顺治帝因得天花，而当时朝廷中只有汤若望一人知道天花如果流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于是他就说一定要找一位得过天花的皇子来继王位，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康熙大帝。

　　中西历法之争，由来已久，吴明煊早在顺治十六年便上疏举报汤若望天算错误，结果反落了个“诈不以实”的罪名，险些被判了死刑。顺治十五年（1658）汤若望受一品封典，耶稣会传教士影响因而扩大，一时各地教徒增至十万人，终于引起冲突。康熙三年（1664），杨光先复上《请诛邪教状》，经议政王会议，翌年以数条罪名判处汤若望等人凌迟处斩。杨光先言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后因京师地震，汤若望遇赦，只杀了李祖白等5名钦天监官员，“时宪历”亦遭废止。杨光先乃出任钦天监正，吴明煊（明炫之弟）为监副，“复用大统旧术”。行之数年，误差日大。持新法之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等与持旧法之杨光先等交争不已，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特派员察勘两造实际观测，证明新法优于旧法。杨光先被革职，任南怀仁为钦天监副，于康熙九年（1670）复行时宪历。经过这场斗争，新法终于战胜旧法。

　　1666年8月15日(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汤若望病死于寓所。1669年（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熙又发布了对汤若望的祭文：“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因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有所知，尚克歆享。”
 

　　汤若望为明朝造炮、翻译矿冶新书，虽然没有挽回明朝注定失败的命运，但却给天主教争取了在中国的荣誉。汤若望常入宫中举行弥撒，施行圣事。据悉，到崇祯末年，内宫的奉教者已达40人，宗室奉教者达114人。据1636年的统计，奉教的亲王有140人，皇族40人，诰命夫人中有教友80余人。

　　上述这些传教方面的成绩，与汤若望的工作有直接关系。他是1640年升任北京传教区区长的。教会方面对汤神甫的工作曾作出良好的评价。如在写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的一封信中，曾报告说：“现任北京教区区长的汤若望神甫，为天主和社会建树了巨大的功勋。这是通过他撰写的教理著作，以及有关使异教徒直接皈依圣教的书籍，通过劝奉宫女们入教，还借向皇上呈送礼物的机会，清晰地书面阐述了我们的信仰。鉴于他的工作以及他在北京对我们的事业所表现的热忱，才使我们在这个帝国所作的一切成其为可能。”

　　对地方上的传教事业，汤若望也曾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如在河北省、陕西省等地。汤若望曾于1638年4月来到河间府献县讲道，不少教友闻风而至，这一行中，汤若望共为五十多人授了洗。西安是汤若望抵华早期的传教地点。他1627年到达西安府时，那里的传教气氛并不理想，传教没有适宜的场所，教士没有下榻之处，老百姓对天主教少有了解，因而产生过误解和微词。汤若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这种状况，先后建起了两座一小一大的教堂，教友数目逐年有增，单是汤若望一人所付予洗礼的就有50名之多。

　　1644年，明亡清兴，其间还有短命的“大顺王朝”。汤若望处世不惊，留守北京、守护圣器圣物及天文仪器和历书刻板。清兵入主北京之时，汤若望冒死自荐。得以取得新统治者的信任和重用。

　　1644年7月，汤若望向清廷进呈了三件仪器：浑天星球一架，地平日晷一件，望远望镜一台。他还呈递了历书范本一册，有根有据地指出了旧历的七大谬误之处，并准确预测了8月1日的日食。汤若望所阐述的天学道理得到清廷的认可，朝廷决定采用汤依新编制的新历，定名为《时究历》，并在册面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颁行天下。并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洋监正，开创了清朝任用耶稣会传教士掌管钦天监的将近二百年之久的传统。

　　1645年，汤若望下了很大功夫，对卷帙庞杂的《崇祯历书》进行删繁去芜，整理修改，增补内容，使之更为精练划一。在修改中，他对原历书的理论部分几乎原封未动，而对表格部分做了重大删节，将原来的137卷压缩成70卷。另增补了《学历小辨》、《远镜说》、《新法历引》、《新法表异》、《历法西传》、《测食略》、《新历晓惑》、《黄赤正球》、《浑天仪说》、《筹算》、《几何要法》、《治历缘起》等十几种30卷。合成30种100卷，取名《两洋新法历书》，呈送朝廷刻印行，作为每年推算时宪历书的根据。新增补的内容都是新法历书中很重要的成分。

　　《新法表异》和《历法西传》二书，是他为沟通中西天文学，介绍西学所写的两本著作。前书叙述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概况，介绍中国历代历法不下70种，及同一种历法的不同版本。介绍了新历法的优点，比较了新旧历法42个不同之处，从各方面解释新法为什么比旧法先进的道理。《历法西传》2卷是汤若望1640年为介绍欧洲天文天文学界前辈而写。书中介绍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对伽利略的新发现介绍较多。

　　汤若望在传播西学上，的确如其本人所说“总想立于欧洲科学的高峰”，尽其所能，将欧洲的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

　　1645年12月，他将这部100卷的《西洋新法历书》进呈清朝，刊刻印行，通行全国，从此成为每年编制历书和各种天文推步的依据，直以今天也是中国编制农历的基础。

　　由于汤若望制定的历书“考据精祥，理明数著”“创立新法，勤劳懋著”，1646年清廷加授他太常寺少卿衔，官阶为正四品。

　　汤若望把他的天文历法上所取得的成绩归功于上帝的指引。1650年，他在北京城内兴建了一座20米高的巴罗克式大教堂，如同高高的穹庐，上面绘满了天使与天国的图景。内有三间大厅，五座圣坛。圣坛前方皆以栏杆围绕。教堂墙上挂的镀金方牌上或绘或写基督之事迹，天主戒条，直福八端，慈悲善行。

　　顺治帝亲政前，汤若望已深得摄政王多尔衮的信任，多尔衮对他能预知天象，通晓物理的本领相当敬佩，允许他在天文呈报中可以加上自己的见解。因此汤若望不但能通过钦天监监正这个特殊的官职，广泛结交宫内外宗室权贵，而且可以利用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大自然规律的敬畏心理，把自然界的变异与统治吉凶联系在一起，用“上天示警”的预兆，进劝统治者不要采取激化矛盾的措施。汤若望受到满族官员的尊敬，在朝中颇有威望。

　　他曾以多尔衮擅权专政提醒过幼小的皇帝。并根据自己的医学常识以及他所了解的多尔衮的健康状况，作出多尔衮将不久于人世的判断。汤若望这样做在当时无疑具有很大的风险。1651年1月，多尔衮病逝。汤若望不失时机地为顺治帝选择了亲政日期，在多尔衮丧期刚满的2月1日，顺治帝宣布亲政，御太和殿，巩固了清初的政权，因此他得到了顺治帝和皇太后的好感和信任。

　　顺治帝非常钦佩汤若望的道德与学问，与之保持很好的关系。汤若望曾以他的医学知识治好了孝庄太后的侄女、顺冶帝未婚皇后的病，为此皇太后对汤若望很感激。认他为“义父”，随后顺治帝也尊他为“玛法”(满语，尊敬的老爷爷)。

　　为了表示对汤若望的好感，1651年9月，一天之内加封汤若望通议大夫、太仆寺卿、太常寺卿三个头衔。使他从原来的正四品晋升为三品。同时又加封他的父亲、祖父为通奉大夫、母亲、祖母为二品夫人。还将诰命封书，邮寄到汤若望的家乡。

　　其后又多次加封。1654年，加封为“通玄教师”。1657年，赐“通政使司通政使”。1658年2月2日，赐“光禄大夫”，为正一品。1661年按清廷惯例加封其祖三代为正一品。

　　顺治帝经常请“玛法”到宫中叙谈。无须太监们的传唤，也免除谨见时的叩跪之礼。

　　顺治帝还打破尊卑上下的惯例，到汤若望所居住的馆舍去看望。仅1656年到1657年两年间，皇帝亲临汤若望住民叙谈求教，就有24次之多。

　　在朝廷的政治活动中，汤若望也以其德高之势、在关键时刻几次劝谏顺治帝。甚至在立嗣问题上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1652年即顺治九年，被人敬为活佛的西藏达赖喇嘛带领3000喇嘛和大批蒙古族护卫，来北京觐见大清皇帝。顺治非常高兴，决定亲自前往边地迎候法驾，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但是顺治根本听不进去，一意孤行，庄太后只好把德高望重的汤若望请出来劝驾。

　　汤若望不仅呈上精心撰写的谏书，而且上朝跪拜面奏皇帝，请他要保持必要的尊严，不要远离京师，以免发生意外事故。顺治最终听取汤若望的意见，派一位大臣前去迎接达赖喇嘛进京。

　　达赖喇嘛想请顺治成为喇嘛弟子，汤若望想到澳门宗教界要他发展顺治加人天主教的指示，就极力反对顺治接近喇嘛教，认为皇帝与喇嘛应该各行其是，各尽其责。顺治接受汤若望的建议，给达赖喇嘛以隆重接待，并答应册封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但却使达赖喇嘛的主要心愿落空。

　　不久，荷兰大公派遣使节团来华进贡，顺治大喜，命以汤若望为主接待荷兰使节团。荷兰使节团直率地提出了与中国订立通商条约、在澳门获得居留权、允许荷兰加尔文派耶酥会来中国传教等要求，汤若望考虑到加尔文耶酥会与他所属一派有矛盾，就劝说顺治拒绝荷兰人在中国传教，不允许荷兰人获得澳门居留权，使葡萄牙、荷兰、南明王朝三种力量在澳门相互牵制，对大清朝最为有利。

　　顺治对汤若望如此忠于大清朝大加赞扬，询问如何对待荷兰使节团。汤若望提出“既顾念私交，又无碍大局”的解决方案，允许荷兰人，“八年进贡一次，可附带小宗贸易”。

　　汤若望以圆滑的手腕，取得了清朝皇帝、荷兰使节团、澳门当局三方面都对他极其满意的结果。

　　1659年5月，郑成功率十几万水陆大军大举北伐，兵临南京城下，顺治帝被这突如其来的局面吓得惊恐万状，他不知所措竟想放弃北京，逃回关外的老家去。受到庄太后的训斥后，又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传下圣旨要御驾亲征，谁也无法劝阻。宫廷上下都束手无策，大臣们纷纷跪下劝阻，顺治根本不听，亲自用宝剑劈断御座，宣称谁敢阻止他他就劈死谁。大臣们万般无奈，最后只好搬出德高望重的汤若望出面劝驾。

　　汤若望与其他传教士紧急协商对策，一致认为顺治一旦带走御林军，会带来京师畿辅重地的混乱，中原多难对西方传教事业不利，为了耶酥会的传教事业，汤若望应该冒险出马，去劝说顺治改变主意。

　　汤若望精心撰写能够打动顺治此刻心弦的奏章，选择适当的时机跪劝顺治，说他以十数年的老臣忠诚之心，恳求皇上罢亲征之议，不要使国家再濒临被破坏的边沿。

　　汤若望的冒死直谏可谓恰逢其时，顺治心如明镜，早有回心转意之心，但是找不到台阶下，这时认为汤若望博古通今，见解精到，分析透彻，看到汤若望感情激荡，老泪纵横，也深受感动，便适时转弯，就把这个面子给了汤若望。

　　24岁的顺治不久得天花病重不起，但是还没有确定皇太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特意让庄太后召见汤若望，就这个事关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征求汤若望的意见。

　　顺治提出由他的一个堂兄继承皇位，汤若望认为子承父位、父子相承，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通常做法，应该立皇子登极，而三皇子玄烨出过天花，又聪明过人，勤于学习，最为合适。汤若望的意见与庄太后的意见一致，玄烨便被扶上皇位，他就是有名的康熙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