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

　　史记记载齐人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出自妫姓，乃田氏代齐的陈（田）完后代。陈（妫）完本是陈国贵族，前往齐国后改姓为田。陈国是周朝时中原地区的一个诸侯国，周武王分封诸侯时，分封三恪。陈国是分封舜帝后人所建立的国家。 田氏后来又发展成为齐国一大名门贵族。 孙武是陈（田）完后代的主要历史记载是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又有出自妫姓，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为富春人，明生膑；膑生胜，字国辅，秦将……”（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合著）为二十四史之一， 以及西晋时《左传》杜预注解“孙书，陈无宇之子子占也。” 历来为学术界所采用的说法。今人有所争议。根据《唐幽州内衙副将、中散大夫、试殿中监乐安郡孙府君神道碑》与《唐故魏州昌乐县令孙君墓志铭》等碑文，孙武源出卫国姬姓惠孙。

　　陈完在担任“工正”期间，不仅帮助齐国完成“工盖天下”、“器盖天下”的争霸目标，还组织人编定《考工记》一书。由于陈完出色的工作和绝佳的人品，齐桓公便赐给他一些田庄。陈完一则为了隐姓避难，二则为了表示对齐桓公赐封田庄的感激，三则当时陈、田二字的读音差不多，故以田为姓，改陈完为田完。田完后来娶齐大夫懿仲之女为妻，家世逐渐兴旺起来，富贵盈门，成为齐国的望族。田完死后，谥号敬仲。

　　田敬仲完之子名穉孟夷。田穉孟夷生湣孟庄。田湣孟庄生文子须无，事齐庄公。田文子须无生桓子无宇，亦事齐庄公。田无宇承田氏家族尚武遗风，以勇武著称，力大无比，受到齐庄公的宠爱和器重，官至大夫，并被封采于齐国的莒邑（孙武出生地）。田无宇有三个儿子：田开（武子）、田乞（厘子）和田（孙）书。田开没有官职，是平民布衣，其一生主要活动在柏寝台（今广饶在当时是齐国后花园），曾为齐景公登台而鼓琴，是齐国有名的“乐师”。田乞为齐国大夫，先事齐景公，后为齐悼公之相。其在政期间，向民众收取赋税时，故意用小斗；而在向民众放贷时，却故意用大斗，暗行德政于民，收取民心。从此，田氏深得民众爱戴，“归之如流水”，田氏家族日益强盛。田（孙）书即孙武的祖父，在景公朝官至大夫，后因景公赐姓孙氏，改姓名为孙书。田（孙）书的儿子孙凭，即孙武的父亲，字起宗，在景公朝中为卿。田无宇、田（孙）书、孙凭，祖孙三代同在朝中为官，且地位显赫，权倾一时。

　　孙武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祖辈都精通军事的世袭贵族家庭里。

　　辨正：孙书并不是田无宇的儿子，田无宇之子应为田书，西晋学者杜预在《左传》注释中将二人混为一人，造成大谬，若孙书为田书，那么田僖子田乞就是孙武的伯祖父，二人年龄应相差四十年左右，但二人的活动时期几乎一致，孙武率兵破楚之际，田乞连齐国执政权都尚未掌握，这与两人的辈分十分不合。

　　以下内容引用自孙祖长《再论孙书并非陈书》

　　“孙书伐莒在公元前523年，陈书战于艾陵在公元前484年，其间相距三十九年。如若孙书、陈书本为一人，也即是说，如若陈书伐莒时只有二十岁（按此当是挂帅统军征战的最低限度的年龄），则其参与艾陵之战时也将近六十岁矣。假若真情实属如此，那倒也还说得过去。可是据《史记·陈杞世家》所记，“厉公二年（前705）生子敬仲完”。如果确认孙武为陈氏之后，那麽，自公元前705年至公元512年的193年之间，陈完延续七代人的间隔年龄约为二十八岁（陈完——陈稺——陈闵——陈文子——陈桓子——陈书——孙武——孙？），则陈书应在二十八岁左右得孙武，其时应在公元前516年左右。 然而公元前516年时，孙武已与成年伍员在吴地交游矣！

　　只有重估陈书伐莒时约为五十岁，彼时已颇有名气的孙武约为二十二岁（此亦应为其奔吴交游的最低限度年龄），这样才能既符合孙武和伍员交往的年龄所需，又符合陈氏为孙武之先说的年龄所需。然而照此推论下去，陈书战于艾陵披挂上阵时竟得为九十岁之老翁！这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

　　再辩证：陈书并非田书。 陈完到了齐国后早以改为田完。春秋战国时子孙后代早已改为田姓。后世才有称呼为陈。所以著与春秋时期的左传不可能以陈书称之。 而史料里所载的皆是指孙武是田（孙）书之后，未写陈书。左传里的陈书与孙书本就不是同一个人。所以上文的活动时间推论并不成立。 另一方面，孙书与田僖子都是田无宇的儿子，田无宇活动时间公元前546已任相国，与上文的另一时间推论并不矛盾。“ 而且公元前516年孙武是否在吴，无史可考。古代记载年代久远，孙子的记载更不详细。纠结几千年前的十几年几十年间的时间出入，并不足以作为证据来否定记载和历来学者所公认的。

　　孙武出生的当天晚上，同在朝中为官的孙武的祖父孙书和父亲孙凭都赶回家中。全家上下自主人到仆人都沉浸在无比喜悦的氛围之中。孙书望着襁褓中的孙儿，真希望他快快长大，继承和发扬将门武业，报效国家。孙书决定给孙儿取名为“武”，孙凭完全赞同。武的字形由“止”“戈”两字组成，能止戈才是武。古兵书上说“武有七德”，即武力可以用来禁止强暴，消灭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定百姓，协和大众和丰富财物。孙书还给孙儿取了个字，叫“长卿”。“卿”在当时为朝中的大官，与大夫同列。孙书为齐大夫，孙凭为齐卿。他们希望孙儿将来也能像他们一样，在朝中为官，成为国家栋梁。

　　事情果真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随着孙武的长大，逐渐显现出对军事的爱好和特有的天赋。也许是自幼受到将门家庭的熏陶，孙武自幼聪慧睿智，机敏过人，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富有创见，而且特别尚武。每当孙书、孙凭自朝中回到家里，孙武总缠着他们，让他们给他讲故事。他特别喜欢听打仗的故事，而且百听不厌。时间一长，在一旁侍候孙武的奴仆、家丁也都学会了。于是，当祖父和父亲不在家时，孙武就缠着他们给他讲。

　　除了听故事，孙武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尤其是兵书。孙家是一个祖祖辈辈都精通军事的贵族世家，家中收藏的兵书非常多。《黄帝兵书》、《太公兵法》、《风后渥奇经》、《易经卜兵》、《军志》、《军政》、《军礼》、《令典》、《周书》、《老子兵录》、《尚书兵纪》、《管子兵法》及上自黄帝、夏、商、周，下到春秋早、中期有关战争的许多竹简，塞满了阁楼。孙武就喜欢爬上阁楼，把写满字的竹简拿下来翻看。有不明白的问题就请教家聘的老师，甚至直接找祖父、父亲问个明白。

　　有一次，孙武读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他就跑去问老师：“先生，祀是什么？戎是什么？”

　　老师想今天孙武问的问题倒是简单，于是随口说：“祀是祭祀，戎是兵戎。”

　　孙武接着问：“祭祀是种精神的寄托，怎么能和兵戎相提并论为国家的大事呢？”

　　老师顿觉奇异，一时答不出来。

　　孙武接着说：“只有兵，才是国家的大事，君臣不可不察的大事。”

　　孙武长到8岁，被送进“庠序”（政府办的正规学校）接受系统的基础知识教育。当时，“五教”、“六学”是“庠序”的主修课程。“五教”是指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六学”是指六种基本科目的学习，即礼、乐、射、御、书、数。少年孙武天资聪明，对那些艰涩繁杂的“五教”以及规定的文化基础课，看三两遍就能熟记于心。往往其他同学还在埋头苦读，他早已记熟，跑到外面玩去了。有一次，老师以为他贪玩，把他叫回去准备责罚一顿。责罚是要有理由的，老师就把刚刚学过的一段课文向他提问，孙武对答如流。老师找不出责罚的理由，只好作罢。久而久之，老师感觉这孩子有不同常人的天赋，将来必成大器。于是教育孙武也就更加用心了。

　　在所有的课程中，孙武最感兴趣的是“六学”中的“射”和“御”。在“射”、“御”的第一节课上，老师先给学生讲解了“射”、“御”的基本内容及学习“射”、“御”的意义。“射”和“御”既是战场拼杀的基本技能，也是齐国社会竞技活动的主要项目。在齐国，每年的九月，都要举办一次全民“射”、“御”逐赛，是国家选将取才的重要形式，也是有志之士展现自我，步入仕途的绝佳良机。

　　接下来，老师还重点讲解了齐国自古就有的“尚武”之风。约在夏商之际，或更早一些，齐地的夷人就以善射而闻名遐迩。夷人的“夷”字就是“大”（像正面伸臂的人形）的身上挎着“弓”组成的象形字。神话传说中，东夷的英雄是羿。他用弓箭驯服了十个太阳，同时射瞎了黄河（河伯）的眼睛。他还射死封豕长蛇，并在青丘（古钜淀湖一带）把猛禽“大风”射死，为民除害。人们尊称他为“后羿”。殷商时期，齐地的英雄蜚廉“以才力事殷纣（《史记·秦本记》），一生非战即斗，最后战死在海边上（蜚廉冢在今广饶县城东）。后来，姜子牙辅佐周文王灭商，被封于齐，建立齐国，尚武风俗得以承袭，并发扬光大。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太公受封之日曾得到周王室赋予的征伐特权，可以代表周王室征讨其他国家，齐国推崇尚武习俗便成为必然。据史记载，齐国曾多次对莱、杞、奄、阳、谭等小国用兵。二是齐地有发展畜牧业尤其是养马的优越地理环境，养马业在诸侯国中捷足先登，这就为军事装备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自桓公时起，齐国就是各诸侯国中马匹最多的国家。桓公时，一次赠予卫国良马就达300匹。孙武家所处的青丘地区，就是齐国的养马基地。

　　由于受尚武精神的影响，齐国从国君到士兵，莫不以勇武为荣。“射”和“御”，是齐人首练的武技，主要用于长距离的攻击，是军事活动的重要手段。齐人向来以“射”术和“御”术的高低为荣辱，这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要想出仕入相，为国家重用，首先必须练好这两门科目。

　　在接下来的学习和训练中，孙武对“射”和“御”投入了比其他学生多数倍的努力。孙武刻苦练习，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很快，孙武就成了掌握这两项技能的同辈贵族少年中的佼佼者。

　　孙武没有满足，没有就此止步，依旧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此时，孙武心中朦朦胧胧有一个理想，那就是长大后要象他的祖父孙书、叔父田穰苴一样，成为一名驰骋疆场的大将军。

　　军旅生涯

　　孙武到了吴国，被伍子胥引荐给吴王阖闾，通过斩姬练兵，取得了吴王的赏识。在伍子胥，孙武的治理下，吴国的内政和军事都大有起色。吴王极为倚重二人，把他们两人视为左臂右膀。吴王读过《孙子兵法》，也想深入讨论。一天，吴王同孙武讨论起晋国的政事。吴王问道：“晋国的大权掌握在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六家大夫手中，将军认为哪个家族能够强大起来呢？”

　　孙武回答说：“范氏，中行氏两家最先灭亡。”

　　“为什么呢？”

　　“根据他们的亩制，收取租赋以及士卒多寡，官吏贪廉做出判断的。以范氏、中行氏来说，他们以一百六十平方步为一亩。六卿之中，这两家的田制最小，收取的租税最重，高达五分抽一。公家赋敛无度，人民转死沟壑；官吏众多而又骄奢，军队庞大而又屡屡兴兵。长此下去，必然众叛亲离，土崩瓦解！”

　　吴王见孙武的分析切中两家的要害，很有道理，就又接着问道：“范氏、中行氏败亡之后，又该轮到哪家呢？”

　　孙武回答说：“根据同样的道理推论，范氏、中行氏灭亡之后，就要轮到智氏了。智氏家族的亩制，只比范氏、中行氏的亩制稍大一点，以一百八十平方步为一亩，租税却同样苛重，也是五分抽一。智氏与范氏、中行氏的病根几乎完全一样：亩小，税重，公家富有，人民穷困，吏众兵多，主骄臣奢，又好大喜功，结果只能是重蹈范氏、中行氏的覆辙。”

　　吴王继续追问：“智氏家族灭亡之后，又该轮到谁了呢？”

　　孙武说：“那就该轮到韩、魏两家了。韩、魏两家以二百平方步为一亩，税率还是五分抽一。他们两家仍是亩小，税重，公家聚敛，人民贫苦，官兵众多，急功数战。只是因为其亩制稍大，人民负担相对较轻，所以能多残喘几天，亡在三家之后。”

　　孙武不等吴王再开问，接着说：“至于赵氏家族的情况，和上述五家大不一样。六卿之中，赵氏的亩制最大，以二百四十平方步为一亩。不仅如此，赵氏收取的租赋历来不重。亩大，税轻，公家取民有度，官兵寡少，在上者不致过分骄奢，在下者尚可温饱。苛政丧民，宽政得人。赵氏必然兴旺发达，晋国的政权最终要落到赵氏的手中。”

　　孙武论述晋国六卿兴亡的一番话，就像是给吴王献上了治国安民的良策。吴王听了以后，深受启发，高兴地说道：“将军论说得很好。寡人明白了，君王治国的正道，就是要爱惜民力，不失人心。”

　　孙武与伍子胥共同辅佐阖闾经国治军，制定了以破楚为首务，继而南服越国，尔后进图中原的争霸方略；并实施分师扰楚、疲楚的作战方针，使吴取得与楚争雄的主动权。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吴军攻克了楚的属国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舒国(今安徽庐江县西)，吴王准备攻楚，孙武认为“民劳，未可。”请再等待。伍子胥则提出疲楚的战略，建议把部队分为三军，每次用一军去袭击楚国的边境，“彼出则归，彼归则出”，用这种“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误之”的战法来疲惫楚军，消耗楚的实力。阖闾采纳了这个意见，反复袭扰楚国达六年之久，使楚军疲于奔命，为大举攻楚创造了条件。孙武和伍子胥还根据楚与唐、蔡交恶，楚国令尹子常生性贪婪，因索贿得不到满足而拘留蔡、唐国君，蔡、唐两国对楚极其怨恨的情况，献联合唐、蔡以袭楚之计。蔡、唐虽是小国，但居于楚的侧背，这就为吴军避开楚军正面，从其侧背作深远战略迂回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元前506年，吴国攻楚的条件已经成熟，孙武与伍子胥佐阖闾大举攻楚，直捣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吴军要由今天的苏州进到江陵附近，进行千余里深远的战略奔袭。孙武等人协助阖闾制定了一条出乎楚国意料的进军路线，即是从淮河逆流西上，然后在淮汭(今河南潢川西北)舍舟登陆，再乘楚军北部边境守备薄弱的空隙，从著名的义阳三关，即武阳关、九里关、平靖关，直插汉水。吴军按照这一进军路线，顺利地达到汉水，进抵楚国腹地。楚军沿汉水组织防御，同吴军隔水对阵。由于楚军主帅令尹子常擅自改变预定的夹击吴军的作战计划，为了争功，单独率军渡过汉水进攻吴军，结果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战败。吴军乘胜追击，5战5胜，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灭亡楚国。

　　吴国从此强盛起来，开始了讨伐越国的战争。在一次与越国的战争中，阖闾受伤不久病死，由太子夫差继承王位，孙武和伍子胥整顿军备，以辅佐夫差完成报仇雪耻大业。公元前494 年 春天，越王勾践调集军队从水上向吴国进发，夫差率10万精兵迎战于夫椒（今江苏无锡马山），在孙武、伍子胥的策划下，吴军在夜间布置了许多诈兵，分为两翼，高举火把，在黑暗的夜幕中吴军乘势总攻,大败越军,勾践在吴军的追击下带着5000名残兵败将跑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东南）上的一个小城中凭险抵抗，由于吴军团团包围，勾践只得向吴屈辱求和，夫差不听伍子胥劝阻，同意了勾践的求和要求。

　　吴国的争霸活动在南方地区取得胜利后，便向北方中原地区进逼，公元前485年，夫差联合鲁国，大败齐军。公元前482年，夫差又率领着数万精兵，由水路北上，到达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与晋、鲁等诸国君会盟。吴王夫差在这次盟会上，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争得霸主的地位。

　　随着吴国霸业的蒸蒸日上，夫差渐渐自以为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励精图治，对孙武、伍子胥这些功臣不再那么重视，反而重用奸臣伯嚭。越王勾践为了消沉吴王斗志、迷惑夫差，达到灭吴目的，一方面自己亲侍吴王，卧薪尝胆；一方面选美女西施郑旦入吴。西施入吴后，夫差大兴土木，建筑姑苏台，日日饮酒，夜夜笙歌，沉醉于酒色之中。孙武、伍子胥认为：勾践被迫求和，一定还会想办法到以后报复，故必须彻底 灭掉越国，绝不能姑息养奸，留下后患。但夫差听了奸臣的挑拔，不理睬孙武、伍子胥的苦谏。由于伍子胥一再进谏，夫差大怒，遂制造借口，逼其自尽，甚至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在一只皮袋里，扔到江中，不给安葬。伍子胥的死，给了孙武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心完全冷了。他意识到吴国已经不可救药。孙武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于是便悄然归隐，息影深山，根据自己训练军队、指挥作战的经验，修订其兵法13篇，使其更臻完善。

　　孙武之子孙明被吴王封为富春侯，是为富春孙氏之始。孙武墓的主流看法是在苏州城北陆墓。
 

　　孙武和孙膑历来都称为孙子。《孙子兵法》十三篇，每篇都冠以“孙子日”三字。这可能是其弟子或后学在整理此书时所加。但由此足以表明， 孙武在当时与孔丘一样，被人尊称为“子”。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 在上编《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强兵》等篇记叙性的文字中，都把孙胰记为“孙子”；而在其他各篇论述性的文字前， 亦都冠以“孙子日”字样。可见孙膳在战国时代，也和墨翟、孟柯、庄周、苟况一样，被人习惯地尊称为“子”。司马迁撰《史记》“列传”部分时、把孙武、孙膑与吴起合为一传，名《孙子、吴起列传）。《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中，记孙武的著作为《吴孙子兵法》，而记孙膑的著作为《齐孙子》。足见春秋战国问有两个“孙子”的说法，自战国、秦汉以来沿袭已久。为便于区别，《汉志》把主要活动于吴国的孙武，称为“吴孙子”；又把主要活动于齐国的孙膑，称为“齐孙子”。两个孙子之一的孙武，其生年略晚于孔子，而卒年与孔子差不多。因此，把主要评述两个孙子生平思想的传记合题为《孙子评传》，继《孔子评传》之后，作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第2 卷，应该是合宜的。
 

　　春秋时代有个伟大的军事家名叫孙武，有一天去见吴王阖闾，吴王问他能不能训练女兵，孙武说：“可以。”于是吴王便拨了一百多位宫女给他。孙武把宫女编成两队，用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妃子为队长，然后把一些军事的基本动作教给她们，并告诫她们还要遵守军令，不可违背。不料孙武开始发令时，宫女们觉得好玩，都一个个笑了起来。孙武以为自己话没说清楚，便重复一遍，等第二次再发令，宫女们还是只顾嘻笑。这次孙武生气了，便下令把队长拖去斩首，理由是队长领导无方。吴王听说要斩他的爱妃，急忙向他求情，但是孙武说：“君王既然已经把她们交给我来训练，我就必须依照军队的规定来管理她们，任何人违犯了军令都该接受处分，这是没有例外的。”结果还是把队长给杀了。宫女们见他说到做到，都吓得脸色发白。第三次发令，没有一个人敢再开玩笑了。

　　启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对长官的命令是不可随意违抗的，所谓“军令如山”就是这个道理。孙武训练军队非常严厉，丝毫不肯马虎，连吴王向他求情也不买账。正由于他这种认真的态度，才能训练出精良的部队。我们不管做任何事，如果也能具备他这种认真的精神，相信每一件事必定都能非常圆满。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处处表现了道家与兵家的哲学。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汉族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汉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汉族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

　　《孙子兵法》被称为镇国之宝，在中国被奉为兵家经典。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竹简出土在临沂。
 

　　1、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

　　2、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3、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4、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5、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6、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中原、内虚于家，...

　　7、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

　　8、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9、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10、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虚实是也。

　　11、胜可知，而不可为。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12、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13、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14、兵者，诡道也。

　　15、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16、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17、暑往则寒来，春还则秋至。今四境无忧，王恃其强盛，骄乐必生。

　　18、吾非欲自全，并欲全子。
 

　　韩非：“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披甲者少也。”

　　白圭：“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司马迁：“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

　　班固：“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雄杰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纵连衡，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时唯孙卿明于王道，而非之。”

　　王充：“孙武、阖庐，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学其法者，战必胜；不晓什伯之陈，不知击刺之术者，强使之军，军覆师败，无其法也。”

　　曹操：“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后百岁余有孙膑，是武之后也。审计重举，明画深图，不可相诬。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

　　诸葛亮：“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

　　刘勰：“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

　　李世民：“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者，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较量，孙武著书，三等皆具焉。”

　　李靖：“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前，爱救于后，无益于事矣。《尚书》所以慎戒其终，非所以作谋于始也。故孙子之法，万代不刊。”

　　司马贞：“孙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斩，良将得焉。”

　　杜佑：“语有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今辄捃摭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庶披卷足见成败在斯矣。”

　　杜牧：“自古以兵著书列于后世、可以教于后生者，凡十数家，且百万言。其孙子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

　　欧阳修：“武之书本于兵，兵之术非一，而以不穷为奇，宜其说者之多也。”

　　苏洵：“孙武十三篇，兵家举以为师。然以吾评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吴起与武一体之人也，皆著书言兵，世称之孙吴。然而吴起之言兵也，轻法制，草略无所统纪，不若武之书辞约而意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

　　苏轼：“古之言兵者，无出于孙子矣。利害之相权，奇正之相生，战守攻围之法，盖以百数，虽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

　　朱元璋：“以朕观之，武之书杂出于古之权书，特未纯耳。其曰‘不仁之至’、‘非胜之主’，此说极是。若虚实变诈之说，则浅矣。苟君如汤武，用兵行师，不待虚实变诈而自无不胜。然虚实变诈之所以取胜者，特一时诡遇之术，非王者之师也，而其术终亦穷耳。盖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观武之言与其术亦有相悖。盖武之书必有所授，而武之术则不能尽如其书也。”

　　戚继光：“愚尝读孙武书，叹曰：兵法其武库乎！用兵其取诸库之器乎！兵法其药肆乎！用兵其取诸肆之材乎！及读诸将传又悟曰：此固善握器而妙用材者乎?学者欲求下手著实工夫之门，莫逾于此。数年间余承乏浙东，乃知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第于下手详细节目，无一及焉，犹禅者上乘之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