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琬

　　汪琬生于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卒于清圣祖康熙二十九年（1691），年六十七岁。生于世宦之家，曾参与复社事。汪琬性情急躁冲动，坦率直言，不能容人过错，以是人多嫉之，然坦率无城府，光明磊落，立志自重，耿介有守。不喜仕进，惟嗜读书问学，发明经义，精研史学，昌言朴学。

　　顺治十二年（1655年）中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等。后因病辞官归家。康熙九年（1670年）辞官归里。康熙十八年（1679年），召试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编修，预修《明史》，在馆六十余日，撰史稿一百七十五篇，后乞病归，晚年隐居太湖尧峰山，闭户撰述，不问世事，学者称“尧峰先生”。
 

　　代表作有《尧峰诗文钞》、《钝翁前后类稿、续稿》《陈处士墓表》《绮里诗选序》、《江天一传》、《书沈通明事》、《送王进士之任扬州序》等。

　　汪琬的散文创作可分为两大类：经史之文与小品纪游之文。总体以观，经史之文不仅占据了大多数篇幅，而且体现了其创作的根本旨趣与艺术风格，代表着其散文的主要成就。
 

　　汪琬与叶燮，各有所长，论搞文学创作；叶不如汪，论搞文艺理论，汪不如叶。两人“骂架”，当然属于搞理论的事情了，所以，这种论争，叶燮占了上风，叶燮把汪琬的集子全部拿来，逐字逐句“捉虫子”，一行一段“找岔子”，从错别字到病句，从知识引用到逻辑推理，从文章做法到立论根据，一一给批驳，全方位给挑刺，又从整体上做了一个“文学批评概论”，专门形成了一本书，叫做《汪文指谬》，把汪琬端上台面抛到桌面来“斗垮斗臭”，出其大丑。

　　汪叶这两个文坛学界重量级人物的论争，在大清一代，热闹有余，瘴气也有余，除了各自指陈知识性硬伤之外，其它方面更多的是为了争论而争论，甚而在某些方面，两人的观点本来一致，但为了不屑与对方为伍，也就你做正方，我偏做反方，其情形类同于“电视辩论”。当然，两人在论争中也倾注了相当多的心血，也多有自己的理论建构，特别是叶燮，为此专门出了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的一种治学成果。

　　但是，叶燮把这成果给自毁了。汪琬死后，叶燮把那本《汪文指谬》收拢来，一把火给点着了，其弟子甚是不解，叶燮说：“吾向不满汪氏文，亦为其名太高，意气太盛，故麻列其失，非为汪氏学竟谬戾于圣人也。今汪殁，吾少一诤友矣。”叶燮怨怪汪氏多意气，其实也是自责的，他并不把汪琬当诋毁自己人格的对手，而是把他当砥砺自己思想的推手。

　　文人相轻，是个老毛病了，许多文人，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冲突，也不是其“学谬戾于圣人”，只是见不得“其名太高”，所以也就常常意气太盛，互相谩骂，到死都不相往来，一见其死，或者遭难，就欢欣雀跃，幸灾乐祸。汪叶之争，不能说他俩没染文人相轻的习气，但是，他俩还没至于文人相敌。叶燮焚书，谈不上文人的道德高标，却也没触及文人的人格底线，不是文人的好榜样，却也是文人中好样的。
 

　　梁启超等人将清代朴学之兴归功于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其实，汪琬也是朴学隆兴的关键人物之一。笔者认为，吴中经学一派近源有二，即汪琬与顾炎武。

　　汪琬之文根柢六经，浸淫史汉，出入韩愈、欧阳修、朱熹、归有光之间。从文学创作来看，成就远不如史传之文。汪琬性狷介，笃好古学，重经世之用，于当世人物、文章褒讥不少宽假。他的好臧否人物，议论史事，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这与明末清初的历史巨变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