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

　　薛瑄生于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十日（1389年8月20日），出身教育世家。祖父薛仲义精通经史，因时值元末战乱，不愿应考做官，大半生均在家乡教书。父亲薛贞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中举后，历任河北元氏、河南荥阳、河北玉田、河南鄢陵等县的儒学教谕达三十余年。

　　薛瑄因有良好的求学环境，再加上生性聪颖，在六、七岁时便能对《小学》、四书熟习背诵，十一、二岁就会写诗作赋。

　　永乐元年（1403年），薛瑄的父亲在任荥阳县教谕时，河南布政司参政陈宗问前来巡视，在船上偶有感触，随口吟出“绿水无忧风皱面”，但一时想不出对句，便求教于在场官吏，结果无一人能够对得上来。父亲回家将此事告诉薛瑄，他稍加思索便道出“青山不老雪白头”。陈宗问得知后，颇感惊奇，便亲临学舍看望，还索阅了他平时的诗作，称他才学出众，长大一定能成大器。

　　永乐十七年（1419年），薛瑄的父亲改任鄢陵县教谕。年近三十岁的他仍然随父亲求学。不过这时他已将主要精力用于研读程朱理学，并泛及子史百家、天文地理等，而对科举的学问并不感兴趣。但事有蹊跷，按照当时规定，凡教谕所在县长期无人能考上举人、贡生时，就要将其充发到边远地区服役。出于无奈，薛瑄只得听从父命，于次年八月参加了河南全省乡试，考中了庚子头名解元；翌年，又赴京师参加了全国会试，登甲榜赐进士及第。从此便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薛瑄从宣德三年（1428年）开始，到天顺元年（1457年），陆续居官二十四年，大多执掌法纪，如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等。期间他严于律己，勤廉从政，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被誉为“光明俊伟”的清官。

　　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拟重整风纪，在内阁首辅杨士奇等的举荐下，薛瑄被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并监湖广银场。湖广银场即沅州银场，辖湘西十余县二十多处银矿，有民夫五十余万人。这里多年管理混乱，贪污成风，亟待整治。薛瑄初上任时，深知肩负责任重大，便以唐诗“此乡多宝玉，切莫厌清贫”自警。他轮流驻于沅州、辰溪和泸溪等处，往复巡视，明察暗访，承办要案，特别是对贪污受贿者都一一上报革除官职，依法严惩。从而使府县及银场秩序井然，民众夸赞不已。他在任三年，未回过一次家。离任时两袖清风，正如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莫言白笔（代称自己）南征久，赢得归囊一物空”。

　　正统六年（1441年），薛瑄就任大理寺少卿，参与刑狱案件审理。此时，身为司礼太监、把持朝政的王振，为了达到结党营私、培植亲信的目的，很快便派人向薛瑄赠送礼物并约请相见，但都被薛瑄托辞谢绝。朝中重臣杨士奇等见薛瑄性情耿直，恐被王振怪罪，都屡次劝他前往王府道谢。而他却正色回答道：“安有受爵公朝，谢恩私室之理？吾不为耶！”不仅如此，群臣到东阁议事，公卿们见了王振都行跪拜礼，而唯有薛瑄行拱手礼，从此王振对他就更怀恨在心了。

　　薛瑄上任后尽心尽职，昭冤平反，仅四个多月就办完了在锦衣卫发生的10多起冤狱案。事有凑巧，薛瑄办案期间，当时锦衣卫有个已去世二年的军官的小老婆美貌风流，与王振之侄、锦衣卫行事校尉王山私通，两人想马上成亲，但军官的大老婆贺氏以三年守孝期未满为由，从中阻拦。结果引起两人不满。王山便唆使那军官的小老婆状告贺氏，说她用妖术闷死了自己的丈夫。于是由锦衣卫将贺氏扣押立案，由都察院御史狱审讯判成死罪。薛瑄发现其中有冤，多次要求经办此案的监察御史复查平反，但那些人都因害怕得罪王振而借故推诿，只好又转交刑部议处。待刑部查清确属冤案后，薛瑄便愤然对诸监察御史以渎职枉法进行了弹劾。这样一来，便引起了锦衣卫指挥马顺和都察院都御史王文的强烈不满，二人立即向王振大进谗言，王振听后大怒，便令谏官弹劾薛瑄，以对当今朝廷不满为由，定为死罪，下于锦衣卫狱中。薛瑄入狱后，许多人纷纷前往看望，但只见他泰然自若，仍手捧《周易》在专心致志地诵读。通政史李锡知道后赞叹说：“真铁汉也!”午门会审时，由王文主审提问，薛瑄当即义正词严地斥责他说：“你身为御史长官，自当迥避，安能问我!”羞得王文无言答对。薛瑄蒙冤，震动朝野，就连王振的老仆人也为之痛哭不已。王振见众怒难犯，只好作出退让。后经兵部尚书王伟等上抗疏申救，才免了薛瑄死罪，将他削官为民，放回故里。时过七年，也就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薛瑄为官不但清廉律己，而且勤政爱民。他诚恳地指出：“为政以爱人为本。”“做官者，虽愚夫愚妇，皆当敬以临之，不可忽也。”“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不至也。”（见《读书录》）他深刻阐明了爱民、养民；让民众富庶起来的重要性。他说：“财出于民，费用广则财不足；财不足则赋敛重，赋敛重则民穷；民穷则力竭，力竭则本摇矣。”（见《从政名言》）正是在这种爱民思想的支配下，薛瑄做官期间不断地为民请命，为民伸冤，动人事迹广为流传。

　　景泰元年（1450年），复官不久的薛瑄奉命前往四川，协助巡抚佥都御史李匡平息川西苗彝作乱。期间，他亲自到各处察看民情，发现当地贪官割剥、横征暴敛，致使百姓生活困苦，冤抑难申，作乱主要由此引起。于是，他在作乱平息之后，便立即向朝廷奏本说：“番川远夷，但当羁縻之，不宜责以贡赋。”他列举事实说明苗彝等少数民族地区民力已竭，财力已尽，只有减少贡赋，才可不生变故。但朝廷对这一建议不置可否。一气之下，他便向朝廷提出了辞官还乡的请求。

　　景泰四年（1453年），全国发生大饥荒。苏州、松江一带民众纷纷向富户借粮。但富户们乘人之危，大抬粮价，囤积居奇，吝而不借。为此激起民怨，便发生了民众群起抢富户粮食、烧富户房子的事件。朝廷派太保王文前往查处，王为了表功，一下便查抄平民五百余户，捕得两百余人，并以谋反罪将其全部解京，奏请一齐问斩。不少大臣都认为这是一宗大冤案，但慑于王文权势却不敢提出异议，只有薛瑄向朝廷奏章辨冤。王文怒对别人说：“此老倔强犹昔！”但薛瑄却庄重地表白道：“辨冤获咎，死何憾焉！”最后经都察院官吏勘实，只严惩了为首者三四人。

　　天顺元年（1457年）春，年已六十九岁的薛瑄得到了朝廷的重用，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起初，他还踌躇满志地想为朝廷效力，每逢朝廷召见，都能坦诚直言，献计献策，屡次就行王道、重贤才、用群策等，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但不久他便发现英宗皇帝平庸无能，对朝臣乱政束手无策，置正确意见于不顾，屈杀忠臣于谦，并令从南国购买狮子，玩物丧志。从此，他对振兴朝政已毫无信心，想到还是“见几而作”，致仕还乡为好。于是便以老病为由接连上章，获得允准后，第四天便离开京师，踏上归程。这时，他高兴地说：“我所推崇的道学思想可以顺利地弘扬了！”

　　薛瑄在致仕还乡以后的日子里，一面聚众讲学，一面进一步深钻细研正心复性理论，并进行更加严格的自我修养，使之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天顺八年（1464年）六月十五日（7月19日），薛瑄忽觉身体不适，遂将所写文稿作了一番整理，之后伏案写诗道：“土炕羊褥纸屏风，睡觉东窗日影红。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唯觉性天通。”通字尚未写完，薛瑄便与世长辞，时年七十六岁。薛瑄逝世后，朝廷遣使谕祭，并命有司为其办理丧事。次年春又颁下《奉天诰命》，根据薛瑄生前的功绩，赠他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

　　成化元年（1465年），监丞李绅首请薛瑄从祀孔庙，其后请求薛瑄从祀孔庙的人也不少，但刘定之认为薛瑄虽为一代名臣，但他尚未达到从祀资格。

　　隆庆五年（1571年）九月，朝廷降旨准予薛瑄从祀孔庙，称其为“先儒薛子”。
 

　　1.心如水之源，源清则流清，心正则事正。

　　2.有益者不为，无益者为之，所以苦其劳而不见成功。

　　3.发言须句句有着落方好。人于忙处，言或妄发，所以有悔。

　　4.处己、事上、临下，皆当如诚为主。

　　5.心诚色温，气和辞婉，必能动人。
 

　　薛瑄主要著有《薛瑄文集》、《读书录》、《理学粹言》、《从政名言》、《策问》、《读书二录》等。其中《读书二录》是集薛瑄理学思想大成的代表作，也是他平生所作读书笔录或读书心得之集中总汇。清人曾辑其所有文字，并同其年谱、诸儒论赞等，汇刻为《薛文清公全集》，总四十六卷。《皇明经世文编》录有《薛文清公集》一卷。
 

　　正统六年（1441年），薛瑄就任大理寺少卿，参与刑狱案件审理。此时，身为司礼太监、把持朝政的王振，为了达到结党营私、培植亲信的目的，很快便派人向薛瑄赠送礼物并约请相见，但都被薛瑄托辞谢绝。朝中重臣杨士奇等见薛瑄性情耿直，恐被王振怪罪，都屡次劝他前往王府道谢。而他却正色回答道：“安有受爵公朝，谢恩私室之理？吾不为耶！”不仅如此，群臣到东阁议事，公卿们见了王振都行跪拜礼，而唯有薛瑄行拱手礼，从此王振对他就更怀恨在心了。

　　薛瑄办案期间，当时锦衣卫有个已去世二年的军官的小老婆美貌风流，与王振之侄、锦衣卫行事校尉王山私通，两人想马上成亲，但军官的大老婆贺氏以三年守孝期未满为由，从中阻拦。结果引起两人不满。王山便唆使那军官的小老婆状告贺氏，说她用妖术闷死了自己的丈夫。于是由锦衣卫将贺氏扣押立案，由都察院御史狱审讯判成死罪。薛瑄发现其中有冤，多次要求经办此案的监察御史复查平反，但那些人都因害怕得罪王振而借故推诿，只好又转交刑部议处。待刑部查清确属冤案后，薛瑄便愤然对诸监察御史以渎职枉法进行了弹劾。这样一来，便引起了锦衣卫指挥马顺和都察院都御史王文的强烈不满，二人立即向王振大进谗言，王振听后大怒，便令谏官弹劾薛瑄，以对当今朝廷不满为由，定为死罪，下于锦衣卫狱中。薛瑄入狱后，许多人纷纷前往看望，但只见他泰然自若，仍手捧《周易》在专心致志地诵读。通政史李锡知道后赞叹说：“真铁汉也!”午门会审时，由王文主审提问，薛瑄当即义正词严地斥责他说：“你身为御史长官，自当迥避，安能问我!”羞得王文无言答对。薛瑄蒙冤，震动朝野，就连王振的老仆人也为之痛哭不已。王振见众怒难犯，只好作出退让。后经兵部尚书王伟等上抗疏申救，才免了薛瑄死罪，将他削官为民，放回故里。时过七年，也就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王夫之：薛河东、赵高邑、魏南乐三数君子者，以清刚启正学，其有开必先之兆乎？非章志贞教之大儒一振起之，洗涤其居食衣履、频笑动止之故态，而欲格其心，未有胜焉者也。论世者，属目而俟之久矣。

　　张廷玉：而英宗之世，河东薛瑄以醇儒预机政，虽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

　　黄宗羲：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故数传之后，其议论设施，不问而可知其出於河东也。若阳明门下亲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师说，亦以其言之过高也。然河东有未见性之讥，所谓“此心始觉性天通”者，定非欺人语，可见无事乎张皇耳。

　　项笃寿：文清明体适用，足为真儒。其抗王振、违石亨，生死不悔，所称大丈夫者，非耶？

　　彭韶：力行好古，进趋有程。寤寐河洛，以究舂陵。敡历中外，大棘之卿。缧绁非罪，复起而丞。贰卿掌制，以弼以承。岂宝远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惟道之桢。

　　崔铣：先生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当时若辞而不往，岂不愈於抗而得祸与？于忠肃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争之矣，争不得，即以此事而去，尤为光明俊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