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祥

文祥

　　嘉庆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1818年10月16日 ），文祥生于盛京的穷官宦之家。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入工部任主事。

　　咸丰四年（1854年），升任工部员外郎。

　　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天国军北伐时，北京一带许多工匠逃走，文祥被调至在北京设立临时的巡防处作事，因巡防出力加知府衔，赏戴花翎。六月又因验收海运漕粮，论功加道员衔。十月升工部郎中。十一月因襄办孝静成皇后葬礼有功而赏加三品顶戴。

　　咸丰六年（1856年），在京察中，文祥被列为一等，“记名道府”，但他因母亲年迈，而请求留京任职。

　　咸丰七年（1857年），文祥担任太仆寺少卿，十二月又擢升为詹事府詹事。

　　咸丰八年（1858年），署任刑部侍郎，不久升为内阁学士并兼礼部侍郎衔。四月，署镶黄旗汉军副都统。五月，奉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后历任礼部、户部、吏部右侍郎。

　　咸丰九年（1859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同年历任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又历任户部、工部右侍郎以及户部左侍郎。

　　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署理工部右侍郎；五月，充任朝考阅卷大臣，被授予左翼总兵之职。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逼北京，僧格林沁密疏请求咸丰帝避敌热河（今河北承德），文祥“以动摇人心，有关大局，且塞外无险可扼”为由坚持反对。八月，因局势日益紧张，咸丰帝还是出走热河，命文祥署步军统领，随恭亲王奕訢留北京与英法议和。他对于列强的非分要求，能够据理力争。九月，圆明园遭焚后又遇土匪劫掠，文祥受命调兵严加巡捕。旋即以难以兼顾步军统领为由，上疏辞职获允，后又署正蓝旗护军统领。《北京条约》签订后，文祥疏请咸丰帝回京，“以定人心”。

　　同年年末，文祥与奕訢等联名奏请改变清政府的外交、通商制度，提出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商大臣、外国语学馆等洋务主张，获准。文祥又密疏请求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新式火器，获准组建神机营。此外，文祥还分析内外形势，推荐富明阿、西宁镇总兵成明等协助僧格林沁平捻，又推荐张亮基、沈葆桢、刘蓉参与平定太平天国，得到咸丰帝采纳。

　　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文祥担任右翼前锋统领。三月，署任镶黄旗满洲都统，不久又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七月，咸丰帝病死，命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大臣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军机大臣中独文祥一人被排除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同年九月，文祥协助奕訢、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处死肃顺等人。十月，文祥与其他大臣疏请慈禧、慈安两太后垂帘听政，并简派近支亲王辅政，又议定具体章程和礼节。十二月奉命管理神机营事务。

　　同治元年（1862年），文祥擢督察院左都御史、正白旗蒙古督统，并任内务府大臣，署任工部尚书、镶白旗满洲督统，六月兼署兵部尚书，七月，充任拔贡朝考阅卷大臣。闰八月，正式担任工部尚书，仍兼署兵部尚书。同年，负责处理咸丰帝丧事。

　　同治二年（1863年），文祥又充任朝考阅卷大臣，十二月，奉命管理理藩院事务。当年，江苏省城苏州和杭州被清军攻克，清廷欲嘉奖中枢大臣，文祥再三推辞。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清廷因南京攻克、太平天国覆灭，优奖中枢大臣，文祥仍坚决推辞，最后还是赏加太子太保衔。不久，署理正黄旗汉军督统。十月，充任阅兵大臣。

　　同治四年（1865年），署户部尚书，调任镶白旗满军督统。八月，“马贼”攻入直隶，文祥受命防护东陵，不久回京。十月，局势再度告急，文祥率神机营赴东北镇压王达、马傻子起义。

　　同治五年（1866年），文祥成功将“马贼”镇压下去。期间，调任吏部尚书。五月，回到北京，仍管理火药局，充任崇文门监督。十二月，《文宗显皇帝实录》及《圣训》编修完成，文祥获得封赏。

　　同治六年（1867年），署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同年他五十岁（虚岁）生日时，得到御书匾额及“福”字“寿”字等奖赏。

　　同治七年（1868年），充任会试副考官。捻军起义被平定，文祥“加军功二级”，并受命担任《剿平粤捻方略》一书的总裁。

　　同治八年（1869年），文祥因病数度请假，得假二月，假未满又丁母忧，朝廷特赐谕祭。

　　同治九年（1870年），百日丁忧满后，因病未出。天津教案发生后，文祥强撑病体，回朝主政，但病仍未痊愈，遂卸下部分职务。

　　同治十年（1871年），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同治十一年（1872年），授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事务，充任武英殿总裁。八月，《剿平粤捻方略》编修完成。十二月，充任文渊阁领阁事。

　　同治十三年（1874年），文祥多次因病休假。日本侵台（见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牡丹社事件），他强撑病体，上疏请求“停不急之工作，谋至急之海防，俾部臣、疆臣皆得专力图维”。当时同治帝重修圆明园，预计费银至少几千万两，文祥遂与恭亲王奕訢等十名重臣联名谏阻，同治帝一度欲将文祥等十大臣革职，后在两宫太后调停下放弃此念，改重修圆明园为修葺三海，又遭奕訢等谏阻，终于彻底停工。作为惩罚，奕訢一度被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经此打击，奕訢不能像之前一样勇于任事，但文祥挺身而出，凭借他的威望，朝局得以维持稳定，尚不致剧烈动荡。日本侵台之事给文祥很大刺激，其暂时平息后，文祥与奕訢等奏请办理海防六事，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又上疏，指出不能因局势暂时缓和就对日本放松警惕，而要令沈葆桢认真布置台湾防御、令南洋、北洋通商大臣从速兴办海军，得到允准。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光绪帝继位后，文祥晋武英殿大学士。

　　光绪元年（1875年），文祥因长年患病，请求开缺，朝廷挽留，命其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当时，文祥因中国屡屡遭受外来侵略，上疏密陈大计，指出：立国的关键在于获得民心，西方的议会民主制虽然难以在清帝国推行，但其顺应民意的精神值得借鉴。同年，清廷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他支持左宗棠等人收复新疆、巩固塞防的主张，并支持左宗棠替代景廉担任西征军统帅，还力主由左宗棠负责对俄伊犁交涉事务。

　　光绪二年（1876年），文祥病重。当时，距文祥提出“海防六事”已经一年多，但清廷又要重新加以讨论。文祥自知来日无多，又上密疏，追述清廷两次鸦片战争及以前对外交往的种种失策，痛陈十余年兴办洋务所受到的种种阻挠，又指出日本尚非列强，但侵台一事交涉已嫌费力，可见局势之危险。他主张：廷议之事如果在执行中不能如期坚持或不能真正落实，便不如不办；对于筹商清楚、势在必行的洋务举措，则要内外一心、实力推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皇帝能“念兹在兹”、“切念而健行之”，从而坚定朝臣兴办洋务的信念，否则中国的局势将不堪设想。五月四日（1876年5月26日），文祥病逝，清廷追赠太傅，赐骑都尉世职，入祀京师贤良祠。又拨银三千两为其治丧，派贝勒载澄作为代表前往祭奠，谥号“文忠”，归葬盛京时，则由盛京将军完颜崇实前往赐祭。

　　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太后归政，追念文祥“夙夜在公、襄成郅治”，下令赐祭一坛。
 

文祥（中）

　　文祥父亲为瓜尔佳·珠，曾长年于辽阳任笔政。
 

　　子为瓜尔佳·熙治，曾任员外郎。
 

　　他参与创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奕訢、桂良成为第一任总理衙门大臣：奕訢事务繁多，桂良年迈，文祥则“任事最专”。他还开办并扶持京师同文馆，这是同治朝最早的新式学校。同文馆创设的初期，以英文教育为主，后来陆续扩充了俄法等国语言的教学，并开设了更多的科学技术课程。同文馆创设之后，文祥时常到同文馆中体验感受，并对同文馆中的学生生活予以关照。

　　文祥在死前不久的光绪元年（1875年），曾上疏“密陈大计”，指出：“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他认为，这样的制度，清朝“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这是中国最高领导层第一次议论吸取民主宪政制度的精神，改进本国的施政。

　　文祥支持由左宗棠负责与沙俄交涉归还伊犁之事，但不久文祥便病故，后清廷派崇厚负责此事，险些丧权辱国；又改派曾纪泽出使，总算在避免对俄战争的同时挽回了一些利权。至于海防，尽管文祥一再主张，最终还是未能全力兴办，招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
 

文祥（右）

　　曾国藩评价道：“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伯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

　　光绪帝：“清正持躬，精详谋国。忠纯亮直，诚恳公明。……及办理中外交涉事务，无不尽心筹划，实为股肱心膂之臣。”

　　李鸿章评价道：“老成谋国，苦心孤诣，动出万全。”“旗人中之鸾凤。”

　　左宗棠：“博川相国正色立朝，一时人望所系。”

　　翁同龢：“此人忠恳，而于中外事维持不少。”

　　郭嵩焘：“实是国之元臣。”

　　张之洞：“文文忠创同文馆，遣驻使，编西学各书矣，然孤立而无助，迂谬之论、苟简之谋充塞于朝野，不惟不信不学，且诟病焉。”

　　梁启超称“同治初年”是“文祥、沈桂芬时代”。

　　奕訢：“①精细老成，筹画诸事动中机宜。②正直一生惟谨慎，匡襄廿载矢忠诚。”

　　金梁：“公正色立朝，为中外所严惮，政局赖以维持，不致骤变。议兴海防，练兵造船，皆公发之。史称公忠勤，为中兴枢臣之冠。谋国深远，非虚誉也。”

　　芮玛丽认为文祥“是（中国）优秀大臣中最进步的”、“是中国政府的一位最有远见而且最有能力的顾问”。

　　《清史稿》评论：“文祥自同治初年偕恭亲王同心辅政，总理各国事务，以一身负其责。洋情诪幻，朝论纷纭，一以忠信持之，无诿卸。洎穆宗亲政，胪陈历年洋务情形，因应机宜甚备，冀有启悟。既而恭亲王以阻圆明园工程忤旨斥罢，文祥涕泣，偕同列力谏，几同谴。恭亲王寻复职，而自屡遭挫折后，任事不能如初。文祥正色立朝，为中外所严惮，朝局赖以维持，不致骤变。”、“文祥尤力任艰钜，公而忘私，为中外所倚赖，而朝议未一，犹不能尽其规略；晚年密陈大计，於数十年驭外得失，洞如观火，一代兴亡之龟鉴也。宝鋆明达同之，贞毅不及，遂无以镇纷嚣而持国是。如文祥者，洵社稷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