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峨

　　黄峨（1498-1569）明女文学家，字秀眉，明朝工部尚书黄珂之女。少年时其诗名已为时人所知。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与新都状元、翰林院修撰杨慎（升庵）结为伉丽。婚后居新都桂湖之滨的榴阁。次年，随杨慎回京。世宗嘉靖三年（1524），杨氏父子在“议大礼”的政争中，忤触嘉靖，杨慎两受“廷杖”，后被谪戊云南永昌卫。她回到新都居处。其间以诗词寄情，她的《黄莺儿》词四阕最为感人。五年，杨慎回家探父病，获允同赴云南戊所。八年，杨慎夫妇由戊所奔父丧，后升庵返戊所，她独居榴阁。此期间写有深情感人

　　的《寄处》诗：“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隆庆三年（1569）病逝与杨慎合葬。
 

　　黄峨已到及笄之年，品貌端庄，才艺超群，前来求婚的显贵子弟，风流少年络绎不绝，但黄峨一再向父亲表明心迹，一定要选择象杨升庵那样学识渊博，志趣高尚的郎君。

　　正德十二年（1517）明武宗终日游乐，不理朝政，杨升庵忧国忧民，上疏劝谏，未被采纳，遂以养病为名，回到新都，读书自娱。不久，升庵的原配夫人王氏病故。次年，升庵得知聪明有才、美丽多情的黄峨年过二十尚未许人，便征得父亲的同意，遣人做媒。黄杨二家交谊深厚，门当户对，一说即成。于是，升庵备办丰厚的聘礼，亲往遂宁迎娶黄峨。当彩轿到了新都，倾城震动，人们都争先恐后来看这位“尚书女儿知府妹、宰相媳妇状元妻”的绰约丰姿。

　　黄峨在京城的官邸里，成为升庵的有力内助，夫妻生活倒也惬意。

　　明世宗登位不久，就想把他亡故的父亲兴献王尊为“皇考”，享祀太庙。这个与明朝皇家礼法相违背的决定，遭到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派的竭力反对，争议相持不下。杨升庵身披红色的囚衣，项系沉重的枷锁，带头被廷杖后的创伤由解差押送出京城。他从潞河登舟南下，连和家人告别的机会也没有。黄峨听到这不幸的消息，肝肠寸断，悲愤满腔。她急忙收拾行装，带领仆人，赶到渡口，誓与丈夫同生死，共患难。黄峨、升庵乘船沿着北运河向南行驶，在黄峨的精心护理下，升庵的杖伤逐渐好转。

　　黄峨回到新都，静居榴阁。她强压悲愤，茹苦含辛，孝敬公婆，教哺子侄，为远谪在外的升庵操持家务，排难分忧。

　　嘉靖五年（1526），被迫辞职还乡的杨廷和担忧国事，思念儿子，忧思成疾，病势沉重。升庵闻讯，回蜀探望，当父亲痊愈后，黄峨便随同升庵，跋涉千山万水，去到云南连陲，成为升庵讲学、著书的好帮手。他们生活虽然淡泊，但夫妻同甘共苦，互相体贴，并常以词曲唱和，交流心声。

　　隆庆三年（1569），黄峨病故。她和升庵一样，出活了七十一岁，并实现了与丈夫“生同心，死同穴”的誓愿。
 

　　黄峨能文工诗，更擅词曲，这早见于与之同时而略晚的朱孟震《续玉笥诗谈》：“博通经史，能诗文，善书札。”但诗不多作，亦不存稿。而其词曲，则比诗作为多。她的许多诗还辗转传抄，分别散收于明、清人集中。至于黄峨作品以集名，则始见于《杨状元妻诗集》一卷。这是隆庆四年（1570）俞宪刻本，辑入《盛明百家诗选后编》，但仅诗三首，曲一支。《杨夫人乐府词余》五卷，署万历戊申（即三十六年，公元1608），杨禹声刻本。《杨夫人词曲》五卷，著录于《明史·艺文志》，未见其书。《杨夫人曲》三卷，民国十八年（1929）任中敏编校，与《升庵陶情乐府》合编为《杨升庵夫妇散曲》，商务印书馆排印。《黄夫人乐府》四卷，乃民国二十五年（1936）黄缘芳编校，与《升庵先生乐府》四卷合订为《升庵夫妇乐府》，由中华书局排印。卢前《饮虹簃》也收入黄峨作品，名《杨夫人乐府》。以上专集，内容都大同小异，有的还辑录诸家评论。此外，《锦字书》一卷，书目仅见于清初王士禄《然脂集例》。 对于黄峨的作品，早有异议：认为有传抄之误；有疑为升庵代作；有书贾牟利而杜撰，以淫亵词标新立异。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她的词曲，好多都同杨升庵的作品混在一起，很难辨别，这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黄峨作品的内容，历来论者都只提到她写个人离情别绪，幽怀怨致。然而仔细吟读，在个人幽怨中，也不乏具有社会意义的词章。
 

　　徐文长称赞她。“旨趣闲雅，风致翩翩，填词用韵，天然合律”。“积雨酿春寒”这阕《黄莺儿》，被明代骚隐居士《衡曲尘谈》誉为“字字绝佳”。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寄外》一律和《黄莺儿》一词，“升庵别和三词，俱不能胜”。

　　杨升庵有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夫人，又何止“郎才女貌”而已？徐文长赞颂他们夫妇“著述甲士林”，“才艺冠女班”，这实在是历史上罕见的。黄峨同杨升庵一样，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也该得到应有的地位。

　　钱谦益《历朝诗集小传》说她“闺门肃穆，用修亦敬惮”。故升庵为她祝寿，有“女洙泗、闺邹鲁”之辞。洙泗、邹鲁，代指孔孟。升庵是把她作为女中圣贤来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