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濬

丘濬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十一月初十，丘濬出生于琼山县府城镇下田村（今海口市琼山区府城红城湖路金花村）。

　　丘濬幼年失去父亲，母亲李氏教他读书，他看一遍就能背诵。六岁能作《五指山诗》出口成章 。家贫无书，曾经走数百里路借书，必定将书借到才罢休。

　　正统九年（1444年），考取广东乡试第一名。

　　正统十二年（1447年），赴京参加会试，不第。

　　景泰五年（1454年），举进士及第，廷试当为一甲及第，以策中颇触时讳，遂以貌寝为由改二甲第一，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参编《寰宇通志》，景泰七年书成后被明代宗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丘濬在翰林院任职后，见闻更加广泛，尤其熟悉国家典故，以经国济民自负。

　　成化元年（1465年），两广有战事，丘濬向大学士李贤上书，指明陈述形势，井井有条数千言。李贤对他的谋划很欣赏，向皇帝禀报，明宪宗命将丘濬的谋划抄写下来，让总兵官赵辅、巡抚都御史韩雍看。韩雍等攻破贼军，虽然不完全是用丘濬的计谋，然而丘濬因此在朝臣中颇有威望，任职期满，晋升为侍讲（从五品）。

　　成化二年（1466年），参与撰写《英宗实录》，这一年秋天，升为侍讲学士（从五品）。

　　成化十三年（1477年），《续通鉴纲目》成书，提升为翰林院学士，十六年，加封礼部侍郎、调任国子祭酒（从四品）。当时学习经义的书，好尚奇险怪异之文，丘濬在主持南畿的乡试时，在分考和会试中他都痛切地抑制这种文风。丘濬任职国子监后，他督促国学生时，尤为恳切地告诫他们将文体返归正道。不久晋为礼部右侍郎（正三品），掌管祭酒事务。

　　丘濬认为真德秀著的《大学衍义》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条目叙述得不完备，丘濬就博采群书补充了这些内容，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写成《大学衍义补》160卷。

　　明孝宗继位（1488年）后，他向孝宗呈上此书。孝宗认为该书不错，赏赐黄金纸币奖励丘濬，并命令有关部门刊印发行。特别提升为礼部尚书（正二品），掌管詹事府的事务。充任修撰《宪宗实录》的副总裁。

　　弘治四年（1491年）八月，《宪宗实录》书成，加封丘濬为太子太保。十月，丘濬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要事务。尚书入内阁任职从丘濬开始，丘濬当时七十一岁。他认为《大学衍义补》所撰述的都可见之行动，请求摘其要点奏报皇帝，并下内阁商议付诸实行。孝宗批准他的请求。

　　弘治五年（1492年），丘濬上言道：“臣在成化年间见到彗星三次出现，遍扫三垣，方圆五六百里大地发生地震。近来彗星出现在天河，每天地震天鸣不已，怪鸟在宫中鸣叫三声。《春秋》二百四十年，记载出现慧星三次，地震五次，飞禽两次。现在却在二十年之间屡次出现，非常令人害怕。希望陛下体会上天的仁爱，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修身清心以立根本，而适应政事的需要，谨慎对待自己所喜好、崇尚的东西，而不被异端所迷惑，节约财物，不至于耗费国家财富，公正地使用人才，不偏听偏信，禁止以私事谒见请托，明确义理，保持节俭的品行，勤于政务，那么，阿谀求宠、邪门旁道的乱政之徒就不敢为非做歹，天灾就可以清除。”接着列举二十二种时弊，孝宗都接受他的意见。弘治六年（1493年）由于眼病免去上朝。

　　丘濬在位时，曾经用宽大为怀启发孝宗，以忠厚来改变士风。只是生性偏狭，曾与刘健在商议事情时，因意见不合，竞把帽子摔下地。言官说话不中他意，丘濬总是当面驳斥。他与王恕关系紧张，以至不说话。

　　弘治六年（1493年）考核群吏，王恕上奏章要罢免二千人。丘濬则请求未满三年的仍任原职，无特别贪婪残暴劣行的官吏仍留任，留下九十人。王恕争辩无结果，要求离职。太医院判刘文泰曾经与丘濬家有过来往，刘揭发王恕失职，王恕怀疑刘是受丘濬指使，而舆论大哗，说疏稿是丘濬写的。王恕竟由此事被罢官，人们由此对丘濬很有看法。给事中毛珵、御史宋德、周津等纷纷上奏章弹劾丘濬不能位居相位，孝宗不理睬。

　　弘治七年（1494年）八月，加封丘濬为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丘濬在朝廷的最后几年，他陆续呈上了十三份奏章请辞还乡，但却没有得到孝宗的批准。弘治八年（1495年）二月初四日，丘濬在任上去世，终年七十六岁，孝宗下旨辍朝一日赙宝钞一万贯，追赠“太傅”，谥号“文庄”。

　　弘治八年（1495年）三月十二日，孝宗又撰写了《特赐谥策文》，命行人宋恺扶灵将遗体运回海南，灵柩抬到海口滨涯村时缆绳突然神秘地绷断，于是就地安葬。
 

丘濬

　　丘濬生于广东琼山府城下田村（今属海南），海瑞则是海南琼山人，二人都是明朝官员。

　　在府城，有用其谥分别命名的“文庄路”、“忠介路”，有为纪念他们的“丘公祠”、“海公祠”，有用他们名字命名的学校，历代官民都捐资营修他们的故居、坟墓，供世人瞻仰、祭拜，有历代官员文人留下大量颂扬两公的诗章。以丘濬、海瑞姓氏命名的丘海大道，是海口市秀英区南北通向的主干道之一。

　　距丘濬故居约4公里，靠近海瑞墓，占地约2500平方米，保存有墓冢等。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广东分巡雷琼兵备道焦映汉抵琼履职，他盛赞这里的山水钟灵毓秀，更概叹自丘濬、海瑞之后文道衰微，抱“勤宣德教，扶植士气”之志，他捐献俸禄，筹办书院，以琼州别称、丘濬别号“琼台”命名。
 

　　丘浚认为，德教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无疑应占主导地位，而代表国家刑事司法权的刑罚只对德教起辅助作用。他说：“‘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此万古圣人制刑之本意也。可见刑之制，非专用之以治人之罪，盖恐世之人不能循夫五伦之教，故制刑以辅弼之。使其为子皆孝，为臣皆忠，为兄弟皆友；居上者则必慈，与人者则必信；夫必守义，妇必守礼；有一不然，则入于法，而刑辟之所必加也。天下之人有见于此，其资质之美者，有所畏而一于为善；气禀之偏者，有所惩而不敢为恶；则彝伦为之益叙，而刑罚可以不用矣。”

　　虽然德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但刑罚也是不可或缺的，它对维系社会秩序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照他的说法，刑罚属于“弼教之具”即辅助教化的工具，而教化的内容是“天理人伦”；犯罪者对“天理人伦”即伦理秩序造成了损害，故理应受到惩罚。

　　丘浚对司法官员的道德素养有较多论述，因为司法官员道德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司法水平的高低，也关系到司法的公正和腐败等问题。他认为，作为一个掌握司法权力的官员，首要的是具备“好生之德”，即尊重生命的价值、怜悯生命的痛苦。他强调儒家所说的“仁”德就是好生之德，即所谓“仁者，好生之谓也”。

　　丘浚认为，仁道与和谐代表了儒家司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孔子有言“仁者爱人”，仁道的实质在于关爱人、尊重人，特别是要重视他人的生命价值。丘浚从仁道立场出发，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敷仁恩于四海”。
 

丘濬

　　何乔新：“岭南四杰”。

　　屠隆：丘文庄浚、杨修撰慎武库哉。

　　钱谦益《列朝诗集》：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生平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亦多 。

　　张廷玉等《明史》 ：性嗜学，既老，右目失明，犹披览不辍。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徐溥以宽厚著，丘濬以博综闻。观其指事陈言，恳恳焉为忧盛危明之计，可谓勤矣。

　　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濬记诵淹博，冠绝一时，文章尔雅，有明一代，不得不置作者之列。

　　列宁：“中国十五世纪最杰出人物”、“人类中世纪最伟大经济思想家”。

　　钱穆：不仅为琼岛之大人物，乃中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