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元璐

　　天启二年，倪元璐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倪元璐、黄道周、刘理顺俱为名臣袁可立门生，死事最为悲壮，天下公认忠烈。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皆于天启二年成进士，其时孙承宗、袁可立等为考官，后二公联兵抗清共筑辽海屏障，且二公皆不为阉党所喜，时人有指其为孙党者自此始。元璐曾为袁可立撰有《袁节寰大司马像赞》，言语间充溢着对先师的敬仰。册封德府，移疾归。还朝，出典江西乡试。暨复命，则庄烈帝践阼，魏忠贤已伏诛矣。杨维垣者，逆奄遗孽也，至是上疏并诋东林、崔、魏。元璐不能平，崇祯元年正月上疏曰：臣顷阅章奏，见攻崔、魏者必与东林并称邪党。夫以东林为邪党，将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党矣，击忠贤、呈秀者又邪党乎哉！东林，天下才薮也，而或树高明之帜，绳人过刻，持论太深，谓之非中行则可，谓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议论，宁假借，必不可失名义；士人行己，宁矫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矫激为大咎，于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义，决裂廉隅。颂德不已，必将劝进；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犹且宽之曰：“无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无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将何所不至哉！乃议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辈，而独持已甚之论苛责吾徒，所谓舛也。今大狱之后，汤火仅存，屡奉明纶，俾之酌用，而当事者犹以道学封疆，持为铁案，毋亦深防其报复乎？然臣以为过矣。年来借东林媚崔、魏者，其人自败，何待东林报复？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乔岳矣，虽百东林乌能报复哉？臣又伏读圣旨，有“韩爌清忠有执，朕所鉴知”之谕。而近闻廷臣之议，殊有异同，可为大怪　相业光伟，他不具论，即如红丸议起，举国沸然，爌独侃侃条揭，明其不然。夫孙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他人乎！而今推毂不及，点灼横加，则徒以其票拟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当诛，爌不为无说，封疆失事，累累有徒，乃欲独杀一廷弼，岂平论哉？此爌所以阁笔也。然廷弼究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则又不可谓后之人能杀廷弼，而爌独不能杀之也。又如词臣文震孟正学劲骨，有古大臣之品，三月居官，昌言获罪，人以方之罗伦、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谬悠之谭不已，将毋门户二字不可重提耶？用更端以相遮抑耶？书院、生祠，相胜负者也，生祠毁，书院岂不当修复！
 

　　倪元璐最得王右军、颜鲁公和苏东坡三人翰墨之助，以雄深高浑见魄力，书风奇伟。

　　倪元璐在植根传统的同时，又在竭力寻求变化，其学古人，灵活变通，学到举一反三。其受益苏字，便能将苏字的扁平结字特征，反其道地化为偏长狭瘦的自家构字法则；学王字，却能把王氏书中居多的方笔，变成自己腕下能随机生发的圆笔；晚年用力颜（真卿）字，去其“屋漏痕”意，书风渐趋浑沉，又能将揉、擦、飞白、渴笔等技法引入其中，借以丰富作品内涵。并以奇险多变的结体，聚散开合随机应变，再以字距极密、行距极宽的章法布白，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图像。

　　倪元璐的行草书用笔锋棱四露中见苍浑，并时杂有渴笔与浓墨相映成趣，结字奇侧多变，人曾戏称“刺菱翻筋斗”，其棱峭生动之姿被刻画得淋漓尽致。他书法风格的形成，除了他善于从王右军、颜鲁公和苏东坡等古人的经典中得到滋养，更在于他的“新理异态”使其能自出新意。
 

　　倪元璐行草立轴代表作有《冒雨行乐陵道诗轴》、《赠乐山五律诗轴》等。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明人无不能行书者，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

　　清代的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说：“元璐书法灵秀神妙，行草尤极超逸”。

　　黄道周曾在《书秦华玉镌诸楷法后》云：“同年中倪鸿宝笔法探古，遂能兼撮子瞻、逸少之长，如剑客龙天，时成花女，要非时妆所貌，过数十年亦与王苏并宝当世但恐鄙屑不为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