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姚枢别名姚文献、雪斋姚公，是金末元初著名理学家、政治家，他参定元朝一代制度。姚枢在金朝末年投奔蒙古，得到窝阔台汗赏识，后与忽必烈陈述儒学治国之道、帝王之学，深得元世祖器重，官拜翰林学士承旨、昭文殿大学士等职，为忽必烈出谋划策，为元朝参定了一代制度。公元1278年，姚枢逝世，追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鲁国公等，谥号“文献”。
人物生平
投奔蒙古
姚枢，字公茂，本柳城（今辽宁朝阳）人，后迁洛阳（今河南洛阳）。其先祖作为后唐的使者出使契丹，因故留居其地，遂落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一百多年后，姚枢的祖父和父亲先后担任金朝中下级官吏，其家辗转回到中原。姚枢生长于洛阳，金朝末年，其父姚渊调任许州（今河南许昌）录事判官，“乃徙家于许”。
姚枢自幼读书刻苦，自期甚高，当时闲居许州的名士宋九嘉对他倍加赏识，认为他有“王佐略”。
这个时候，在蒙古军队长鞭的频频抽打下，金朝已是风雨飘摇。1232年，蒙古军攻破许州，姚枢被迫出逃。这时，宋九嘉已出任蒙古官职，姚枢就到燕京（今北京）投靠他，宋九嘉将他推荐给了名臣杨惟中。
所谓“英雄惜英雄”，当时姚枢32岁，杨惟中只有27岁，两个青年才俊相互欣赏，杨惟中很快推荐姚枢前往漠北，觐见窝阔台。那会儿漠北没有汉人士大夫，窝阔台“喜其来，甚重之”，留他在身边数年，姚枢因此熟知了蒙古的风俗和文化。
传播理学
1235年，皇子阔出统兵攻宋，姚枢受诏从杨惟中随军出征，到汉地求访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类人才。这是姚枢在历史舞台上的第一次演出，可说极其成功，他以睿智的目光和果断的行动，对历史的演变发挥了深刻的影响。
姚枢深知自己此行的意义，在血腥而无序的战争中，他敏锐而专注地履行使命。蒙古军破枣阳，主将欲坑杀姚枢搜罗的各色专门人才。在他的全力保护下，这些人脱逃“入竹林间，尽免于死”。
不久，蒙古军又攻陷德安（今湖北安陆），“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其时，姚枢还没有能力制止滥杀，但他拿着窝阔台的诏书四处奔走，尽力解救身着儒服的人，其中一位叫赵复的人言谈不俗，慧眼独具的姚枢当即将赵复带在身边，与他同吃同住。不久，姚枢亲自护送赵复北至燕京。为“传继道学之绪”，在中书令耶律楚材的支持下，姚枢协助杨惟中在燕京创立太极书院及周子（周敦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子配食，请赵复为师，选俊秀有识者为道学生”，从学者达百人之多，由是，理学在北方传布日广。而姚枢“首受其学”，成为赵复的第一个学生，精心研读“程朱二子性理之书”，很快成为阐扬理学的一个重要人物。
理学产生于北宋，但随着宋室南迁，该学派主要人物流落江南，传承到朱熹时，形成了完整的体系。理学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但这种新兴的学术，在北方却没有多少回响。金和南宋对峙百年，导致南北“声教不通”，金朝的儒士崇尚汉代经学的章句注疏，“学文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
而在1235年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姚枢发现、保护、推荐了赵复，瞬间打开一扇南北文化交流的大门，程朱理学由此在北方广泛传播，令北方儒士沐浴在耳目一新的学术空气中。当时人评价说：“北方知程朱之学，自（赵）复始。”而黄宗羲之子、明末清初经学家黄百家回望历史烟云，也曾感慨道：“自赵江汉（赵复号江汉先生）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
由于姚枢、窦默、许衡等人的努力，元朝尊信程朱，将理学定为官学。此后，明清承续元代，也以程朱之学为官学。当初，姚枢发现、救护赵复，只是一点灿烂的星火，但因缘际会，这点星火竟成燎原之势。
避祸隐居
1241年，40岁的姚枢命运发生一次重大转折，这成就了他与辉县百泉的一段缘分，也成就了他与许衡、窦默等大儒之间的情谊。有时候，生活的转变来得出人意料。大笔的贿赂摆在姚枢面前，因无法拒绝，他只好选择了转身离开。
那年，窝阔台任命姚枢为燕京行台郎中。“燕京行台”也叫“中州断事官”，是蒙古汗国总理汉地政务的官职，当时担任这一职务的，是花剌子模人牙鲁瓦赤，此人经商出身，性喜货贿，为了不得罪他，各地官员和掌握兵权的“世侯”竞相往燕京送银子。大约为了堵住姚枢的嘴，牙鲁瓦赤常把贿赂分一份送给他。姚枢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想要，但顶头上司又得罪不起，洁身无门，只好放弃一切，挂冠而去，携家小迁至辉州苏门（今辉县北苏门山，百泉即在该山下）隐居。
来到苏门后，姚枢的生活是简朴的，没有了燕京城的高堂华屋，他“诛茅为堂”，盖起了茅草屋，然后出资垦荒田数百亩，“修二水轮”灌溉，让自己的生活有了基本的着落。随后置家庙，奉祠四世堂龛，“别为室奉
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像”，自己“终日危坐”，潜心研读程朱之书，如醉如痴。那时北方长期战乱，各种书籍相当缺少，刚刚从南方传来的理学典籍更是匮乏。苏门山下，姚枢亲自从事小学、四书的刊行，还动员朋友出资刊刻图书，散发到四方。
这时，“江汉先生”赵复已彻底从人间隐匿。出生于南方的赵复，与杨惟中、姚枢等人不同，他的“华夷之辨”观念十分强烈，心向南宋，不愿事元。忽必烈曾召见他，问道：“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赵复答道：“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父母者。”虽然在姚枢的劝说下，他前往燕京传授程朱理学，但一年后就隐居起来。没有了赵复，执著的姚枢就成了北方理学传播的核心人物，前来求学问道的人数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后来成为大儒的许衡和窦默。
姚枢隐居苏门山时，许衡已30多岁，也是一位老师了，他闻讯前来拜访，读到“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书”，顿觉眼界大开，兴奋得“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遂敬信如神。回去后，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过去我教你们的都不对，现在我才知道了进学之序！”不久，许衡就带着家人和学生迁至苏门，与姚枢“相依以居”。
另一位饱学之士窦默也前来隐居，与姚枢、许衡等人“慨然以道为己任”。他们过从甚密，经常聚集在一起，朝暮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从学者甚众，辉县一时星光闪耀，成为理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在北方名声极为响亮，名士王磐受窝阔台征召，就曾将自己的全部学生转至姚枢处从学。
这段研读岁月长达十年，姚枢、许衡、窦默后来都卓然而成大家，并且都受到忽必烈的重用。
辅佐世祖
姚枢隐居辉县之时，并没有考虑自己的仕途。在苏门山下，他“读书鸣琴，若将终身”，悠然自得，似乎要终老于林泉。
1250年，忽必烈派人前来征召，50岁的姚枢慨然允诺，走下苏门山，走出百泉，再次前往漠北。
初到漠北，忽必烈“时召与语”。这是一种试探，姚枢没有错过机会，他上书数千言，总的要领是劝忽必烈用汉法治理汉地。
姚枢首先谈形而上的，“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序，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然后是形而下的，谈改革时弊的要务，多达三十条，包括立省部、举逸遗、慎铨选、汰职员、班俸禄、重农桑、修学校等。各种建议都论及具体实施的方略，“施张之方，其下本末兼该，细大不遗”。忽必烈大感惊奇，“奇其才，动必召问，且使授世子经”。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姚枢在忽必烈跟前一出手，很快赢得了信任。这一点很重要，与君王交往，信任是第一位的，韩非子在《说难》中，曾以“智其子而疑其邻”等一系列故事，反复地说明这个道理。再有能耐的人，也只有获得了信任，才能获得施展的空间。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儿子。姚枢到达漠北时，他还只是位普通的藩王，但此人胸有大志，身边已经聚集了一批智谋之士，这是姚枢毫不犹豫地应他征召的重要原因。以后，在蒙古汗国的大舞台，他凭借着杰出的洞察力，一次次让忽必烈避开灾难，走上坦途。
一年后，在蒙古王族的权力之争中，忽必烈之兄蒙哥取得蒙古汗国大汗之位。为了把天下控制在拖雷家族手里，蒙哥汗将漠南汉地军政事务全权委托给忽必烈掌管。
对于早已“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来说，这是多年梦想一朝得圆的时候。他大喜过望，大张筵宴，与幕府众多谋士、名流庆贺。对于整个忽必烈利益集团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因此众人都忘乎所以，兴高采烈，“奉觞称贺”，独姚枢坐于席中，默然无语。
待至席散，众人皆出，忽必烈让人留住姚枢，问道：“众人在席间皆作贺词，你独默然而坐是什么缘故？”姚枢等的就是这一问，他直截了当说出心里话：“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政大权全都归了我们，大汗还管什么？”这下子，轮到忽必烈“默然”了。姚枢继续说道：“以后大汗身边的人乘隙进谗言，大汗必定疑心、后悔，因此将夺了你的权。不如只接下兵权，将行政权力交回，请大汗派出相关机构掌管。这样才势顺理安。”
这番话，估计令忽必烈听得一头冷汗，他肃然答道：“虑所不及也。”恍然大悟之后，按照姚枢的建议，把汉地政务交还蒙哥。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这种韬晦之计是十分必要的，自古君权的排他性都会产生惨烈的后果，自相残杀的事例不胜枚举。随着忽必烈在汉地站稳脚跟，声望日隆，蒙哥汗也扫清了异己，对亲弟弟的猜忌之心，顿时强烈起来。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在忽必烈掌管漠南兵权的第二年，蒙哥汗大封同姓，命忽必烈于南京（今开封）、关中自择一处，以为封地。忽必烈与众谋士商议，大家计议不定，姚枢道：“开封一带逼近黄河，水道迁徙无常，土薄水浅，四处有盐碱地，不若关中深居腹地，险要可恃，土地肥沃，古名天府陆海。”忽必烈遂愿处关中。
过了一段时间，蒙哥汗对忽必烈说：“关中虽好，但人户寥落，所得财赋，你如何够用呢？我瞧怀孟一带地方，人烟很是稠密，如今也归你掌管，方可以调剂得平。”忽必烈招纳人才，精心治理，这两个地方后来都成了他的根基。
这一年，姚枢再次上书忽必烈，分析了1235年征宋以来蒙古军队的种种失误，指出在历年征战中，“军将唯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所掠人民尽没为私奴。这不仅造成了南宋人民誓死抵抗的形势，而且所下之地“城无居民，野皆棒莽”，军事战果根本无法巩固，这决不是安邦定国之策。他建议，变春去秋来、专事掳掠的军事行动为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的长期战备，在蒙宋交界地段屯垦戍边，等到边备充实，方可有大的作为。
此后不久，忽必烈征得蒙哥同意，“试治”河南、陕西，施行姚枢的这一策略。当时立经略司于开封，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屯戍军队，耕战结合，屯田唐、邓等州，在西自襄邓，东至陈亳、桃源一线布置重兵，并构置工事，与南宋边境上的重镇襄阳成犄角之势，宋兵至则御之，去则耕种。随后，又接受姚枢建议，置都运司于卫地，通过黄河转运粮草，不一、二年，河南大治，成为蒙古军日后进攻襄樊的根据地，也成为忽必烈的重要根基。
忽必烈奉命征讨大理，在一次军中宴会上，姚枢讲了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大将曹彬攻占南唐后不杀一人，市不易肆的故事，委婉地劝谏忽必烈不要滥杀。忽必烈当时没有说话，第二天出发时，在马上大声对姚枢、也是对全军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忽必烈将“屠城令”改为“止杀令”。
忽必烈在汉地的一系列行动，尤其是他率军平定大理，既打通向南商路，又对南宋形成包围之势，使他的势力和声望大大提高，但这样一来，便有了“功高镇主”、“尾大不掉”之嫌。
蒙哥汗身边的贵族，逐渐有人表示担忧，称“王府（指忽必烈）得中土心”，告发王府人员“擅权为奸利事”。1256年，蒙哥把看不顺眼的堂叔、堂婶、堂兄弟拾掇完毕，听着越来越多的闲话，开始对亲弟弟有了猜忌之心。他指派亲信阿蓝答儿到忽必烈封地，设置专门机构“钩考局”，借经济问题开始说事。倚仗蒙哥汗声威，阿蓝答儿扬言除史天泽、刘黑马（这两位是最为著名的汉将，在朝廷有强硬的后台）外，对汉地其他世侯和忽必烈委任的关中及河南官员们都有擅杀之权。
这一切，显然是冲着忽必烈来的。忽必烈与蒙哥的关系顿时令人猜测万端。姚枢对此洞若观火，深知个中险恶，关键时刻，他为忽必烈条分缕析：“大汗君也，兄也；大王弟也，臣也。这事没法儿计较，远离朝廷本来就容易遭受不白之冤。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消除大汗疑忌，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他向忽必烈建议，请他将自己的妻子和世子送到首都和林，送到蒙哥汗的眼皮底下，在那里长期定居，以表明忠诚心迹，这样，蒙哥汗的疑忌自然会解除。
忽必烈犹豫不决。第二天，姚枢又一再敦劝忽必烈返回漠北，回到大汗身边，彻底解除他的猜忌。忽必烈思考再三，终于断然回答：“从汝、从汝。”
这年十一月，忽必烈先后两次遣使觐见蒙哥，表白自己愿意“归牧”漠北的心迹，得到蒙哥的诏许后，忽必烈即驰归和林。兄弟相见，忽必烈端一杯酒站着敬献哥哥，恭恭敬敬行了礼退回座位，然后再次敬献一杯酒，再退下来。等他第三次去献酒，蒙哥汗的眼泪潸然而下，忽必烈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淌，他想为自己告白，蒙哥汗却伸手制止了，两兄弟张开双臂相拥在一起。随即，蒙哥汗下令撤销“钩考局”。
钩考虽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权，留居漠北。
在漠北闲居一年后的1258年，进攻南宋的蒙古东路军连连失利，蒙哥想到那个被自己委屈了的能干的弟弟，再次委任忽必烈率军南下。忽必烈仍以姚枢从行，南宋贾似道闻其咨谋军中，“比为王猛”。
1259年，蒙哥汗战死于四川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县）钓鱼城。忽必烈当时已逼近鄂州，因闻听留镇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欲谋称汗，他匆忙在鄂州城下与南宋订立和约，随即北归。
1260年春，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举行忽里台大会，得到各路蒙古贵族拥戴，即位称帝，建元中统。蒙古帝国的统治重心从此由漠北转移到漠南汉地。
随后发生的一件大事，再次显示了姚枢惊人的洞察力。称帝后，忽必烈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付也自称大汗的阿里不哥，这时，用兵山东的世侯李璮发动兵变。在兵变前一个多月，李璮送到燕京当人质的李彦简悄悄逃走，忽必烈闻讯马上召姚枢商议，要他预测李璮动向。姚枢认为，对方兵变后有上中下三策可供选择，“使乘吾北征之隙，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对曰：“出下策。”
事态的发展证实，姚枢的预见极其敏锐、准确，为忽必烈的及时决策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晚年境遇
在姚枢后人为他撰写的神道碑铭里，称赞他“不固富贵，进退礼敬……故不取耻当时”。这段话曲折地暗示，姚枢晚年的遭际并不十分理想。
忽必烈的潜邸（即位前的府邸）时期，姚枢是他最倚重的智囊之一，但在忽必烈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他却始终没有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因此没有显著政绩。这不太符合人之常情，原因何在呢？
有史家探讨这一问题，认为根本在于姚枢是一个“儒者”，“以道为己任”的人生态度，使他不愿追逐“功利成效”，更注重安定天下，节用爱民。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文人具有的正直的品格和道德操守与东汉末年
曹操的大谋士
荀彧如出一辙，他们的晚年竞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忽必烈登上皇帝宝座后，情形发生了变化。为了与弟弟阿里不哥抗衡，忽必烈亟须增扩中原财赋。这个时候，倡言舒缓民力、“藏富于民”的理学派儒臣，就不是他眼中最合适的大臣人选了。他起用了汉人王文统，此人精权术，擅机变，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纲常名节，被窦默等人斥为“学术不正”，却善于理财，“敷对明敏”。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忽必烈对他十分宠信。
中统二年（1261年），王文统请奏忽必烈任命姚枢为太子太师，同时任命姚枢的朋友窦默和许衡为太子太傅与太子太保。表面上是对三人非常尊崇，实际上是把他们捧到不能再任平章政事之类职位，三公三孤，照例职位高于丞相之上，却无实权。姚枢与窦默、许衡一齐恳辞，对
元世祖说：“陛下还没有立太子，我门当谁的太师？谁的太傅、太保？”忽必烈就改任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为国子祭酒。
不过，王文统是李璮的岳父，李璮之乱发生后，他因有牵连被诛。王文统死后，元世祖诏任姚枢与左三部尚书刘肃同商议中书省事。实际上是任命姚枢参议中书省的机密与决策。一年后， 姚枢又任中书省左丞（左丞相地位虽低于右丞相和平章政事，却有实权，比同商议中书省事升职一级）。
因李璮之乱，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日渐加深。他虽然任命姚枢为中书左丞，但同时提拔出生在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阿合马为中书平章，主持工作。
姚枢官至左丞相，似无赫赫之功，但实际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姚枢作了不少很有建设性的事，如设立枢密院，建议元世祖诏令将汉军分为十个“奥鲁”。每一个“奥鲁”设一个总管府；从此不再隶属“万户”，敕令凡奥鲁内有“万户”的“弟男”及“私人”皆罢除。所谓“弟男”、“私人”就是因战争被俘虏而成的奴隶。这一敕令，也是一大德政。
姚枢还策成了多件要事，如设立新条格（标准）、省并州县、核定官吏员数、品级、职务。改燕京为中都，与上都开平同为京城、改年号为至元、大赦天下。诏蒙兀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掌印官），汉人为总管，回回人（包括畏吾儿与其它各国回族人）充同知，“永如制”等等。
可惜，之后不久，姚枢因敌不过阿合马的恶势力被外调，“以左丞、行省西京平阳等处。” 就是带相衔先后到河南、山西等地主持地方工作。随后，元朝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费用浩繁，长期需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此大背景下，讳于言利、主张节用爱民的理学派儒臣更加不合时宜，姚枢曾被忽必烈斥为“不识事机”。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一班“聚敛”之臣，因此得到重用。
除了“不识事机”，姚枢还有一点颇招忽必烈烦。他以传播、显扬理学为己任，对蒙古贵族常欲“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结果招致忽必烈反感，这很可能是他被逐渐疏远的原因。
不过，已做了中原王朝皇帝的忽必烈还是离不开姚枢。他先后任用姚枢主持修订典章制度和各种礼仪，在元朝基本建设层面上，姚枢仍然贡献巨大。
至元五年（1268年），姚枢被调回京城，担任有职无权的“同议中书省事”。直到至元十年（1273年），才被任为昭文殿大学士。
病逝大都
姚枢晚年得了心脑血管病，约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的一天，他正在朝廷说事，突然倒在忽必烈面前。经太医紧急救治，他缓了过来。
至元十七年（1280年），姚枢病逝于大都（今北京），享年七十八岁。他遗命子孙将辉县作为自己长眠之处。为了守护祖先的墓茔，他的一支后裔生活在这里。
元贞二年（1296年），元成宗追赠他为
荣禄大夫、少师。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加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鲁国公，谥号“文献”。（《元史》、《新元史》记载，姚枢死后已得谥。元成宗即位后，也已加赠姚枢为嘉猷程世旧学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鲁国公）。
姚枢的后代
儿子：姚炜，字光甫，官至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卒赠推忠秉德佐治功臣、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鲁国公，谥号文忠。
姚枢的故事
1235年，蒙古军队南征伐宋，“杨惟中行中书省军前，姚枢奉诏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士，凡儒生挂俘籍着，辄脱之以归。”后来元军攻破湖北德安时，俘获了隐居于此的“江汉先生”赵复。姚枢对赵复的为人与学术极为尊敬。
姚枢当即将赵复带在身边，与他同吃同住。看着“戎服长髯”的姚枢，赵复顿感落入异族之手，悲切难抑。当夜深人静，姚枢睡熟之际，他悄然逃走。姚枢醒来，惊出一身汗，乘月驰马，踏着积尸，不顾一切地追赶。追到一条河边，只见冷冷残月下，赵复“披发赤脚，仰天而号”，向河中间走去。姚枢滚鞍下马，奔跑水中，拽回赵复，然后“委屈劝勉”：“汝存，子孙或可传诸百世。”
尽管人救了回来，但赵复“因九族俱残”，仍无意跟随姚枢北上，姚枢说以传道大义，赢得他的尊重，赵复这才勉强同意北上，并将自己所藏八千多卷“程朱传注诸书”赠与姚枢。
人物评价
许衡：皇元启运，道复隆古，倡而鸣者为雪斋姚公。
姚燧《姚枢神道碑》：事世祖潜邸十年，左右宸极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宠之任，可谓必世之久，惟其不固富贵，进退礼敬，穷达一节，不易寒士，故不取耻当时，明哲保身。
宋濂《国朝名臣颂》：烨烨龙泉，神彩内明。视之如空，其锋所指。无物不断，其疾如风。媲之文献，雄姿英发。靡有不同，在前无古。在后无今，有志卓卓。倡道苏门，上泝泗沂。不探关洛，施于有政。蔚为王佐，务尽忠谔。立经陈纪，礼贤黜邪。风动四方，大开文明。辇致雅乐，实自鲁邦。不杀之谏，昼夜谆谆。舌不得藏，治定功成。浑然无迹，莫窥所存。左许右窦，三人同心。扶干植坤，如带如砺。信誓弗渝，永世有闻。
《元史·窦默传》记载，忽必烈曾评价道：如窦汉卿（即窦默）之心，姚公茂（即姚枢）之才，合而为一，斯可谓全人矣。
《元史·姚枢传》则认为他是位忠厚长者：“枢天质含弘而仁恕，恭敏而俭勤，未尝疑人欺己。有负其德，亦不留怨。忧患之来，不见言色。有来即谋，必反复告之。”有人对不起他，他也没有怨气；有人来请教事情，他必定反复阐述，让对方理解透彻，这样的人，的确仁厚。
王夫之《读通鉴论》：①嗣是而后，上失其道，则游士蜂起。……廉希宪、姚枢、许衡之流，又变其局而以理学为捭阖，使之自跻于尧、舜、汤、文之列，而益无忌惮。游士之祸，至于此而极矣。②故鬻诗书礼乐于非类之廷者，其国之妖也。其迹似，其理逆，其文诡，其说淫，相帅以嬉，不亡也奚待？
虞集、危素祇益蒙古之亡，而为儒者之耻，姚枢、许衡实先之矣。虽然，又恶足为儒者之耻哉？君子之道，六经、语、孟之所详，初不在文具之浮荣、谈说之琐辩也。
蔡东藩《元史演义》：忽必烈开府漠南，用姚枢、
许衡、廉希宪诸贤，似属究心治道。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北学之开，实大以衡而自于枢。……以儒学为元朝开国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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