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

　　明崇祯八年（1635年），颜元出生。因自中年后倡导习行学说，书屋名曰“习斋”，世人尊称为习斋先生。颜元祖籍直隶博野县北杨村，父名颜昶，因家境贫寒，幼时过继到蠡县刘村朱九祚家为养子，改姓朱。颜元出生在朱家，取名朱邦良。时值家中园内凿林，取乳名园儿。后来颜元归宗，取此字音为名。颜昶在朱家，常受到歧视和虐待，愤懑抑郁至极，萌生了逃离这个家庭的念头。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皇太极率清兵入关，掠掳京畿地区，颜昶乘机随军逃往关外，自此音讯断绝。这一年，颜元才四岁。八年以后，生母王氏又改嫁，留下他孤身一人在朱家。

　　颜元的养祖父朱九祚，号盛轩，多年在地方任武职。崇祯十二年（1639年），朱九祚任兵备道禀事官，携颜元移居于蠡县城内。当时，国事日非。他曾上言：“今日之兵，皆市井滑徒，顶名食粮。出则抢掠，战则奔逃。且逃后并不知其为谁，此所以仓库日空而战无一卒也。”他提出一种办法，认为可不费粮饷，而得可战之兵数万。其法是：“编各州县富民子弟习弓马者，十家共一兵，复其杂役，马甲器刃令自备。居常训练，每兵一副卒，正兵伤则提副卒补。伍兵土著不可逃。且一身勤王，十家安枕，其孰肯逃？兵利粮给，取之不穷。”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朱九祚并无反抗的表示。顺治四年（1647年），蠡县生员蒋尔恂曾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聚众杀死知县，称大明中兴元年，朱九祚却“率众守里”，对抗蒋尔恂的义军。蒋失败后，清廷驻蠡县兵备授予朱九祚巡捕官职务。不过，他有时也表现出一种正义感。顺治初年，“刘里被圈，旗奴韩某恣横，率意耕田，失产者日众”。九祚“伺其窝盗，围而擒之，鸣于县府”。按律，韩某本应问斩，虽遇赦得脱，但不敢再行肆虐，“里闬穷民不受满人侮，得各租祖田”。顺治八、九年时，地方粗安，清廷裁革省南道，朱九祚便谢任。不久，又因事被人控告，一度逃遁，颜元亦被系讯。讼案完结，家产日落。由于在城内居住费用较大，便返乡居住。晚年“恬退自牧，不入城市。教其子晃及养孙元耕读，是事不与世局”。

　　颜元八岁起受启蒙教育，从学于吴洞云。洞云先生善骑射、剑戟，又感慨明季国事日非，曾著有攻战守事宜之书，同时也长于医术和术数。这使颜元从小时起，便受到与众不同的教育。可惜在十二岁时，因遭吴妻怨怒，不能再从先生游。

　　颜元十四、五岁时，又看寇氏丹法，学运气术，娶妻不近，欲学仙。后来知仙不可学，“乃谐琴瑟，遂耽内，又有比匪之伤，习染轻薄”。十九岁时，又从贾端惠先生学。端惠禁受业弟子结社酣歌、私通馈遗，颜元遵其教，力改前非，习染顿洗。为了科举功名，颜元从十岁起，还学习八股时文。养祖父朱九祚曾想为他贿买一秀才头衔。颜元哭泣不食，说：“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结果，十九岁时，自己考中秀才。

　　颜元二十岁时，讼后家落，回乡居住后由他担负起全家生活费用。“耕田灌园，劳苦淬砺。初食薯秫如蒺藜，后甘之，体益丰，见者不以为贫也。”为谋生计，开始学医。同时开设家塾，训育子弟。二十一岁时，阅《资治通鉴》，废寝忘食，于是以博古今、晓兴废邪正为己任，并决心废弃举业。后来他虽入文社、应岁试，只是取悦老亲而已，不愿以此误终身。二十三岁时，又见七家兵书，便学兵法，究战守事宜，尝彻夜不眠，技击之术亦常练习。这个时期，颜元还深喜陆九渊及王阳明学说，以为圣人之道在是，曾亲手摘抄要语一册，反复体味。

　　颜元二十五、六岁时，思想又有较大变化。这时他得《性理大全》读之，此书集宋代理学家思想之大成。他深深地为周、张、程、朱等人的学说所折服，从此屹然以道自任。“农圃忧劳中必日静坐五六次，必读讲《近思录》、《太极图》、《西铭》等书。”他乘间静坐，目的是主敬存诚，但周围的人“有笑为狂者，有鄙为愚者，有斥为妄者，有皆为迂阔、目为古板、指为好异者”，他都毫不介意。

　　康熙三年（1664年），颜元听说蠡县北泗村有位王法乾，此人恶僧道，斥佛老，焚时文，读五经，居必衣冠，持身以敬，教家以礼，乡人有目为“狂癫”者，颜元却瞿然惊喜，大呼：“士皆如此癫，儒道幸矣！”遂与其纳交。两人每十日一会，每会，相互“规过辨学，声色胥厉，如临子弟。少顷，和敬依然”。同时各立日记，“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日逐时记之。心自不得一时放，身自不得一时闲。会日彼此交质，功可以勉，过可以惩”。后来，颜元与王法乾在对待宋儒的态度上发生歧异。

　　颜元个人家世虽屡遭不幸，但始终以匡时济世为己任。他目睹明季政治日坏，风俗日降，兵专而弱，士腐而靡，极为痛切。据李塨回忆：“先生自幼而壮，孤苦备尝，只身几无栖泊。而心血屏营，则无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阑灯炧，抵掌天下事，辄浩歌泣下。”颜元二十四岁时，便著有《王道论》，后来更名《存治篇》，阐述了他的政治理想。他认为要开万世之太平，必须恢复“唐虞三代”的政治，“井田、封建、学校，皆斟酌复之，则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谓王道”。

　　康熙七年（1668年），养祖母刘氏病卒。因感祖母恩深，父亲又出走，不能归来殓葬，他哀痛至极。三日不食，朝夕祭奠，鼻血与泪俱下，葬后亦朝夕哭，生了大病。朱氏一老翁见到此情景，十分怜悯他，说：“嘻！尔哀毁，死徒死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尔父？尔父，乃异姓乞养者。”颜元听后大为惊异，到已改嫁的生母处询问，果得实情，因而哀减。

　　颜元居养祖母丧，恪守朱子家礼，尺寸不敢违。连病带饿，几乎致死。虽觉得有许多违背性情处，但认为圣人之礼如此，不敢多疑。后来，他校以古礼，竟发现朱子家礼削删、不当之处甚多。“初丧礼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宋儒家礼删去无算句，致当日居丧，过朝夕不敢食。当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几乎杀我。”“乃叹先王制礼，尽人之性。宋人无德无位，不可作也。”由此发端，他对宋儒学说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因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正学也。静坐读书，乃程朱陆王为禅学、俗学所浸淫，非正务也”。次年，便著《存性》、《存学》两篇，学术上自成一个体系。思想转变后，更体会到“思不如学，学必以习”，故改“思古斋”为“习斋”。此后教授弟子，也是让其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诸学，并习射、习骑、习歌舞及拳法武艺，力戒静坐空谈。

　　刘氏死后，朱晃继续唆使朱翁逐赶颜元，他只得移居随东村安身。康熙十二年（1673年）朱翁卒，颜元便回博野县北杨村，归宗姓颜，时年三十九岁。颜元归宗后，日常仍从事农田耕作。有一次客人来访，见他正在扬场，感到十分奇怪。颜元却说：“君子之处世也，甘恶衣粗食，甘艰苦劳动，斯可以无失已矣！”这时，颜元及门弟子日众，李塨便是于康熙十八年开始来问学的。对于新从游者，颜元必先向其申明自定教条其要点是：孝父母、敬尊长、主忠信、申别义、禁邪僻、慎威仪、重诗书、敬字纸、习书、作文、习六艺、序出入、尚和睦、贵责善、戒旷学等。特别是对六艺，尤为强调。每逢一、六日课数，三、八日习礼，四、九日歌诗、习乐，五、十日习射。他兢兢业业，以阐扬儒家学说中实用实行思想为己任。尝云：“天废吾道也，又何虑焉。天而不废吾道也，人材未集，经术未具，是吾忧也。”因吟诗道：“肩担宝剑倚崆峒，翘首昂昂问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将来何计谢苍生。”

　　对于自己，颜元仍是持身极严，而且与从学者互相规过。有一年，颜元曾买石氏女为侧室，女痴且癫，知是为媒人所欺。于是，令媒人将女领回并讨回原金。不料，媒人又将该女再度转卖给他人。李塨就此事向先生直谏及规劝，颜元听后，悲泣道：“吾过矣！”于是出原金赎女归其父。李塨极感先生改过之勇，从此立日谱以自考。颜元和李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约定：“对众不便面规者，可互相秘觉也。云：警惰须拍坐，箴骄示以睛，重视禁暴戾，多言作嗽声，吐痰规言失，肃容戒笑轻。”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颜元五十岁时，只身往关外，寻找父亲下落。原来，颜元的父亲颜昶随清军出关后，到了沈阳，有位镶白旗董千总给了他些本钱，开了个糖店，先后娶过妻王氏及妾刘氏，刘氏生两女，名银孩、金孩。颜昶也曾想返里探亲，因入关被阻未能实现，于康熙十一年病故，葬于沈阳附近的韩英屯。颜元到关外沿途寻父，艰苦备尝。当他在沈阳张贴寻人报贴后，被银孩所知。兄妹相见，面对痛哭。颜元祭奠父茔后，亲自御车，奉先父牌位归博野。

　　从关外归来后，颜元自叹：“苍生休戚，圣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于是在康熙三十年，告别亲友，南游中州。行程二千余里，拜访河南诸儒。在各地，他结交士人，出示所著《存性》、《存学》、《唤迷途》等，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率直地抨击理学家空谈心性、以著述讲读为务、不问实学实习的倾向。寓居开封时，曾与名士张天章研讨学术。天章叹道：“礼乐亡矣，《存学》诚不容不作！”又研讨水政，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礼仪水政书》？”颜元答道：“元之著《存学》也，病后儒之著书也，尤而效之乎？且纸墨功多，恐习行之精力少也。”因此，来问学者日众。在商水，访李木天，与言经济。李见颜元佩一短刀，便离座为他演诸家拳法。颜元笑曰：“如此可与君一试。”两人遂折竹为刀，对舞不数合，颜元击中木天手腕。木天大惊曰：“技至此乎！”又与深言经济，木天倾倒下拜。次日，令其子从先生游。

　　颜元通过此次南游，愈发感到程朱之学为害的严重。他说自己当年从关外归来时，“医术渐行，声气渐通，乃知圣人之道绝传矣。然犹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势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但是，“迨辛未游中州，就正于名下士，见人人禅宗，家家训诂，确信宋室诸儒即孔孟，牢不可破，口敝舌罢。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不然终此乾坤，圣道不明，苍生无命矣”。因此，他一方面著《四书正误偶笔》等，辨析朱熹学说的谬误，一方面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向友人及门生申明训诂、理学、科学的危害，尝大声疾呼：“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遍迷贤知。”“非去帖括制艺与读著主静之道，祸终此乾坤矣。”

　　颜元六十二岁时，肥乡郝公函（字文灿）三次礼聘，请他前往主持漳南书院。颜元到肥乡后，准备很好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亲自拟定各种规章，构想书院规划，并手书“习讲堂”对联云：“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可惜数月之后，该地大雨成灾，漳水泛滥，书院堂舍悉被淹没，他只好告辞归里。后来，因水患益甚，郝公函屡请未往。不久，郝公函来书问安，并附一契纸云：“颜习斋先生生为漳南书院师，没为书院先师。文灿所赠庄一所，田五十亩。生为习斋产，没为习斋遗产。”

　　从肥乡返回后八年，即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九月初二日，颜元病故。逝世前犹谓门人曰：“天下事尚可为，汝等当积学待用。”死后葬于博野北杨村，门人私谥为“文孝先生”。

　　颜元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主张以周公的六德、六行、六艺和孔子的四教来教育学生。在他开设的讲堂上，安放着琴、竽、弓、矢、筹、管，每日带领学生从事礼、乐、射、书、数的学习，探究兵、农、水、火等实用之学。颜元不仅教育学生“习动”，而且身体力行。他武艺出众，57岁时与商水大侠李子青比武，“数合，中子青腕”，足见他老年时仍保持着矫健的身手。62岁时，应郝公函之聘，主持肥乡漳南书院。他亲自规划书院规模，制定了“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这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张。后书院为水淹，返归故里。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颜元一生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其中有记录可查者达100多人。高足李塨（1650 —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继承和发展了颜元的学说，形成了当时一个较为著名的学派，后人称为“颜李学派”。
 

　　为学从切实处下手，自不落空。

　　志不真则心不热，心不热则功不贤。

　　寡欲以清心，寡染以清身，寡言以清口。

　　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也。

　　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

　　忧愁非书不释，忿怒非书不解，精神非书不振。

　　君子处事也，甘恶衣粗食，甘艰苦劳动，斯可以无失矣。

　　一风俗而成治功，莫善于取人以德，其本莫重于谨痒序之教。

　　教子十过，不如奖子一长；教过不改也徒伤情，奖长易功也且全恩。

　　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

　　为爱静空谈之学久，必至厌事，厌事必至废事，遇事即茫然，故误人才败天下者，宋学也。

　　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会乃不走路，只效圣贤言，便当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荡荡周行道上，鲜见其人也。

　　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竟不必附和雷同也。
 

　　批判传统教育

　　颜元极力批判自汉以来二千年的重文轻实的教育传统，包括玄学、佛学、道学以及宋明理学。他提倡实学，亦有其历史依据。汉儒宋儒之学败坏了学术与社会风气。学术完全成了一种文字游戏，统治者更是利用科举八股把士人囿于文字之中，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社会道德、经济、人才的腐败与衰竭，皆与此有关。所以他主张以实学代理学。

　　1、揭露传统教育严重脱离实际的弊端

　　2、批判传统教育的义、利对立观

　　抨击八股取士

　　颜元深刻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对于学校教育的危害，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正当途径，而那种传统的科举制度，以时文（八股文）取士，是用八股文代替实学，不仅不能选拔真才，反而会引学者入歧途，贻误人才。所以他指出：“天下尽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反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激烈态度，跃然纸上。

　　颜元十分重视人才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指出：“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把人才视为是治国安民的根本。

　　颜元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也有具体主张。

　　颜元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是以反传统、反教条、反程朱理学脱离实际的书本文字教育的战斗姿态出现的。

　　强调六艺之学

　　颜元托言经典强调“六艺之学”，并非真是要回复到尧舜周孔时代，而是托古改制，“以复古求解放”，在古圣昔贤“六艺”教育的旗帜下，宣扬自己的主张。晚年，他曾规划漳南书院，陈设六斋，并规定了各斋的具体教育内容，这是对他“真学”，“实学”内容的最明确、也是最有力的说明。漳南书院的六斋及各斋教育内容为：

　　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

　　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

　　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

　　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

　　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

　　帖括斋：课八股举业。

　　强调习行教学

　　强调“习行”教学法，这是颜元在学术思想转变后关于教学方法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主张。

　　颜元重视“习行”教学法，一方面同他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有密切关系，他主张“见理于事，因行得知”认为“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只有接触事物，躬行实践，才能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另一方面，他重视“习行”教学法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反对理学家静坐读书、空谈心性的教学方法。在他看来，“从静坐讲书中讨来识见议论”，一是由于脱离实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二是终日兀坐书房中，影响健康。为了改变理学家这种把道全看在书上，把学全看在读和讲上的教学方法，颜元大力提倡“习行”教学法。

　　重视劳动教育

　　重视农业知识的传授，注重劳动在培育人才中的作用，这是颜元教育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一是重视传统农业知识。二是注重劳动对于育才的作用。

　　颜元祠堂

　　颜习斋祠堂是颜氏后代为纪念颜习斋而建。颜习斋祠堂建于清雍正年间，原来整个建筑平面呈长方形，正殿座北朝南，开一大门，五级台阶，为硬山式顶，门额悬有徐世昌题字“北学之宗”。大门东西两侧各有一间门房，门房朝南各开一方棂木窗。进大门后就是前院，前院东西两侧各有一室。二门是四柱亭式歇山顶门楼，门额悬齐书楷题字“道冠群儒”匾，门柱对联是“著论能补心性空，抱道不辞筋力苦”，为徐世昌所书。
 

　　梁启超：“博野颜元，生于穷乡，育于异姓，饱更忧患，坚苦卓绝。其学有类罗马之“斯多噶派”。其对于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其间有人焉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

　　钱穆：“以言夫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大师，习斋要为巨擘矣。岂仅于三百年！上之为宋、元、明，其言心性义理，习斋既一壁推倒；下之为有清一代，其言训诂考据，习斋亦一壁推倒。“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王昆绳语，见居业堂集卷八与壻梁仙来书遥遥斯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可以为习斋咏矣。”

　　“习斋，北方之学者也，早年为学，亦尝出入程、朱、陆、王，笃信力行者有年，一日幡然悔悟，乃并宋明相传六百年理学，一壁推翻，其气魄之深沉，识解之毅决，盖有非南方学者如梨洲、船山、亭林诸人所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