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

　　沈德潜早年家贫，从23岁起继承父业，以授徒教馆为生，过了40余年的教馆生涯。尽管处境并不如意，但他并未弃学，在奔波生活之余，勤奋读书，16岁前已通读《左传》、《韩非子》、《尉缭子》等书。他早年师从叶燮学诗，曾自谓深得叶燮诗学大义，所谓“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其自负可见一斑。

　　沈德潜热衷于功名，但这样一个满腹才学的读书人，竟然科举屡不中，康熙三十三年（1694）被录为长洲县庠生后，40年间屡试落第。在雍正十二年（1734）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又被朝廷斥贬，他的诗作被禁止流传。

　　四十岁所作《寓中遇母难日》中自表：“真觉光阴如过客，可堪四十竟无闻，中宵孤馆听残雨，远道佳人合暮云。”凄清之意和不甘寂寞的心情溢于言表。

　　从22岁参加乡试起，他总共参加科举考试十七次，最终在乾隆四年（1739）才中进士，时年六十七岁，从此跻身官宦，备享乾隆荣宠，乾隆七年（1742），授翰林院编修。次年迁左中允。累迁侍读、左庶子、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

　　乾隆十二年（1747），命在尚书房行走，又擢礼部侍郎。乾隆十三年（1748），充会试副考官，以原衔食俸。

　　乾隆十六年（1751），加礼部尚书衔。其间曾为父母乞诰命，乾隆给三代封典，并赐诗，其中有句云：“我爱德潜德，淳风挹古福。”侍郎钱陈群在旁唱和曰：“帝爱沈潜德，我羡归愚归。”赐诗与和诗中巧妙地嵌入沈德潜的名“德潜”、号“归愚”，一时被传为艺林盛事。

　　他70岁时，乾隆皇帝召其讨论历代诗源，他博古通今，对答如流，乾隆大为赏识，称之为江南老名士；并对大臣们说：“我和沈德潜的友谊，是从诗开始的，也以诗终。”后乾隆又为他的《归愚诗文钞》写了序言，并赐“御制诗”几十首与他。在诗中将他比作李（白）、杜（甫）、高（启）、王（士祯）。

　　沈德潜77岁辞官归里，屋居木渎山塘街，著书作述，并任苏州紫阳书院主讲，以诗文启迪后生，颇得赞誉。后获特许，在苏州建生祠，祠址在沧浪亭北的可园西侧。

　　乾隆三十四年（1769），沈德潜去世，终年97岁。追封太子太师，赐谥文悫，入贤良祠祭祀。乾隆还为其写了挽诗，以钱（陈群）沈二人并称“东南二老”，极一时之荣。

　　乾隆四十三年（1778），江苏东台县发生徐述夔诗案。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集》诗词被认为悖逆朝廷，引起一场文字狱，沈德潜因生前在书中为徐写传而受株连。乾隆大怒之下，亲笔降旨追夺沈德潜阶衔、罢祠、削封、仆碑，沈氏所有荣华顷刻之间化为泡影。
 

　　一朝得中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栖。自称爱才如爱子的乾隆皇帝看到了白发苍苍的“沈老”，怜才之心顿起，挽着其手，穿行于翰林院里，共相唱和。在乾隆的算盘里，豢养着一个沈德潜是特别合算的事情，一可谓敬老，二可谓惜才。会引领多少人活到老，学到老，考试到老啊。夏天，两人唱和《消夏诗十首》，冬天，两人围炉对话，切磋诗艺。沈老为父母乞诰命，乾隆二话不说，即命给三代封典，并赐诗曰：“我爱德潜德，淳风挹古初。”皇帝题词就不得了，何况还特地写诗相赠呢，在当时，这就引起“文艺界”大震动了，当时歌咏其事的不知凡几。

　　乾隆给了沈德潜极高的礼遇，官职由少詹事升詹事，再升值书房副总裁，八十多岁退休以后，还封给礼部尚书衔，甚至到了九十岁还晋阶为太子太傅、太子太师；而且沈德潜年老归乡后，乾隆多次下江南，几乎每次都要他来陪护，都要唱和几首诗。乾隆十六年，乾隆游幸江南，沈德潜赶到清江浦迎驾，乾隆赐诗曰：“玉皇案吏今烟客，天子门生更故人。”这简直是光荣到极致了，文人做到这程度，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罢。

　　但是，皇权之下，也许做“门生”可，真的能够做皇帝的“故人”吗？沈德潜编了一部《国朝诗别裁》，当然是“盛世”之“颂歌”，并将此敬献给乾隆，不料，这回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别裁》将钱谦益列为集中之首，乾隆大为光火。本来呢，钱谦益投归了大清，算是自己人，但乾隆敬“英雄”不敬“叛徒”。沈德潜没有摸透乾隆心思，纯粹从“艺术”出发，没有“政治标准”，把钱某也列了进去，引得乾隆大骂他是“老而耄荒”！

　　后来，沈德潜又卷入已故举人徐述夔的“文字狱”中。事情是这样的：徐某与“沈老”是老朋友，徐氏写有《一柱楼诗集》，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反动口号”，被人告发，乾隆把这事当政治案子查处，查到了沈德潜脑壳上，因他的“故人”为徐氏做了“传记”，这下乾隆老羞成怒，大骂他“昧良负恩”，“卑污无耻”。乾隆于是决定把原先封给沈德潜的所有荣誉全部“追回”，而此时的“沈老”已经入土多年，怎么办？鞭尸吧，乾隆命人把沈德潜的坟墓铲平了。
 

　　沈德潜年轻时曾受业于叶燮，他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叶燮的影响，但不能继承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他论诗的宗旨，主要见于所著《说诗晬语》和他所编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后名《清诗别裁集》）等书的序和凡例。沈德潜强调诗为封建政治服务，《说诗晬语》开头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同时提倡“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说诗晬语》卷上），鼓吹儒家传统“诗教”。

　　在艺术风格上，他讲究“格调”，所以他的诗论一般称为“格调说”。所谓“格调”，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其说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说诗晬语》卷上），“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实质上与明代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

　　但沈氏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因为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
 

　　沈德潜故居位于带城桥路阔家头巷26号，坐北朝南，东邻古典园林网师园，建成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之前，原有七进，200多年来几易其主，轿厅及后进楼厅、花园先后废弃。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沈德潜故居仅留存照墙、门厅、大厅及贯穿前后的东备弄，占地面积约480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