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奇

　　顺治二年（1645年），高士奇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樟树乡高家村（今慈溪匡堰镇高家村），祖上于北宋 “ 靖康之变” 时，自汴京（河南开封）南迁而至浙江慈溪。顺治十八年（1661年）入籍钱塘（浙江杭州），补杭州府学生员。

　　康熙三年（1664年），高士奇随父高古生北上游学京师。因父不久亡故，所以他以卖文以贴补生活。新岁为人作春帖子，自为句书之。康熙八年（1669年）进入太学，得以初次见到康熙帝，康熙帝非常喜欢他的理学文章，亲自赐他会试资格，半个月之内高士奇二试都是第一，记名翰林院供奉。高士奇从此踏上仕途之路。

　　康熙十年（1671年）进入国子监，试后留翰林院办事，供奉内廷，为康熙帝所器重。康熙十一年（1672年），康熙帝东巡，高士奇随驾。

　　康熙十四年（1675年），高士奇被授为为詹事府录事。康熙十六年（1677年），高士奇被授为为中书舍人，入值内廷，康熙帝赐御书“忠孝”。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设置南书房来掌管票拟谕旨，以加强皇权。高士奇奉旨入南书房，康熙帝亲赐“忠孝之家”印玺一方。赐居大内“苑西”。

　　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开博学鸿词科。高士奇中博学鸿词科。康熙十九年（1680年），授高士奇为额外翰林院侍讲。很快又授为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迁移为右庶子。官任詹事府少詹事。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山河一统。高士奇被授为执事日讲官起居注。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南巡，赴曲阜孔庙祭孔，高士奇被迁移为右春坊右庶子，又转为左春坊左庶子。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并且随驾南巡。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高士奇被授为统制总裁，政治典训副总裁。这几年是高士奇最辛苦的日子，每夜总劳作到二、三更，他夫人在家备具酒食坐待，偶话直庐事，则以清勤相勉。当进讲《周易》时，高士奇深夜回到家中后，把第二天所讲的内容探索了然，才敢入寝，而其夫人总相陪伴，不管寒暑都是这样。这时期，康熙外巡，高士奇总相伴，先后巡访松亭、塞北、盛京、乌拉、浙江等地。高士奇写下了这样的诗：“塞北松亭载笔频，江南山左扈时巡，旨甘不缺慈帏奉，内顾无忧赖尔身。”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他与康熙的“载笔频”，同时也对他夫人的歉意，“内顾无忧赖尔身”。但高士奇毕竟以康熙为重，当南巡江南，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康熙夜读到三更，高士奇说：“皇上过劳，应该爱惜身体啊。”康熙回答说：“朕自五岁开始读书；坚持夜读直到今日，仍旧乐此不疲！”足见君臣之亲。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再次南巡，拜谒明孝陵。高士奇随驾南巡。赐号“竹窗”，康熙帝御书“竹窗”二字赐予他。十月，高士奇辞官归田，定居平湖。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高士奇在籍赋闲。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 ），高士奇第一次在籍赋闲。康熙于四月十六日赐高士奇手敕一道：“朕少年最不喜参，尔所素知。只为前大病，后赖此药复元气。所以，使人到长白山觅得八九寸长五六两重者十余根，上好者数斤，念尔江湖远隔，苦楚频躬，想是未必当年气相也。故赐南方所无蜜饯人参一瓶，上好人参一斤，土木参二斤。尔当宽心自养，不必多虑。”七月，赐高士奇御扇一把，上有御制诗一首：“故人已久别三年，寄语封书白日边；多病相邻应有意，呤诗每念白云篇。”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廷设馆纂修《明史》，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高士奇奉召二度进京，官复原职，仍入住大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尔丹二次南犯。高士奇在职修书。

　　康熙三十五年（1697年），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高士奇随驾征噶尔丹。康熙三十六年（1698年），御驾亲征噶尔丹。高士奇以养母乞归，特授詹事府詹事，寻擢礼部侍郎，以母老未赴。可是，康熙对亲政后自认的并非两榜出身的老师高士奇，却总是那么情意绵绵，念念不忘，充满着真挚的关爱呵护，是史所罕见的。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七月，高士奇第二次在籍赋闲。赐御制诗一首：“廿年载笔近螭头，心慕江湖难再留；忽忆当时论左国，依稀又是十三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三月，康熙赐高士奇“忠孝节义”的御篇一幅。同年， 康熙第四次南巡。 高士奇在杭州西溪高庄接驾。康熙御书“竹窗”相赐。

　　康熙四十年（1701年），康熙赐高士奇联一对，上御书：“忠为表，孝为里；言有物，行有恒。”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擢升高士奇为礼部侍郎，高士奇以母老为由未上京赴任。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康熙第五次南巡，高士奇奉召赴淮安接驾，随康熙巡视江南。南巡后，高士奇又随驾入京。第三次居寓于大内直庐。二月后回平，六月三十日在籍病故。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正月，康熙谕祭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高士奇一道。遣浙江等处承先布政使加三级郎廷极为代天御祭的钦差。康熙亲制悼词，并御书悼联：“勉学承先志，存诚报国思。”赐谥号文恪。
 

　　徐乾学、高士奇等人，他们与陈廷敬一样，同是康熙身边的要人，其表现却大相径庭。徐乾学、高士奇被解任后，却声焰更炽，纳贿更多，虽被革职却仍旧留在北京修书，天天到南书房值班，所有文字，如果不经徐乾学改定，就不能称之为旨，整个大清朝廷，不管是满、汉大臣都归到他的门下。

　　对徐乾学的招摇，没等康熙发话，高士奇就看不过去了，在康熙二十八年九月上疏弹劾徐乾学。不过，高士奇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康熙帝深知徐乾学、高士奇招摇多事，气愤地说：“汉人倾险，可恶已极。”于是，把徐、高二人一块儿赶出了京城。

　　陈廷敬尽管和高士奇、徐乾学等人彼此推崇，过从甚密，但绝不像高、徐那样呼朋引类，植党揽权，从不参与互相倾轧的权力之争，所以能够在避过锋芒之后，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在当时满朝官僚“三五成群，互相交结”的政治风气下，表现出一种独善其身的道德情操。陈廷敬这种老成谨慎的政治作风，深得康熙的欣赏，所以评价他“老成宽大”、“慎守无过”。

　　陈廷敬的连环参，不仅保全了自己，更帮康熙铲除了朝廷头痛已久的“明”“索”两党之争。关键时刻，一向稳重的陈廷敬痛下狠手，把明珠、高士奇等人一网打尽。其动作突然而迅猛，如同乌龟取食，咬住目标绝不松口。然而，陈廷敬这样做的目的，却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大清康熙朝廷，为了国家。
 

　　当时明珠、余国柱等人的擅权、贪婪朝人皆知，康熙皇帝一不聋二不瞎，当然也是知道的。但总得有朝廷大臣参他，皇帝才好借故治其罪。可是，明珠、余国柱那等权势谁人敢参!有几个言官也曾“颇有参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再有那个敢以卵击石呢!所以，郭这一本是冒着极大风险上奏的。康熙曾问侍臣：明珠如此何无劾奏？待臣答曰：“人孰不畏死？”郭在疏中也曾明确指出：“臣固知其党羽实繁，睚眦必报”，“伏见皇上求治，辨别奸贤，正朝野肃清之会。窃思报效，不顾身家。”当时也有另一种议论，说郭精明异常，早已洞察到康熙励精图治，久欲拿权臣开刀，苦于无人上疏，才敢投皇帝下怀毅然上疏。然而，康熙帝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象郭这样敢于上《纠大臣疏》的直臣实在太少也实在可嘉。所以，他不但没有对郭加责，而且立即准了其本奏，并在上谕中作了处分：“国家建官分职，必矢志清白，大法小廉。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惟知互相结引，徇私倾陷。凡遇会议，一二昌率于前，众附和与后，一意诡随。廷议如此，国是何凭？至于紧要员缺，特令会同推举，原期得人，亦欲令被举者警心涤虑，恐致累及举者。而贪黩匪类，往往败露，此皆植党纳贿所致。朕不忍加罪大臣，且用兵时有曾著劳绩者，免其发觉。罢明珠大学士，交领侍卫内大臣酌用。明珠毕竟是满族官员，且有功于康熙王朝，所以康熙还是为他开脱罪责，从轻发落了。余国柱等遂被逐回籍。明珠之流被参倒，郭由此声名大震，受到康熙皇帝的格外器重，被破格攫升为左都御史，从从五品一跃升至为从一品，连升四级。
 

　　高士奇生平事母至孝，居乡谦和，约束家人从不马虎。对后代子孙提出告诫： “ 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法度废则变乱之事起，恃德泽则骄佚之心生。 ” 故高氏子孙在平湖已传十二世，均恪守祖训，安贫乐道，奉公守法，无一贪卑之徒，无一犯法之男。
 

　　总评

　　回顾高士奇的一生，不难发现，他是从考入太学才踏进仕途，凭的是自身的才学。他平生所受的皇恩钦赐，其荣耀实在令人羡慕。

　　高士奇的一生是幸运的。因为他深得康熙的知遇。常言道：“忠孝不能两全。”可高士奇受到了康熙御赐的印玺“忠孝之家”（此印在平湖市博物馆）。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可高士奇即使在籍赋闲，还不失日理万机的康熙的思念。称其为 “故人”，揣摩其“气相” 。

　　高士奇的一生也是最为不幸的。因为，古人有言人生三大悲哀：“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对于高士奇来说，这人生的三大悲哀，他全领受了。

　　历代评价

　　《清史稿》：南书房以诗文书画供御，地分清切，参与密勿。（徐）乾学、（高）士奇先后入直，（王）鸿绪亦以文学进。乃凭藉权势，互结党援，纳贿营私，致屡遭弹劾，圣祖曲予保全。乾学、鸿绪犹得以书局自随，竟编纂之业，士奇亦以恩礼终，不其幸欤！

　　康熙帝：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

　　《平湖县志·高士奇传》：策图书编纂最富；善神王小楷；工诗，尤长应制体；论者与桐城张相国英（张英）并称；精赏鉴；凡法书、名绘、彝鼎、琬琰，经拂拭者，声价十倍。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文恪以单门白士，徒步游长安街，遭辰遌时，平陟通显，仁皇帝（康熙）数十年之矜全培护，断非他人梦寐所敢几，奈词章而外，他事无闻。其结欢内侍，纳赂疆臣，无非为身家富贵之计，依恃宽大，巧言自文，不以墨败，幸也。视世之五谏（五种进谏方式）从讽，片语回天者，辟（屏除、驱除之意）诸草木，区以别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