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

　　万历十七年，袁可立进士及第后，首任苏州府推官。而立之年的袁可立正可谓血气方刚，初生之犊不畏虎。苏州自古江南重地，是明代万历年间首辅申时行和王锡爵的故乡，背景不是一般复杂，来此赴任的官员莫不如履薄冰。座师陆树声谙熟江南官场，对袁可立的前途十分担忧。

　　时“苏当轮蹄之冲，财富刑狱甲于他郡，公徐而理之。胥吏抱牍如山，公片言立决，如风扫箨，爰书无只字出入。”“平反疑狱无葁，扬贞汰垢”，知府石昆玉“倚公如左右手”。

　　太守石昆玉素以廉直著称，因按治当地豪横势家而得罪应天巡抚李涞，李涞反诬太守有罪，“中丞劾其不职。得旨，下所司堪问。”涞与苏州籍宰相申时行、王锡爵交厚，有司惧其威，不敢问，独可立百辩而雪其冤。“郡守石昆玉以廉直忤中丞，中丞露章劾之，事下四郡。四郡推公（袁可立）秉笔，公伸牍尽雪其冤。”“谳成，对中丞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节寰袁公传》）李涞以万历十八年四月由苏、松副使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八月去官，为官一年有余。

　　“以七品之卑斗翻四品之尊，袁可立的不畏权势，不仅使他声名远扬，也成就他为中国历史上的‘推官’楷模。”（谢志伟《袁可立：有胆有识有奇谋》）从此袁可立成为苏州府名宦祠中和白居易、司马光、文天祥、况钟、海瑞、于成龙、林则徐等并列的清官廉吏，是明清两代近二百位苏州府推官中唯一入祀名宦祠的一位。

　　袁可立执法如山，凡有案件，皆刚毅持正，不避权贵，“至犯令抵罪者，虽宠近必行，似欧阳永叔。”“ 众咸谓公强项也。”（《节寰袁公传》）

　　至万历二十二年，太宰（吏部尚书）上其事，“以治行异等”受到万历皇帝特别召见，拟擢给事中。其间曾有给事中林材（？）巡视苏州，所有官员畏惧京官，皆伏地行跪拜大礼，独袁可立按法定礼节作揖不下拜，林材怀恨在心，借此机会借故竭力阻止袁可立，当地驻军知道后为袁可立鸣不平汹汹不已，袁可立作长揖平息事端，就任山西道监察御史。“乙未，以循卓召，初拟掖垣。有林黄门曾以使事过吴，外吏多伏谒。公但长揖不拜，为所衔，极力阻抑，得授山西道御史。”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袁可立在任苏州府推官，期间做了不少为后人称颂的事情。倭寇出没，吴中一带实行“海禁”，一些势家动辄以“通海”的罪名兴起大狱，相互倾轧。

　　秦灯是无锡望族，江西布政使秦梁之子，闲暇之余喜欢听曲唱戏。和太仓王弇州次子王士骕、云间乔一琦三人为伍。“王能文章，秦善谈，乔善书翰，各有时名。”壬辰（1592）、癸巳（1593年）年间发生了一场冤案，最终导致三人遭受灭顶之灾。起因就是关白丰臣秀吉侵朝，三人招募乡兵御倭保家。钱粮想让江南富户赞助一些，结果一来二去就闹出一些矛盾。

　　仇家立即举报说他们聚众谋反（说三人在酒楼指天划地拜把子，秦灯口称“朕”大逆不道。其实是秦的家丁好说书，曾说一段赵官家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段子引得大家哈哈笑，秦便口无遮拦地学说），福建巡抚许敬庵闻之大惊，通报应天巡抚朱弘谟，朱弘谟本就对江南世家有看法，又好大喜功，因此立刻断定做实，三人被捕入狱。传到京城，三司大惊，兵部尚书石星怕有出入再次派人查实。“又皆吴越人，错愕不知所出，第拟旨抚按会勘。”（《万历野获编·江南讹传》）后经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多方查实是一场冤案，朱弘谟怕自己官帽不保便提前定调，判秦灯斩、王士骕入监、乔一琦充军南汇所。

　　人犯等被押赴刑场之上，大声喊冤不止，袁可立觉得疑点重重，顶住巡抚压力，坚决不同意草率处决人犯。于是以乌纱和性命将人犯保释候审，最终洗清了冤屈。但此时秦、王已先后死于狱。当人犯乔从法场上被解救出来时，天空无云而雷，吴中传为“雷鸣案”。乔一琦活了下来，最终从军为囯报效，后来在剿灭后金叛乱的萨尔浒战役中为国捐躯。

　　“王士骕、乔一琦等，吴中狂生也。会闻海上倭警，因招集乡勇，挟弓矢以自卫。修郄者以谋逆中之，抚按为之色变。公廉其无他，百口保焉。后会鞫，果不得实。而书生之得免于赤诛者，皆公再造也。”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被指为倭寇同党处以极刑者一时竟多达数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妇女儿童。于是他不惜得罪一些急于邀功的高官权贵，对案件进行重审，先后使千余名无辜百姓和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

　　一次，袁可立奉命巡海琉球（今日美所谓冲绳者，向为中国藩属），一个李姓千总邀袁可立共饮，席间出赠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审视之，见刀面光洁如玉，十分精美，袁可立凭经验发现这不是倭刀，而是来源于琉球之物。不数日，海上传来战报，说军队打了胜仗，击毙倭寇数百，擒获20名俘虏和大量物资及船舰。但在审验时却没有战俘的口供，也没有证据，案件一筹莫展，但急于报功的军方要求草草结案将犯人处死。巡按感到棘手，交给推官袁可立查办。袁可立接手时，有两人已毙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药致哑，即便不哑也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辩冤。袁可立据理力争，上奏朝廷将人犯缓死暂系狱中。袁可立仔细地查验了所有缴获的物品，惊讶地发现自己曾经见过的三把“倭刀”竟然也在其中，又被当作“战利品”上报。顿觉案件大有蹊跷，马上找来李姓千总对质，但千总死不承认诬良为盗，并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说就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

　　不久，琉球贡使来中国，胸有成竹的袁可立请他们过来指认，贡使辨认出这些全都是琉球良民，是一次在海上运输粮食时因风失舵而漂流海上才不幸被官兵捕来冒充倭寇的。后来这十八个琉球国民被无罪释放回到家中。为感谢袁可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建庙塑像奉祀，敬若神明。

　　“公尝查盘海上兵饷，一武弁遗公三倭刀，……公疑，而代诸夷求缓死，权系县狱。未几，琉球贡使至，始知为本国良民，而以输粮失风者也，悉纵之还。夷感其德，民服为神五载。”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审结了一场轰动朝野的江南重案，这就是明代历史上有名的“湖州案”，又称“董范之变”。董份之孙董嗣成提出惩戒家奴。言行一出，立即引起湖州民众抗议。董份，浙江乌程县（湖州）人。明嘉靖进士，官终礼部尚书。给事中欧阳一敬劾其党严嵩，诏黜为民。董份在官攀附权贵，居乡广占良田。“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处，各以大商主之，岁得利息数百万。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余艘”。

　　同时有乌程县祭酒范应期也称霸一方，遮上诉状者千人。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抚王汝训和巡按御史彭应参激于义愤令乌程知县张应望将范应期拘捕。范不堪其辱自缢而死，范妻吴氏赴京诉冤。万历帝怒，命将彭应参、张应望下狱，谪知县张应望戍烟瘴之地，王汝训、彭应参等俱削籍为民，连举荐王汝训、彭应参的吏部尚书孙丕扬和都御史衷贞吉等朝中大佬广受牵连，案件震惊朝野。所涉大小衙门无敢过问，而百姓告状不止，大有酿成更大民变的危险。

　　“董氏一案让当地主政官员大伤脑筋，‘中丞惶遽无措’，召集浙江两台（藩台、臬台）商议，最后决定征召能力出众的袁可立前往处置。”袁可立走访了因处理此事而刚刚辞职的同乡前湖州知府刘涣，首先“博收讼牒下各县以杀其势”，他通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董家田产多以抵债或低价收购、接受投献而来。但董、范两家也势不让人，要求官府严惩所有参与打砸抢的人。袁可立顶住压力，左右周旋，竭力保护弱势民众一方，除了将少数为首施暴者“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节寰袁公传》），其余均以民事案件分发到各县衙门从轻发落，使这一轰动京城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经过退还和平价赎回，董家田产所剩已十不及其三，而贫民获益颇多，董家从此一蹶不振。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袁可立以政绩第一擢升给事中，为当道林某阻遏而改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奉命巡视京都西城，时有皇帝宠幸的弄臣仗势杀人，百官皆不敢问，可立重捶抵罪，将弄臣的罪行张榜于五都衢。“公一日视西城，有内珰杀人者，公辄按捶问抵罪。”（《节寰袁公传》）

　　这时便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门上，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节寰袁公传》）遂将说者逐门外，众阉恨之切齿。

　　然而，皇帝绕过内阁直接下中旨豁免弄臣作奸犯科的罪行。“已而，果得中旨赦之，可立不为动。”（《睢州志·袁可立传》）

　　但袁可立并没有给皇帝留面子，毅然抗旨坚持将弄臣正法于市。京城称“真御史”。

　　自袁可立巡城，无论皇亲国戚或朝中大僚，凡有贪纵不法，袁可立皆一并弹劾论处。亲自审理案件，理雪伸冤，惩治奸吏无数。泰昌皇帝曾赞扬他“详刑惟允，执法有闻”。“迨（袁可立）奉命巡城，而持斧埋轮，贵戚敛手。”但由此触怒权贵和皇帝，为日后的罢官埋下了祸根。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五月初九日，御史袁可立请录谪臣（《国榷》卷七十七），上疏针砭时弊：“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睢州志·袁可立传》）”。疏上，夺俸一年。

　　九月，景德门遭雷击，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时建言诸臣摈斥殆尽，无敢救者。公独抗疏辩论。”矛头直指皇帝：“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睢州志》）”。袁可立尖锐地指出时局之艰危：“西虏跳梁，播酋负固东海，倭患未熄，中原灾害频仍”，并直言问责皇帝道：“若郊视不亲，朝讲久废，章奏之批答不时，宫府之赏罚互异，叙迁有转石之艰，征敛有竭泽之怨。是非倒置，贤奸混淆。□使忠者含 ，直者抱愤，岂应天之实乎？ ”。疏上，触帝怒，继忤次辅沈一贯，“乃于（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降三级调外任用。因吏部疏捄，于丙申正月奉（旨）降杂职边方用。因辅臣疏捄，奉旨革职为民”，终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公方与同官奕，闻报，从容敛枯棋入奁，起无变色，策蹇出长安门，众共惜之。”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终万历一朝不被起用，史称“震门之冤”（钱谦益《牧斋全集》）。

　　罢官期间，袁可立与文友结诗社，教化地方。礼贤父老，调停事务，代民请减赋税徭役。与同里大司农李汝华丈量厘清睢州田赋。又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主持修复睢郡城池，自此“新旧两城屹立如金汤”（陈继儒《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睢州人“赖以无恐”，二十年后的崇祯八年，其子袁枢赖此城破家捐资御顽敌，力保睢城一郡生灵。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睢泒夫至五百四十名，外加协济三百名。公曰：‘民力竭矣’。即白之卫辉何守。寻得减免，人人感恱。”袁可立罢官后从不轻易出入公府，这次亲自出面为睢州百姓求情，足可见睢州百姓不堪承受之重。

　　泰昌元年（1620年），沉冤得以昭雪，八月十七日起尚宝司司丞，天启元年（1621）二月初四日升本司少卿，三月二十日奉旨遣祭历代帝王及孔子祖陵，五月奉命回河南祭告山陵，七月十六日在河南睢州家里就地晋升太仆寺少卿。泰昌皇帝嘉奖道：“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钱谦益《袁可立授奉直大夫》）。天启皇帝褒奖道：“李署牵丝，冤早清于砑石；柏台焚草，直益奋于埋轮。”（《天启诰命卷》）”

　　天启元年（1621年）冬，封疆多事，沈阳、辽阳相继失守，全辽沦陷。人人视关门为死地，百官噤口以图自保。袁可立祭告山陵回京复命，向天启皇帝大胆提出七项建议：“一收残兵，以省调募。河西之兵虽败，关外残兵瓦解云散者不下数万，宜收其残，省调募西兵便。若拒之不纳，必为（虏）用，是籍□兵也。近复议调西兵，旷日持久，何资涸辙，宜数容其入□，驭以□威，稍汰老弱，收转败为功之效。一出奇兵，以图制胜。闻敌令妇女乘城，骁悍皆赴利以犯我，宜会兵捣之，踏其虚，可夹击也；宜急勅登莱抚臣督兵过海，□乘虚捣，绝其饷道，使力有所分，不敢乘胜深入。法曰：攻其必捄也。一明赏罚，以振法纪。若监军道高出不致死，以带甲数万窜，不宜从熊廷弼之请复使监军令怠玩而忘其死。况廷弼曲怙，贺世贤何法纪之有，则熊廷弼、高出之头可斩也；威克厥爱，兵家所违。且论劾廷弼之臣反褫其职，国法谓何，所当急斩逃臣，还逐臣。则赏罚大明，而戡乱之策可次第举也。一慎防守，以固封疆。寻诸者言，敌与西合一片石。桃林古北喜峰诸隘口，公奏宜守御筑墉；河西既失，则之门户当严。本兵既出视师，当遂驻镇。 □ □调集附近诸军列营口外。又自抵都门，置重兵数处势相联络，如常山率然以便策应，则藩屏固而神京可以不摇也。一实京营，以固根本。养马增士卒，习骑射，至于京营，老弱虚冒不宜缓综，按籍而数之，营兵不可谓不多矣。然为役占为包揽，聚如乌合，散若鱼惊，其精强可用者十之一二耳。宜及此设法核其实数，分为上、中二□ ，严加训练。上者以战，中者以守。饷以因之，庶□ 缓急可赖也。一多储资粮，以防未然。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逴行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城守之计，以食为本，则粮饷之储不可不预目。今宜寻访于忠肃公故事，通州之储悉运入京师。而又谕令在京勋戚巨室之家各庄盖藏，母置城外。即有不测，城守固矣！一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图复建骠骑之功，以佐悬官之空乏；自东事屡败，而文臣武臣相继陷没，主爵者苦于无人可用。臣□ 读圣谕，以公侯悬赏，欲得出奇建功之人，□ □ 洋洋圣谟，急于求才矣！然是出奇建功之人，况下僚伏草莽如田畴、魏胜者更夫不少，若循资以求，则真才安得脱颖而出？今吏、兵二部宜出招贤文榜，令各陈所长，赴部实騐，果异赝鼎，列名上闻，群策并举，无难灭矣。”（《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疏上，天启皇帝一一嘉纳允行。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初七日，擢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三月十四日“充廷试读卷官，侍经筵。”取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三十六人为翰林院庶吉士。这年的袁可立除了和孙承宗一道担任殿试考官外，还负责为天启皇帝讲述经史，“君臣之间有聚会精神之美，有意谕色授之益”，这为日后袁可立出镇登莱、晋位中枢奠定了基础。

　　后金占领辽东半岛及沿海岛屿后，对明朝的威胁日趋严重。有识之士纷纷出谋献策：“登莱惟北岸旅顺口，实咽喉总区。诚宜得一大将，量提水陆兵驻扎。”此时的登莱不仅下辖辽东的锦州等地，还担负着光复辽东的重任，同时也是辽东前线的后勤和练兵基地，而首任登莱巡抚陶郎先刚刚因贪赃被免，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遭逮捕论死。朝野震动，京师戒严。天启帝日夜为边事所忧，先后将孙承宗和袁可立两位帝师忍痛推出赴边。天启二年四月十四日，帝以“弹压登莱非公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

　　袁可立拜命就道，从河南睢州出发路经金乡，适逢山东白莲教乱起，袁可立发登兵“七千余名”与山东巡抚赵彦调兵剿而抚之，袁可立“星驰至兖，申以法令，陷阵登陴。”严缉首者，胁从不问，令流民各自还乡生产。

　　天启二年八月“两路之师须与文龙会合，并王绍勋、管大藩俱听登莱抚臣（袁可立）催督，结纵连衡，相为犄角。”（《三朝辽事实录》）袁可立锐意规划，整肃军纪，打造战舰，操练水师，并收留和安置大量逃难辽民。沿海增置炮台，练兵用戚继光“水军先习陆战”之法，使登莱武备大为增强，成为辽东前线的海岛基地。

　　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积有战船四千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陆师军队，与枢辅孙承宗、津抚李邦华、总兵毛文龙、沈有容戮力策应，形成“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并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明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袁可立拓地筑城，招集安置逃难流民，屯兵各岛间，步步向前推进海上防御，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就地蜷缩无以西窥。

　　“时白莲妖人徐鸿儒猖獗于西，毛文龙跋扈于北，高丽亦不靖，征调繁兴所在惊惶。可立筹划镇定之，民得安堵。”（梁秉锟《莱阳县志》）袁可立抚登期间，小海沿岸水榭遍布，歌乐之声，通宵达旦，盛况空前。在袁可立的治下，一时出现了“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的繁荣整饬景象（《敬亭集》）。而兵戎之盛甚称规模：“划城一面，出纳战舰，黄龙青雀，首尾相接，万橹千帆，簇簇其中。”有明一代，登莱巡抚计十四任，袁可立最有作为，是唯一被列入登州名宦祠的登莱巡抚。（《登州府志·祀典》）“是年（1623年）四月，上念公劳苦边事，赐白镪文蟒以宠异之。”

　　首辅孔贞运赞叹道：“读大司马节寰袁公抚登章奏，知老成御侮，其绸缪定倾如此”。其抚登数年，“海无传烽，亭有息鼓”。天启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天启诰命卷》）。枢辅孙承宗与袁可立共议战守，对其评价很高：“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 （孙承宗《答袁节寰登抚》）

　　袁可立受命赞理东征军务，备兵防海，“节制两镇，凡一应兵马钱粮、征收调遣、防剿功罪尽归经理”（《明熹宗实录》）。当其之时，“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两路之师须与文龙会合“。（《三朝辽事实录》）他运筹帷幄，节制悍将毛文龙、指挥大将沈有容和张盘往来攻袭于辽海各岛间，战线绵延上千公里，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取得了策反刘爱塔、夜袭金州、收复旅顺、智取牛毛寨等战役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代军事家的智谋和韬略。黄道周评价道：“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节寰袁公传》）

　　天启二年（1622年）十二月，北方地区发生地震，袁可立（万历年间曾因雷震景德门直言进谏遭罢官）利用地震的“示警”作用向朝廷奏报，要求拨付足够的费用“修战舰，备器械，预筹毛帅之接济。”

　　天启三年三月，袁可立奏报朝廷：“登莱之水师实榆关之犄角，臣与镇道图画者数月。诸凡操练将士、修验船只、合并营伍、简汰官兵稍有次第。”他亲自挑选出精兵“三千六百人，俾总兵沈有容领之先发”，“出海于旅顺、皇城、广鹿、平山等岛，相机进勦”。而副将李性忠所领数千辽左健士，袁可立“于三月十二日饯而送之，嘱以相机进止以固榆关，以联毛帅。”大兵所到之处，“舳舻相接，奴酋胆寒。”这时袁可立的布局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大兵压境以图策反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

　　天启三年六月初四，袁可立令属下的两镇兵马奇兵出袭，沈有容起兵“自皇城岛掩袭旅顺南四卫”策应于南，毛文龙“自皮岛掩袭镇江九连城”抄袭于北，后金军队遭受重创。朱家龙从千家庄出袭，王辅从凤凰城进军。在南岸沈有容的策应下，毛文龙命大将张盘率部从麻洋岛登岸，相机规取后金所占领的金州和旅顺。总兵毛文龙则自统八千马步精锐，从镇江、汤站一路进击剿杀。

　　天启三年（1623年）春夏间，努尔哈赤下令大肆屠戮旅顺和金州一带的百姓，袁可立令登莱水师“联络诸岛，收复旅顺”，以图解救沦陷区内的流散百姓。这时的后金“出没于长山、旅顺间，漕艘贾舶多为所梗。”袁可立在“去鼍矶岛四百里”的水域广布水师，“逾铁山联广鹿岛”，又“于皇城岛设参将、守备各一员，练兵三千，以为登莱外薮。又设游兵两营，飞樯往来策应于广鹿诸岛。制炮设墩，旌旗相望。”（《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奴小至则避之洲，大至则遁之海，用三肄疲敌之法，然后用登、莱兵图四卫之南。”“无事则更番防守，有事则合并策应。又设南游、北游两营，各分讯地，侦逻于广鹿诸岛之间，时东时西，忽远忽近，使敌望之不知所攻，亦不知所守，因劳为逸，反客为主，布帆草筏于是绝迹。”（《节寰袁公行状》）”后金望而生畏。当年七月初二日，张盘率领军队和登莱招抚的辽民混编的队伍一举打下金州，乘胜收复要塞旅顺、望海堡和红嘴堡等战略要地，使辽南数百里土地重新收归于明朝。

　　秋收之后，后金军再次大肆侵略旅顺等地，掠夺粮食等战略物资，驻守复州的后金军更是横行无忌，四处掳掠百姓。“当秋成熟，（虏）犹率众至南卫收获。公（袁可立）移书沈帅，乘其收割蕴崇之时，用火攻（虏），将吏用命，于是年九月乘风纵火，（焚）其积聚，举两月之捆载为之一空。公曰：‘怨深矣！忿兵可防也。’”（《节寰袁公行状》）愤怒的后金调集更多军队对明军进行反扑。袁可立上言“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己，能为可胜。”《明熹宗实录》）他综合各方情报，“先期集兵分道以应，并夜酣战，俘斩无数”。“（天启三年）十月，（虏）果驮载（火炮），分兵两路袭我，而诸将亦分兵以应，逼夜酣战，大获全胜 ，（虏）遂移营遁去。”袁可立利用辽民对后金的痛恨，令明军乘夜以火把袭城，彻夜透明，喊杀声震天，后金大败。当年十月初五，大将张盘率领明军于城中设伏，再次大败后金军，并乘势收复复州和永宁。后金“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明朝野相庆，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

　　在袁可立的精心筹划下，明朝沿海大部分要地失而复得，后金“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所余者酉虏千人而已。”（《明实录》）金州和旅顺等地的收复，等于是在辽海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登莱、旅顺、皮岛、宽叆等地连为一线，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二千里海疆重新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军事封锁，加重了后金占领区内粮食等战略物资的紧张状况。

　　但金州孤悬海外，难于坚守，不久张盘又被金人逼退到麻洋岛。但明军此番作为已大挫后金军心，收到了预定的军事牵制和打击效果。

　　袁可立欲“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的空前战力扩大战果，命“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以图实现“恢复之功”。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的时机，以万余骑兵绕袭旅顺，想报上次惨败之仇。袁可立对此已有充分估计，他对登莱和东江两镇的水师进行了新的布局，令明军在旅顺城外设伏，命“严正中等兵住守旅顺和双岛之间，与张盘互制。袁进等兵住西讯中岛之间，与觉华犄角。”（《明实录·袁可立奏疏》）。而沈有容则率水师游离于各岛间奇袭策应毛帅，明军在张盘的带领下死守城池，直到火药用尽，犹坚守不降。后金无计可施，遣使议和，被张盘立斩于军前，大败之，后金落荒而逃。天启五年正月，袁可立仅仅离开登莱半年，大将张盘就因为缺乏调度和后援身陷重围而死，这是后话。

　　“乘风纵火而狡奴之屯聚空，设伏夜战而愤兵之营垒拨。”终袁可立之任，后金与明军水师屡战多败，疲于奔命，不复有勇与之再战矣。袁可立治军严明，“所过鸡犬不扰，则李西平三代之师也”。首辅孔贞运评价道：“公久历海上，凡地形险易，军储盈缩，将吏能否，虏情向背皆洞若烛照，故登莱终公之任销锋卧鼓。”袁可立是明金交战史上罕见的能向前推进防线并收复失地的杰出将领。

　　从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开始，袁可立逐步完善对东江和登莱两镇兵马的布局，呈步步进逼之势，开始精心设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姻婿刘爱塔。七月二十六日上疏道：“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 （《明熹宗实录》） 。登州总兵沈有容不愿意接纳刘爱塔，但袁可立认为这是战略良机，随“给与免罪牌及加衔札付，并许降后代请封官。”（《睢州志》），袁可立命“沈总兵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应”。（《明熹宗实录》）但不久中军王丙告密，后金“将爱塔并李永芳长子械去，杀其弟刘兴仁及王丙。屠城，驱其余民于永宁。”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刘爱塔找了一个酷似自己的金兵以酒灌醉毙后纵火烧之，金人勘验竟信以为真。

　　袁可立在莅任登州的第二年就策反了被后金掠去18年的总兵刘爱塔，这一未遂兵变对后金军心打击是空前的，一时汉官降将瓦解殆尽。“公纳刘爱塔之降，以开奴携二，一时中国叛将被奴诛夷殆尽。虏因弃金、复诸城，而举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焉。“

　　尽管后来由于阉党排挤导致袁可立离任而使这一诱降计划受阻，但刘爱塔还是在崇祯初年归顺明朝。只可惜刘爱塔归顺后没有受到经手者的重用，甚至毛文龙还谎称刘爱塔为其阵前招降而彻底否决了刘爱塔主动归顺袁可立的初衷。但刘爱塔一心报效国家并最终战死疆场，有大宋李显忠之风，这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满清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之著名战例，至今为研究明清战争史者所称道。

　　刘爱塔以“狸猫换太子”的“诈死”手法瞒过后金，金人还曾经给予刘爱塔十分优厚的待遇，努尔哈赤以姻婿待之。袁可立这一滑稽而睿智的“反间计”使金人老羞成怒倍感屈辱，一直是金人一块无法愈合的历史硬伤。满清取得政权后，康乾两世大兴“文字狱”，在自己编修的《明史》中对曾经影响过明清战争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毛文龙、刘爱塔等一概削去不予立传。

　　袁可立上任不到十个月，毛文龙就被加秩进阶直赐尚方剑。“公（袁可立）故奇其（毛文龙）胆智。”袁可立为了向前推进沿海防御，曾多次替毛文龙向朝廷募兵请饷，他说：“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应陛应赏应恤之官兵相应敕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为议序，以侯俞旨施行。（《三朝辽事实录》）”甚至在地震时还在向朝廷上疏请求“预筹毛帅之接济”。天启二年五月初二日，杨嗣昌替袁可立向皇帝请饷道：“抚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请发帑金二十万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圣明裁定，赐予若干。”由于袁可立对武将的重视，遭到一些保守派官员“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毛文龙）为奏请”的反对和非议。

　　袁可立早年含冤罢官二十六载，复出后担任过天启皇帝的老师，此次东征受顾于上命，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志。纵观明代巡抚节镇登莱，袁可立是唯一从大局出发长时间有效支持毛文龙的登莱巡抚，他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毛文龙的主要战绩和荣誉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

　　关于袁可立对毛文龙的节制，明朝廷是有明确事权的，“牵制奴酋者，朝鲜也；联属朝鲜者，毛镇也；驾驭毛镇者，登抚也。”甚至明兵部所要求的底线就是“抚不能制镇则易抚，镇不能制夷则易镇”。毛文龙在袁可立的扶持下不断被加秩晋阶，开始恃功自傲，而其时朝官对毛文龙的质疑声浪日高。天启三年十月，“乃满浦、昌城之捷，（毛文龙）谓兵不满千，未交一战，不遗一矢，而使（虏）自相践踏，其被炮死者二万有余，马之走死者三万有余，止余真 夷二万。公（袁可立）心颇疑之，私谓敷实而后报，不失于慎。”“于是移檄东江，核其虚实。而毛帅嫉公如仇，嗾言官寻端中之。”

　　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战报和军饷，由此为毛帅忌恨，并嗾使言官弹劾袁可立。这时忽然就冒出来一个利益集团煽惑做大了袁毛之间的矛盾，阉党分子宋祯汉苟合几个同年东林党宋师襄、方有度、庞尚廉、李乔仑等轮番恶意攻击袁可立，以至于天启皇帝看不过去，公开站出来打抱不平切责道：“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抟击。”因言官忘攻无稽，“上不听，旋以平莲功加秩兵部侍郎。”“有后人考证认为，这些言官中既有阉党也有东林党，大多为同年进士的他们经常抱团制造舆论，集中攻击某人以谋取实际利益或政治资本。”（《生死冤家——毛文龙与袁崇焕（中）》）时朝中党派相攻者无虚日，党争和激进言官的空谈误国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的军政秩序。袁可立维护大局，最大程度上做到了对毛文龙的支持，即使在如此情形下，他仍然没有“一叶障目”，而是“力柔其（毛文龙）骨”，虚怀以待，劝毛“臣子勿欺”。他认为毛文龙的存在事关明金战争大局，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替代的。为避免陷入无休止的内耗，最后选择“功成身退”，但天启帝十分眷顾袁可立，接连七次上疏辞官方得予告。袁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被袁崇焕擅杀，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悲剧事件的发生，这可能也是毛文龙和当时的明廷所始料未及的。后来的己巳之变证明，袁可立离职对毛文龙、袁可立和大明辽东战局是个三输无一赢局面。后来袁可立在去职八个月后仍在为毛文龙上请功题本已经说明袁可立对他苦心经营的登莱防务是不放心的。

　　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的登镇总兵，曾在平倭和收复台湾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经他招募和训练的大量登兵多奉袁可立之命陆续增援策应毛文龙。然二人矛盾日深，袁可立多次居间调和无果，以至于后来毛文龙有头大不掉之势，于是才有“登抚（袁可立）倚重沈帅而与毛帅相左”（《石隐园藏稿》）

　　天启四年，魏忠贤当权，大批清流相继遭罢，既非阉党又非东林的袁可立也于此时被迫卷入党争旋涡而去职。袁可立去，沈有容无有所依，也决然随袁可立去官。自此，毛文龙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初具规模的登莱防务渐趋瓦解。

　　一年后，边事告急，袁可立再入兵部，与阉党终日周旋，后因反对“吊孝议和”被迫致仕。又三年，毛文龙被袁崇焕矫诏杀害，仅三个月就发生兵临北京城下的己巳之变，又三年，失去主帅的毛兵部卒发动登莱兵变，袁可立苦心经营的登莱防务彻底崩溃，心力交猝的袁可立病逝于家。

　　天启三年（1623年）春节过后，登州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元宵节灯酒会，期间忽然接到兵部令，说是山东巡抚赵彦应潍县县令的请求上奏朝廷要求袁可立发大兵平叛，潍县县令说驻防潍县（今潍坊）的李性忠和张尔心部要发动兵变攻打潍县，得知情报的将官大惊失色，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且登莱水师向以辽兵为多，此事处理不好恐扰军心。而潍县一带的官民更是惶恐不已，乱作一团。

　　接报后的袁可立并没有应兵部和山东巡抚之请马上发兵，他私下马上派人找到总兵沈有容了解核实李性忠和张尔心的最新情况，因为二人都是奉袁可立之命经沈有容召集和训练过来的辽将，他对二人更加了解。沈有容向袁可立担保说二人对大明忠心可嘉，只是军中和地方上因为物资供应的问题的确存在一些矛盾，至于叛乱之事还望再三斟酌核实。但为确保无虞，袁可立令书飞骑以犒酒的名义解除了二将的兵权，并持委任他用的令牌对二将予以安抚。告谕潍营兵士，合营将士皆感泣袁可立赦免之恩，从此更加听命。而时已至午夜时分，酒会正酣，一场惊动大明兵部和山东、登莱两地巡抚的未遂事变被平息于帷幄之中。“其驭事多方略，类如此。”（《睢州志·袁可立传》）

　　“癸亥春，潍县有报，张尔心约同李副将性忠谋以元宵举兵叛者。报至之时，两监司在座，皆惊惶失色。公徐命小队呵殿而过沈帅，寻性忠何状。沈以百口保之。公曰：‘但令解其兵柄，无患也。’复移文县令无张遽而遧（？），众始安。…公盖洞识其情，每从镇静云。”

　　明末陆路为后金所阻，朝鲜军政多归登抚节制。天启三年（1623）四月二十九日，属国朝鲜弑君篡权，国王李珲为其侄李倧所篡，违背明朝一贯主张的普世价值，负责节制朝鲜的登莱巡抚袁可立第一个就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看得废立之事，二百年来所未有者，一朝传闻，岂不骇异。”（李民宬《敬亭集》）。他上疏明政府：“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但鉴于当时明正与后金用兵，袁可立又疏请“谓奴方欲西寇，当令倧犄角用命，戮力殄扫，以盖前衍。”袁可立从全局和实际出发退而求其次，“但封疆要事，民力不给，即当遣使宣赦，播告彼邦，明正其罪，使彼臣民讨逆复辟。若果李倧迫于妃命，臣民乐以为君，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诏。令祗奉国妃，如国初之待李成桂者，亦皇上不怒之威也。”（《国榷》） “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节寰袁公传》）。

　　天启三年（1623年）六月十一日，朝鲜派出328人的庞大使团来登州拜见袁可立说明事变始末，以求获得明政府的册封，言谈中尽显大明国威。

　　但袁可立关于“仁祖反正”的主张一直搅动着朝鲜历史的神经线，尤其是袁可立所上《请讨篡逆疏》中“又系倭夷之婿，废立之举，实借倭为之”之语（《两朝从信录》），更令朝鲜人切齿痛很，直到今天韩国的史学家们仍在不停地改写美化这段残忍篡权历史，所以朝鲜史中关于这段残忍的篡权活动和明朝官方的记载是大相径庭的。同时鉴于现代国际实用主义格局，他们想尽量把中华文化的历史因素最大限度地去除殆尽。后来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朝鲜曾多次派出庞大使团来中国在清朝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至于结交清朝大臣常明、留保等人，不惜财物贿赂，以更正《明史》所记为务。”（<明史>与朝鲜辨诬》），《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等史料记载甚详。

　　天启四年五月初三，皇帝谕户、兵、工三部及内阁：“朕览登莱巡抚袁可立塘报，……思奴酋所谋其意不小，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特谕！”天启五年四月二十日，上传兵部：“方今边疆多事，择将须用谋勇兼全的好人”（《明熹宗宝训》）。十一月十八日，边事告急，廷推袁可立兵部添设右侍郎。六年闰六月初九，为右侍郎。七月二十八日改兵部左侍郎。

　　袁可立主张武力抗清和积极防御，尤重海防建设，与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轻沿海”的战略短视形成鲜明对比。他对满清颠覆大明政权的阴毒与狡诈认识得异乎寻常的深刻，反对袁崇焕与后金议和，“经略遣人为（老酋）吊祭，公（袁可立）恨其（袁崇焕）辱国非计，飏言于朝。某公急掩其口曰：‘勿忘言，封拜在此举矣。’公叹曰：‘以此封拜，不虑贻笑后世乎？’拂袖而出。大司马（冯嘉会）闻之逆珰（魏中贤），珰大恨之。令侦事者日伺公门，卒无可中者。会南户部尚书缺，廷推公，逆珰传票致仕。”毛文龙被擅杀后，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牵制之势已渐趋瓦解，致满人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至此国事日非，足见袁可立先见之明。

　　三殿大工正兴，兵部左侍郎有阅视之责，“逆珰魏忠贤与崔司马柄肆虐，有事大会无不呈面媚颜，公独屏居人后，不假辞色。”“呈秀倚许秉彛通忠贤，至是殿工兴，忠贤借督工无日不与呈秀相见，屏人密语移时，呈秀授党人姓名。”天启六年（1626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九卿科道官公推袁可立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本来魏忠贤也有意依赖袁可立的才望来支撑和平衡多事的明兵部，但出于全面夺权的目的，阉党已经无法隐忍袁可立的忤逆不顺，下决心将袁可立排挤出朝。袁可立当堂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乎？”（《睢州志·袁可立传》），遂被迫致仕归里。魏忠贤以心腹刘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自袁可立去职，天下兵马大权阉党一手握定。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节寰袁公传》）。虽有辅臣竭力挽留，但袁可立“自此绝意仕进”。皇帝感帝师之谊，念登莱战功，特授兵部尚书，准驰驿乘传归。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十二日，以三殿告成功加太子少保。“恳辞不受，时论韪之。”（《节寰袁公传》）。诰封三世，父如子官。吏部考功郎苏继欧上疏为袁可立鸣不平，后被魏忠贤迫害致死。

　　袁可立为人公正廉直，识大体，顾大局。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东林党人遭受打击，朝中党派纷争。袁可立深为国事所忧，本意排除党争取中立，且终日忙于辽务，但思想倾向东林，与高攀龙、冯从吾为同年，关系很好，魏忠贤由是恨他，同时一些激进的东林人士甚至联合阉党宋祯汉寻衅攻击他。然党祸的酷烈很快就打破了袁可立的初衷，东林党领袖高攀龙致书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于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答袁节寰中丞》），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从此袁可立走向了与阉党斗争的前台，每议事“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阉党也每以袁可立有意“轧己”而欲勾陷之，派出大批爪牙“卒日环伺公门，思坐以不法”，但终因袁可立素享清望，加上“公受上眷知亦深矣“，阉党终“而无可乘借”。 由此可见明末党争已到了严重误国乱朝的地步。

　　袁可立做事干练果断，是晚明少见的既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尽量远离党争多做事，为清流官员在晚明党争纷扰的朝堂上争得一席之地，在群阉环伺的情况下主持辽务多年，成效颇丰，十分难能可贵。董其昌说：“公护名节，胜于功名”。其时朝野为魏忠贤颂功建祠者不可胜数，后来烈皇帝钦定逆案，查实“赞导、词讼”过魏忠贤的大小臣工数以千计，独可立不与。黄道周说：“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节寰袁公传》）

　　崇祯即位后，战事日急，“己巳（1629年），虏薄都城。公条上方略，密致当事。”朝廷每有再起之议，袁可立皆谢绝不出。“屡以起废推毂于铨曹，公淡然弗屑也。”“及抚按荐牍屡腾，而公雅尚高洁，其视一官若敝屣也!”“公乞骨骸者七。”可立刚直成性，再削再废，所用未尽其才，亦明末一大憾事。“不于毛帅、魏珰之时，得行其意，展布四体，韩范之业，岂顾问哉！”（《节寰袁公传》）。“公乞骨骸者七，辞衔者三，熹庙不能留，魏党不能夺，一时难进易退之高风，真可洗满朝称功颂德之秽气。”

　　其门生故吏节烈者独多，即在朝亦为清流。黄道周撰有《节寰袁公传》，以文章风节高天下，纲常万古，节义千秋。门生倪元璐官至户部尚书，曾作《袁节寰大司马像赞》。刘理顺为崇祯七年状元，亲赴睢州督理“袁尚书大石坊”敕建工程。崇祯死煤山，倪刘二公双双殉国，并仆从十数人，壮烈为亘古未见。王铎早年家贫，曾得到袁可立的器重和推荐，亲为袁撰写神道碑和墓志铭。高攀龙为东林党首，为袁可立同年。缪昌期、周道登，俱与袁可立交从过密。袁可立是孙承宗的积极支持者，共同主辽，满人蜷伏。户部尚书李汝华，与袁可立同乡，子孙数代延世交好，为睢州美谈。

　　董其昌为袁可立同年至交，曾题《袁可立像》曰“忠诚干国，正直立朝”，并以八十一岁高龄亲为撰写《节寰袁公行状》：“呜呼哀哉！念其昌与公同举于兰阳陆宗伯（陆树声）先生之门。……虽天涯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75]  以阉党柄权，二公相继请告归。袁可立薨逝三周年祭日前夕，董其昌卒。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疏林远岫图》，对袁可立和董其昌一生的故交佳话进行了生动报道。

　　天启四年（1624年）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即将离任，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数年难得一遇的海市蜃楼：“岛下先涌白气，状如奔潮，河亭水榭，应目而具…。忽艨艟数十扬帆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寄园寄所寄》）。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观海市》诗（《山东海疆图记》），成为中国古代罕见的 “海市”实录。字由董其昌书写，温如玉刻石，成珠联壁合之珍品。公元一九九四年，睢县图书馆馆长刘学升将这一珍贵石刻复制于袁家山，使其得以回归故土，传为睢阳文化佳话。

　　

　　明末辽东有三袁，袁崇焕、袁可立、袁应泰，后人称“武三袁”。

　　“武三袁”中除袁可立光荣退休寿终于家，其余二人皆无善终，袁崇焕被明政府正法，袁应泰殉国于阵前。袁崇焕因放言“五年平辽”而无法兑现，不得已专事“议和”，擅杀大将，终招致金人虎狼之师长驱直入至都门之下，袁督师本人也落得伏法被传首九边的下场，然对建州史最为护短的金人在酷烈的“文字狱”中修成的《明史》对袁崇焕最为推重，并杜撰了“反间计”的故事。

　　袁可立“驭事多方略”（《睢州志》），其抚登、莱，辽海水师成为牵制后金的有生力量，与枢辅孙承宗共议战守，使金人数年之间蜷伏其地不敢妄动。

　　袁可立反对袁崇焕的“议和”：“袁经略遣僧吊赠，公力诋其辱国”(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也汲取过袁应泰的失败：“臣（袁可立）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全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明熹宗实录》）袁可立官兵部左侍郎加兵部尚书，惜受其同年高攀龙等东林士子影响太深，与阉党矛盾过于表面化，不得久居其位。
 

　　董其昌为袁可立同年至交，曾题《袁可立像》曰“忠诚干国，正直立朝”，并以八十一岁高龄亲为撰写《节寰袁公行状》：“呜呼哀哉！念其昌与公同举于兰阳陆宗伯（陆树声）先生之门。……虽天涯契阔，合并恒难。要以风义交情，皎如白日，知公者宜莫如昌。”以阉党柄权，二公相继请告归。袁可立薨逝三周年祭日前夕，董其昌卒。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疏林远岫图》，对袁可立和董其昌一生的故交佳话进行了生动报道。

　　董其昌与袁可立同年，二人同举于陆树声尚书之门，并在王椷的《秋灯丛话》中为后人留下了令历代命相学家竞相探索的千古迷题。

　　天启四年（1624年）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即将离任，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数年难得一遇的海市蜃楼：“岛下先涌白气，状如奔潮，河亭水榭，应目而具…。忽艨艟数十扬帆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寄园寄所寄》）。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观海市》诗（《山东海疆图记》），成为中国古代罕见的 “海市”实录。字由董其昌书写，温如玉刻石，成珠联壁合之珍品。公元一九九四年，睢县图书馆馆长刘学升将这一珍贵石刻复制于袁家山，使其得以回归故土，传为睢阳文化佳话。
 

　　儿子袁枢：字伯应，号环中，又号石yù。官至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大梁兵巡道。善骑射，有边才，工诗赋，为明末书画及收藏鉴赏大家。明亡抑郁绝食而死。

　　女儿三人。

　　孙子：1.袁赋诚：知名守令，载《碑传集》。2.袁赋谌：蕴藉善收藏。3.袁赋諴，早卒。
 

　　孙承宗：“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孙承宗《高阳集·答袁节寰中丞》）

　　首辅孔贞运：“屡以起废推毂于铨曹，公淡然弗屑也。”

　　礼部尚书董其昌：“都察院右佥都御使巡抚登莱备兵防海赞理兵饷，建威消盟，纪功盟府，有文蟒朱提之赐。又以平莲妖功晋秩少司马，荣宠甚盛。”

　　泰昌皇帝朱常洛：“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钱谦益《尚宝司少卿袁可立授奉直大夫》）

　　天启皇帝朱由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天启三年诰命卷》）

　　民族英雄黄道周说：“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名士陈继儒：“公乞骨骸者七，辞衔者三。熹庙不能留，魏党不能夺，一时难进易退之高风，真可洗满朝称功颂德之秽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