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畬

　　乾隆六十年十月二十四日寅时（1795年12月4日），徐继畲出生在山西省代州五台县（今属忻州市）东冶镇东街“司马第”的清贫的士宦之家。父亲徐润第，进士出身，任过内阁中书，湖北施南府同知等职。

　　徐继畲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学的熏陶，曾随父寓京师，师从著名文学家高鹗等名人。嘉庆十七年（1812年），十八岁入县学。次年中举人。

　　道光六年（1826）中进士，朝考第一，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七年（1827年）丁父忧在籍，整理完成父亲徐润第的《敦艮斋遗书》。此书以心灵自由为主旨，熔心学、气学、易学为一炉，深入批驳了宋元以来的官学——朱熹理学，继畲因此完成迎接西方挑战的思想准备。

　　道光十年（1830年）服阕入都，授翰林院编修。

　　道光十三年（1833年），补陕西道监察御史。期间上疏弹劾忻州知州史梦鲛以及保德知州林树云等人，并且上疏提议实行简政，深合道光帝意见，因此道光帝召徐继畲入朝觐见，向他询问各种时事，徐继畲都对答如流，深得皇帝欣赏。据传道光帝读其《政体宜崇简要疏》，“大感动，因召对前席，与谈时事，至为流涕”。

　　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月，外任广西省浔州府知府。从此青云直上，历任福建延津道、汀漳龙道等职。鸦片战争时在漳州前线奋勇抗英。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徐继畲入觐，叠蒙召见，道光帝询各国风土形势，奏对甚悉。迁两广盐运使，旬日，擢广东按察使。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迁福建布政使。道光帝让他以布政使之职，以专派之员办理开放厦门、福州两口通商通行事宜。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春，徐继畲和美国新教传教士雅裨理在厦门进行了历史性对话，中国人始知以古希腊为孤本、为母体的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思想和制度，始知通过选票取得合法性、创古今未有之局的美国共和政体和华盛顿。徐继畲又广泛接触了西方来华人士，对自己国家的专制制度的合法性和永恒性深表怀疑，五年数十易稿，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出版的《瀛环志略》，率先突破根深柢固的天朝意识和华夷观念，将中国定位于世界的一隅，引进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价值体系，纪录了当时世界以民主政体为主导的各国各类政体，宣扬西方民主制度和理念。对通过选民的选票取得合法性的各国民主制度推崇备至，在黑暗的东方专制大国点燃了幽微的民主烛光；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月，升任广西巡抚。十二月，改授福建巡抚。当时，正值闽浙总督刘韵珂因病乞假，徐继畲便兼任闽浙总督。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公历7月4日， 华盛顿特区为华盛顿纪念塔奠基，并向各州、各国征集纪念物。在来华美国传教士帮助下，咸丰三年（1853年），浙江宁波府向美国赠送了一块花岗岩石碑，用中文刻有徐书中赞美华盛顿总统的上述两段按语。这块石碑至今镶嵌在该塔内西壁200多英尺的高度，表现了东方人的见识，成为中美早期友好关系的里程碑。

　　太平军北伐，朝廷命徐继畲督办上党防堵。事竣后主讲平遥超山书院以自给。其间研读《后汉书》，探索历代皇朝周期性盛衰的道理，有批语两千余条、十余万字，原书在山西省博物馆。

　　道光三十年（1850年），徐继畲因在处理神光寺事件时的方法与林则徐等人的意见不合，被言官多次上书弹劾，终在咸丰元年（1851年）因“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的理由被革职，并召回北京，接受咸丰帝的当面问询。与咸丰帝对答完毕后，咸丰帝评价他为人朴实，但因言官弹劾势重，还是被降为太仆寺少卿。

　　咸丰二年（1852年），上《三渐宜防止疏》，劝咸丰帝勿大兴土木，勿耽于女色，勿偏听偏信。咸丰上谕：“意深辞婉，‘置诸座右，时时省览，可当箴铭。”未经考差授四川乡试正考官。同年，吏部追查徐继畲在巡抚任内逮捕罪犯延迟一事，徐继畲因此被彻底罢官，回到故里。当时正逢捻军之乱以及回民起义，徐继畲协助官府率领团练协防辽州、上党、阳城等要地，深受当时兼任山西巡抚的沈桂芬的好评。

　　咸丰六年（1856年）他被平遥超山书院董事会特聘为书院山长，于教业之余，倾心写诗作文、从事学术研究。

　　同治四年（1865），两宫皇太后命其入京，徐继畲被重新起用，命参通商事务，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协助恭亲王奕訢办理洋务。

　　同治五年（1866年）总理衙门重印《瀛环志略》，“中外奉为指南”。同年，授太仆寺卿，授二品顶戴。

　　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2.25）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即中国现代第一所高等学校的首任校长，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初创时期。他与总署王大臣推出激进的同文馆改革计划，因倭仁等守旧派的阻挠而失败，日歔欷不自得。同年秋，美国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请著名画家普拉特，制作了一幅斯图尔特的华盛顿画像的复制品，由驻华公使蒲安臣将这幅画像赠送徐继畲，并举行赠送仪式，蒲安臣致辞。徐继畲答辞称：“因思贵国中华盛顿首建奇勋，创为世法，以成继往开来之功，其必传于世无疑也”。一如既往地肯定民主制度，在时间和地域上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同治七年（1868），为美国新教传教士、同文馆教习丁韪良编的中国第一部系统自然科学声光电化著作《格物入门》作序。

　　同治八年二月初二日（1869年三月十五日），以老病乞休，奉旨以二品顶戴致仕。

　　同治十二年（1873年），值徐继畲中举60周年，奉旨准其重赴鹿鸣宴，以惠耆年，并赏给头品顶戴。同年三月初三日辰时（1873年3月30日），徐继畲在家中去世。
 

　　在“神光寺事件”中，徐继畬和林则徐之间的分歧，原本只是策略的不同，二人的目的都是要“驱夷”，徐主和缓，林主强硬。而这一事件作为林则徐复出后唯一插手的与西方有关的事务，人们看不出他有高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手段，相反他不惜轻率动武的姿态，说明并没有吸取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茅海建先生的推论更让人有共鸣：“我们可以认定林则徐有着可贵且有限的开眼看世界的事实，但还不能推导出他有着改革中国的思想。”但把策略分歧立场化、道德化，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之一。此后的百余年间，徐、林之间的策略分歧却被说成是立场不同，徐继畬一直深蒙“妥协”“卖国”之诬。

　　历史学者袁伟时先生评论道，中国近代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一种如林则徐，致力于抵制外来势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这类爱国主义在任何时代都会被推崇为道德的楷模，因为它涉及的主要是保卫而不是改造原有的社会和传统。另一类型的爱国主义，致力于改造原有的社会机制，从困境中挽救国家，由于这种爱国主义构成了对传统的挑战，势必触犯某一社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往往遭到出自不同动机的非议。徐继畬在乌山（神光寺）事件中的遭遇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脚。
 

　　1989年，徐继畬第六代孙女徐惠云作了决定，要将这笔庞大的遗产捐赠给太原的三晋文化研究会。它们的回报是，三晋文化研究会帮助解决徐继畬七世孙徐进伟等人的城市户口。26年过去了，当年解决户口的愿望成为泡影，徐家捐赠出的绝大部分文物移交给了山西省博物馆(如今改名为山西博物院)。还有近30件文物却在此前下落不明，至今无从寻觅。
 

　　从我在华盛顿特区所住的白宫往窗外眺望，我们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纪念碑高耸入云。这是一座很高的方尖碑，但就在这个大碑邻近有块小石碑，上面刻着：米利坚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这些话并非出自美国人，而是由福建巡抚徐继畬所写，1853年中国政府将它勒石为碑作为礼物赠送给我国。

　　我十分感谢这份来自中国的礼物。它直探我们作为人的内心愿望：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言论、异议、结社和信仰等自由。这些就是我们美国220年前赖以立国的核心理念。这些就是引导我们横跨美洲大陆登上世界舞台的理念。这些就是美国人今天仍然珍惜的理念。

　　——克林顿：美国第42任总统

　　徐继畬对华盛顿的评价，是他在无所依傍、无所继承、无所参考的情况下独立做出的，这反映了他的高见卓识。在徐继畬之后，中国知识界有的继承、演绎，有的发展、深化了徐的评论，其大框架依然是事功与道德，其主要方面，依然是创立民主制度与个人高尚品德，而这两点，都是徐继畬开创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徐继畬的华盛顿论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典范意义。

　　——熊月之：上海市社科院副院长、历史所所长、研究员

　　鸦片战争时期，徐继畬主张积极抵抗外来侵略。战后徐继畬对外交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正视列强入侵，主张“镇静为主”，力求“民夷两安”，试图掌握对外交往的主动权。徐继畬也有力不从心、向外国侵略者妥协退让的时候。在处理神光寺问题上，徐继畬采取了借用民力釜底抽薪的办法，这正是他处理对外事务的一贯态度。而当时各方强加给徐继?的“强民从夷”、“抑民奉夷”之类的指责是不负责任、缺乏事实依据的。

　　——邵雍：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历史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