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纯仁

　　天圣五年（1027年）六月，范纯仁生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母亲李氏梦见一小孩从月亮中坠下来，她以裙子接着，接而生下了范纯仁。范纯仁天资警悟，八岁就能讲解所学的书。因其父范仲淹而被任命为太常寺太祝。

　　中皇祐元年（1049年）进士，调任武进县知县，但以远离双亲而不赴任。又改派为长葛县知县，仍然不前往。范仲淹对他说“：你以前以远离双亲为理由不去赴任，现在长葛县离家不远，还有什么可说的哩？”范纯仁说“：我怎能以禄食为重，而轻易离开父母！长葛县虽离家近，但亦不能完全实现我的孝心。”范仲淹门下多贤士，像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类，纯仁都与他们有良好关系。他自己也不分白天黑夜，努力学习；有时因学习到深夜，油灯的烟雾把帐顶都熏成了像墨水一样的颜色。

　　范纯仁在范仲淹去世后才出来做官。先后出任许州观察判官、襄邑知县。县里有一处牧场，卫士在那里牧马，马践踏了百姓的庄稼，范纯仁抓捕了一个卫士处以杖刑。这牧场本来不隶属于县里，管理牧场的官员发怒说：“这是陛下的宫廷值宿护卫，你一个县令怎么敢如此？”就把这事向宋神宗禀报，要立即予以审理治罪。范纯仁说：“供养军队的钱物是由田税所出，如果听任他们糟蹋百姓的农田而不许追究，那么税钱从哪里来呢？”宋神宗下诏释放了他，并且允许把牧场交由县里管理。凡是牧场由县里管理，从范纯仁开始。

　　范纯仁后来被任命为同知谏院。他上奏说：“王安石改变了祖宗法度，搜刮钱财，使民心不得安宁。《尚书》说：‘怨恨哪里在明处呢，要注意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啊。’希望皇上能注意那些看不见的怨恨。”宋神宗说：“什么是你说的看不见的怨恨呢？”范纯仁回答说：“就是杜牧所说的‘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啊。”宋神宗赞许他，采纳了他的意见，说：“你善于分析政事，应该为我逐条分析上奏自古至今可以作为借鉴的天下安定和动乱的史实。”于是就写了一篇《尚书解》献给宋神宗。富弼任宰相，称病在家闲居，不理政务。范纯仁说：“富弼蒙受三朝君主的恩顾和倚重，应当自己主动担当国家的重任，可他却为自己之事的忧虑超过了为众人之事的忧虑，为自己疾病的忧虑超过了为国家的忧虑，在报效君主和立身处世两个方面都有过失。富弼与我父亲，平素要好，我现在知谏院，不考虑私情来进忠告，愿将这本书给他看，让他自我检省。”

　　范纯仁又出任庆州知州。当时秦中一带正遭饥荒，他自行决定打开常平仓放粮赈济灾民。下属官员请求先上奏朝廷并且等待批复，范纯仁说：“等到有批复时就来不及了，我会独自承担这个责任。”有人指责他保全救活的灾民数字不符合实际，宋神宗下诏派使臣来查办。正遇上秋季大丰收，百姓高兴地说：“您确实是救活了我们，我们怎么忍心连累您呢？”昼夜不停地争着送粮归还他。等到使臣到来时，常平仓的粮食已经没有亏欠了。调任齐州知州，齐州的民俗凶暴强悍，百姓任意偷盗劫掠。有人认为：“这种情况严厉处置还不能止息，您一概宽以待之，恐怕那里需要整治的违法乱纪事情不能穷尽了。”范纯仁说：“宽容出于人性，如果极力地严惩，就不能持久；严惩而不能持久，以此来管理凶暴的百姓，这是造成刁顽的方法啊。”有一处掌管刑狱的衙门常常关满了囚犯，都是犯了盗窃罪行的屠夫商贩之类的人，关押在这儿督促他们赔偿的。范纯仁说：“这些人为什么不让他们保释后缴纳呢？”通判说：“这些人（如果）被释放，（就）又会作乱，官府往往会等他们因疾病死在狱中，这是为民除害啊。”范纯仁说：“依照法律，他们所犯的罪不至于死罪，却因这样的意愿而杀死他们，这难道是依法处理吗？”将他们全部叫到官府庭前，训诫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做人，就把他们都释放了。等到满了一年，盗窃案件比往年减少了大半。被授官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范纯仁凡是举荐人才，一定凭天下公众的议论，那些人并不知道自己是范纯仁所推荐的。有人说：“担任宰相，怎么能不罗致天下的人才，使他们知道出自自己的门庭之下呢？”范纯仁说：“只要朝廷用人不遗漏正直的人，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知道是我所推荐的呢？”

　　范纯仁的性格平易宽厚，不以疾言厉色对待别人，但认为是符合道义之处却挺拔特立，一点也不屈从。从布衣到宰相，廉洁勤俭始终如一。曾经说过：“我平生所学，得益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尽。以至于在朝廷侍奉君王，交接同僚朋友，和睦宗族等，不曾有一刻离了这两个字。”常常告诫子侄辈说：“即使是愚笨到了极点的人，要求别人时却是明察的；即使是聪明人，宽恕自己时也是糊涂的。如果能用要求别人的心思要求自己，用宽恕自已的心思宽恕别人，不用担心自己不会达到圣贤的境界。”他的弟弟范纯粹在关陕一带做官，范纯仁担心他有与西夏作战立功的心思。就给他书信说：“大车与柴车争逐，明珠与瓦砾相撞，君子和小人斗力，中原大国与外来小邦较胜负，不但不可胜，也不足去胜，不但不足胜，即使胜了也无所谓。”亲族中有向他请教的。范纯仁说：“只有勤俭可以帮助廉洁，只有宽恕可以成就美德。”那个人将这句话写在座位旁边。

　　后以目疾乞归，建中靖国，范纯仁于熟睡中逝世，年七十五。朝廷下诏赐予白金三十两，下令许、洛两地官员给予安葬，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宣，御书碑额：“世济忠直之碑”。
 

　　范纯仁为人正派，政治见解与司马光同属保守派。熙宁二年（1069年）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王安石“掊克财利”，他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贬逐。但司马光复相后，坚持要废除“青苗法”。对此，范纯仁却不为然。范纯仁对司马光说：“王安石制定的法令有其可取的一面，不必因人废言。”他希望司马光虚心“以延众论”，有可取之处的主张，尽量采纳。可惜司马光并不以此为意，只把范纯仁的看法当作耳边风。司马光尽废新法，不能不说他带进了自己的个人情绪的影响。苏轼、范纯仁等人相当惆怅地叹息：“奈何又一位拗相公”。
 

　　范正平，字子夷，工诗，尤长五言，学行甚高，著有《荀里退居编》，《宋史本传》传于世。

　　范正思，因朝廷因其父的功劳追加恩泽，为官。
 

　　脱脱、阿鲁图等《宋史》：纯仁性夷易宽简，不以声色加人，谊之所在，则挺然不少屈。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前后任子恩，多先疏族。......范纯仁位过其父，而几有父风。元祐建议攻熙、丰太急，范纯仁救蔡确一事，所谓谋国甚远，当世若从其言，元祐党锢之祸，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谓诸子，范纯仁得其忠，纯礼得其静，纯粹得其略。知子孰与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