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骆秉章出生于广东花县。道光十二年（1832年），读了三十多年经书的骆秉章终以恩科六十名进士，殿试二甲二十七名，朝考入选，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骆秉章历任遍修、监察御史。

　　道光二十年（1840年），骆秉章受命稽察吏部银库，他到任之后清查陋规，严格进行检阅。官员们都不能徇私枉法，所以想找个机会将他弄走，正好发现了他的疏漏，但是穆彰阿调查后，发现骆秉章确为一丝不苟，分毫不沾，所以大有感触，对他更加器重。穆彰阿召骆秉章说：“你清查库银的严格可真是空前绝后啊，我一定要让你再留在这里三年，这将对国库大大有利。”骆秉章对答说：“我留在此地一年那些官员就已经非常难做了，如果让我再留三年，恐怕那些官员们一个都不能活了！”那些官员的阴谋没有得逞。后来骆秉章历任给事中、鸿胪寺少卿、奉天府丞兼学政等职。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银库亏欠的事被揭发，共亏短九百多万两。骆秉章因失察之罪被罢职，仍罚赔库款一万八千二百两赔罪。审察完毕之后，道光帝知道骆秉章持正无私，召见时对他说：“你这一年年查库办得很好，不只是朕一人知道，而是人人皆知。如今有了此案你的名字将会更出名，如果没有这个案件，朕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你好好读书，认真做官，将来好好为国家办事。”所以特旨以庶子的身份留用。自此道光帝对他信任有加，又升侍讲学士，出任湖北按察使。不久骆秉章归乡丁母忧。结束之后补右庶子，先后赴任山东、河南、江苏按事。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骆秉章被提拔为侍讲学士。出任为湖北按察使，又迁任贵州布政使，紧接着调往云南。

　　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帝命他出任湖南，任湖南巡抚。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起义，一路势如破竹，清廷各路官兵一败再败。

　　咸丰元年（1851年），清政府命湖广总督程矞采前往湖南督办防务，堵截太平军，骆秉章给湖南提督余万清充当程制军的副职。之前大学士赛尚阿领兵驰赴广西镇压太平军，道经湖南，带文武随员百人，到广东时以沿途州县未能满足供应为由，竟参湖南抚藩荒废政事，骆秉章因而被罢官。不久，虽有朝廷有将骆秉章回京另有任命的布告，但要等待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到长沙，才能交接上京。当时长沙城墙大多坍塌，城门早就不能关闭了，城垛更是全都没了。骆秉章估计太平军随时攻入湖南，情势危急。便率先带头捐修城款三百两，随后省城司道官员全都捐款修缮。骆秉章马上又奏请借库款二万两修城。四月太平军打到道州，骆秉章更是日夜上城催督。农历七月中，城门修好，城垛已备，萧朝贵才领一彪军杀到，奋力攻打长沙城。当时清军各路援军，正帅、副帅皆未到，城内只有兵勇八千，且没有一员有作战经验的将领。太平军攻城之时，守城的清军将士才真切明白，骆秉章的修城决策和调度方略是何等正确和及时，说重了是挽救了危亡残喘的清军和长沙城。之后新巡抚张亮基上任，骆秉章奉旨暂留在长沙与张亮基共同守城。

　　农历九月，各省援湘清军向荣、和春、张国梁等云集，达六万余人，城防更加巩固。太平军方面洪秀全和杨秀清在两次攻城失利后，一面以挖地道攻城为主，另一面派石达开为统帅，分军渡江到湘水以西，另外开辟一条北上的战场，揭开进攻武昌的新阶段。太平军主动撤退，长沙随即解围，骆秉章感触良多。这是骆秉章第一次以太平天国为死敌和无可奈何心情的立场，感受到清朝绿营兵的溃烂无能和无法阻挡太平军在中国南方大地上胜利地奔突和前进。

　　咸丰三年（1852年）农历二月，骆秉章受命为湖北巡抚。农历四月二十三日，他又被重新受命为湖南巡抚，而且一任就十年。当时湖南在籍侍郎曾国藩奉命组织团练，开始创立湘军，骆秉章对此十分赞成。又招致湘阴举人左宗棠帮助他管理幕府，广泛收罗英俊之士，帮助编练团练来防卫太平军的进攻，湘军逐渐有了威名。咸丰四年（1854年）骆秉章指挥大军，命罗泽南进攻岳州和湖北崇阳、通城。

　　咸丰五年（1855年），太平军再克武昌，湖北巡抚胡林翼向骆秉章求救。骆秉章马上命鲍超率领水师先行，彭玉麟率领团练继进。在广东的太平军到达湖南时，骆秉章连续攻克桂阳、永兴、茶陵、郴州、宜章等地，他在郴州、宜章等击毙太平军青年将军何禄。

　　咸丰六年（1856年），刘长佑等连克萍乡、万载等地，接着进攻袁州。江忠济在通城战死，王珍接替了他，连克通城、崇阳、蒲圻、通山诸县。到了同年冬天，刘长佑攻克了袁州、分宜、新喻。清军商议分三路进军江西，北路出瑞州，中路出袁州，南路出吉安。刘长佑袁州的一路兵马已经超过了九千，很难再筹集军饷。到了这时才令周凤山、曾国荃各招募二千义勇，联合进攻江西吉安。清廷下诏褒奖骆秉章不分地域，越境剿灭贼寇，朝廷赏赐骆秉章花翎。

　　咸丰七年（1857年），武汉被清军收复，长江下游已无太平军，于是湘军四面出击。湖南自从开战以来漕运停滞，米价下跌，民生凋敝，地租和地主的租金却和以前一样，百姓早已拿不出赋税了。骆秉章减免了当地的徵折，人们减少了陪给地主的钱而增加了税赋收入。王珍在江西恶战，多次破敌，最终战死沙场，骆秉章以张运兰及王珍的弟弟分别统领王珍的旧部。

　　咸丰八年（1858年），京察的时候骆秉章被议论功勋加以头品顶戴。石达开败退到浙江，江西大致安定。骆秉章因为合兵不易，所以提议应乘胜进取。上书请求起用曾国藩督师救援浙江，派遣萧启江、张运兰两军随征，其余的军队全部撤下。到咸丰十年（1860年），骆秉章守卫并在湖南与太平军力战。除此之外他还援救湖北、贵州、江西等省份。

　　咸丰十年（1860年）农历六月，67岁的骆秉章奉调入川督办军务。之前，云南太平军李永和与蓝朝鼎兄弟已由云南入川，袭取了数十里物资富饶的自贡盐场，队伍发展至十余万，而且大军指向川西和成都。川军督师忙于互相推诿和攻讦，调驻藏大臣崇实入川，也无济于事。当时李、蓝太平军距成都仅七十里，成都危在旦夕，此乃清廷十万火急调骆秉章入川之因由。此时，李、蓝太平军进围绵州，骆秉章帅湘军萧启江部一万二千余人入川。骆秉章摸清形势后，针对敌方“分兵略地”的战略，决定实行集中兵力分别击破的方针，并施展反间，分化瓦解。当两军对阵之时，蓝朝鼎部下参与机要的文书黄鼎叛变，骆秉章遂掌握太平军布防的一切军事机密。

　　咸丰十年（1860年）农历九月五日，清军对太平军合围猛攻，太平军退守丹棱，但清军步步逼进，太平军虽一部突围，但蓝朝鼎壮烈战死。之后，骆秉章集中兵力再围铁山根据地，川军、湘军封锁四方，最后引环龙河水淹灌。

　　同治元年农历闰八月二十五日（1862年10月18日）骆秉章对太平军发动总攻，李永和突围中战死，至此，经年余苦战，李、蓝主力已经被歼灭。这一年京察，骆秉章因军功被赏加太子少保衔。

　　同治二年（1863年）春，石达开兵分三路，从云贵边界攻入四川，农历三月二十七日（公历5月14日），三四万太平军经冕宁小路进抵紫打地，准备横跨大渡河，直取成都。但是由骆秉章策划，由川军、湘军和土司的“夷兵”组成的大网正撒在大渡河两岸。农历四月四日（公历5月27日），石达开太平军乘筏渡河，骆秉章率大军等待石达开大军渡河一半的时候，用枪炮连环袭击太平军，石达开部无一生还。

　　农历四月十二日（公历5月29日），清军劫取马鞍山，太平军粮道尽失，陷入死地。最后激战至农历六月十三到二十七日，骆秉章命人竖起投诚免死的大旗，石达开写信给骆秉章，表示以个人生死来换取部下生命安全。骆秉章乘机派杨应刚赴紫打地石达开大营游说，力劝石达开解甲归田。石达开见大势已去，被迫与骆秉章订盟。不料骆秉璋却背信弃义，将石达开抓住。其部下缴械投诚后，骆秉章发路票遣散四千余人，尚有二千人安置在大树堡寺庙，骆秉章在一晚上将他们全部剿灭。

　　同治二年农历五月十日（1863年6月25日），石达开在成都经骆秉章批准，被清军凌迟。清廷再加赐骆秉章太子太保。

　　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南京）陷落之时，清廷论功行赏，骆秉章加恩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戴双眼花翎。同治六年（1867年），骆秉章再升任四川总督协办大学士。其地位声势赫赫，炙手可热。

　　同治六年（1867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公历12月12日），骆秉章因病死于任上。终年74岁。清政府赠太子太傅，入祀良祠，给谥号文忠。

　　骆秉章逝世消息一传到民间，民众自发罢市缟素，丧车所过，哀音相随，连绵不断。因悼念场面太过盛大，官府怕生出事端，因此加以限制，结果惹怒了百姓，差点闹出一场风波。
 

　　骆秉章在湖南任职的一段时间，和曾国藩私谊颇差，屡有磨擦。曾国藩建湘军之初，湖南提督鲍超极其怀恨，曾鼓动士兵武装围攻曾国藩住处，骆秉章近在咫尺却佯装不知。又如左宗棠为女婿捐军饷之事与曾闹翻，形成仇隙，骆秉章站在左宗棠一边，甚至不愿与曾国藩见面。曾国藩停舟在长沙城外，骆秉章前往邻舟拜客，却对曾国藩“跬步不前”。但骆秉章作为湖南军事首脑，他识大体、顾大局，曾配合共同对付太平军还是占第一位。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的湘军正是在骆的羽翼之下组建成军。

　　据查，咸丰六年（1856年）曾国藩派湘军入浙江，而湖南省经骆秉章批核每月解银支援湘军达三十万两，一年为三百余万两之巨。曾国藩困守南昌，骆秉章物伤其类，急命刘长佑、江忠济等部急援江西。
 

　　他因处死投诚石达开及其亲信，遭后人诟病。

　　农历四月十二日（公历5月29日），清军劫取马鞍山，太平军粮道尽失，陷入死地。最后激战至农历六月十三到二十七日，骆秉章命人竖起投诚免死的大旗，石达开写信给骆秉章，表示以个人生死来换取部下生命安全。骆秉章乘机派杨应刚赴紫打地石达开大营游说，力劝石达开解甲归田。石达开见大势已去，被迫与骆秉章订盟。不料骆秉璋却背信弃义，将石达开抓住。其部下缴械投诚后，骆秉章发路票遣散四千余人，尚有二千人安置在大树堡寺庙，骆秉章在一晚上将他们全部剿灭。

　　骆秉章在杀害石达开后给清廷的奏报，是清朝方面关于石达开大渡河之役的官方报告。但恰恰就是这份正式文书，充满了掩饰和伪造。特别是关于石达开被俘的经过，骆秉章说：臣前以石逆或传其死，倘能设法生擒，辨认真确，俾就 显戮，庶可以释群疑。当经杨应刚等以该逆无路逃生，于洗 马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石逆果携其一子及伪宰辅曾仕和、伪中亟黄再忠、伪恩丞相韦普成等并余党至洗马姑乞降。

　　这里他完全没有提到石达开想救全残众的事，也完全没有提 到他的下属深入“贼垒”设计诱擒的事——而这一番深入“贼垒 的功劳，刘蓉的禀报中是几次提到的，并且说：“非王松林深入贼巢，则石逆毙于乱军之中，亦断不能生得。”杨应刚、王松 林的活动，对清朝统治者可说立了大功。但骆秉章的奏报却无一字提到王松林，无一字提到有人深入“贼巢”活动，把这番功劳全部抹熬。其所以如此，一方面他要把功劳归于自己，仿佛他早已指示要“设法生擒”，这才有杨应刚在洗马姑竖立免死大旗;

　　而更主要的，是他要掩盖石达开落入清营的真正情由，因为这种情由不但不光彩，而且向朝廷报告也要多费口舌。骆秉章奏报中 完全略去杨应刚、王松林深入“贼巢”的事迹，可以反证杨应刚、 王松林的活动必有文章。掩盖了杨应刚、王松林的活动，石达开是怎样到清军之手的呢?于是相应地必须诬罔石达开：舍命全军的信和要求一概不提，只说他见了免死旗就自动来降。

　　由于把石达开“乞降”说成这样一件单纯的事，所以他也需 要掩饰6月14日派刘蓉去大渡河的原意。如前所引述，骆秉章是 在得知石达开被俘前“虑其伪降以缓我师，乘懈而逸，又虑诸将之不能善其后”而派去刘蓉的，这透露出他收到或知道了石达开 信件的消息。但后来他在奏报中却说：臣前于四月二十八日(6月14日)得报后，虑其余党歼除 不尽，札饬藩司刘蓉驰往大渡河，会同唐友耕等委办善后 事宜。

　　然而我们过去看到的骆秉章抄呈清廷的石达开供词，这句话却写作：“达开正欲投河自尽，因想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达开想救众人，俱令弃械投诚。”显然，骆秉章在这里加了半句，以致使文词、意思都显得不通。

　　骆秉章这篇奏报是石达开贪生乞降说的根据，但是，看来这个根据是不可靠的。
 

　　日前，在骆秉章第六代子孙骆鼎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正在重建中的骆秉章光禄大夫家庙。

　　骆鼎告诉记者，“我安置好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买回家庙和家庙后的土地，一开始村民们都以为我给自己建豪宅呢，不过没关系，我带头建起来了，大家就懂了。”骆鼎说，他现在自己筹资120万，自己准备，还请了不少的专家学者来研究晚清时期文官一品的家庙到底是什么规格什么风格，收集了如家庙遗留的青砖一样规格的青砖，以旧建旧重建家庙。
 

　　骆秉章光禄大夫家庙由朝廷出资在炭步镇华岭村建造，家庙坐南朝北，三间二进，总面阔约30米，总进深约45米，建筑占地1000多平方米，锅耳山墙，石湾陶脊，碌灰筒瓦，青砖墙，建筑庄严、气势宏伟、工艺精细，有精美的木雕、砖雕、石雕、灰塑、陶塑、壁画，现被列为花都区文物保护单位。
 

　　总评

　　骆秉章远离京师的时候，朝廷有关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朝廷仍然都要问计于他。与此同时，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的重要人事任命和政务安排，均会事先征求骆秉章的看法，当时政界有评：“二公东西相望，天下倚之为重”，其政治地位同曾国藩旗鼓相当，可见两位政坛巨擘对当时的大清王朝是何等的重要。

　　“晚清八大名臣”之一的骆秉章，在抚湘督川的十七年中，在施政与军事方面充分展示了其才能和韬略，为川、湘两省乃至全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封疆大吏，骆秉章无论是抚湘十载，还是督川七年，都尽忠职守、勤政爱民、清正廉洁，改革吏治、整治经济，在湖南和四川两地享有盛名。但因处死投诚石达开及其亲信，遭后人诟病。

　　历代评价

　　《清史稿》：①“川民感其削平寇乱，出于水火，乃其殁，巷苦罢市，遗爱之深，世与汉诸葛亮，唐韦皋并称”。②“骆秉章休休有容，取人为善。胡林翼综覈名实，干济冠时。论其治事之宽严疏密若不相侔，而皆以长驾远驭，驱策群材，用能丕树伟绩。所莅者千里方圻，规画动关军事全局。使无其人，则曾国藩、左宗棠诸人失所匡扶凭藉，其成功且较难。缅怀中兴之业，二人所关系者岂不钜哉？”

　　咸丰帝：“老成硕望，宣力弥勤。”

　　同治帝：“老成硕望、调度有方。”

　　左宗棠《答毛寄耘中丞书》：“先生抚湘前后十载，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亦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而其遗之尤，溥无如剔漕弊，罢大钱两事。”

　　佚名《咸同将相琐闻》：“骆公治吾楚十年，而吏民安堵，群寇远遁，此湘楚福星也。”

　　薛福成《骆文忠公遗爱》：“曾文正公督两江，凡湖广两粤闽等大吏之黜陟（升降），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咨之；骆公督四川，凡滇黔陕甘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咨之，二公东西相望，天下倚之为重”。

　　蔡东藩：骆秉章系清室名臣，长沙一役，骆已罢职，犹督兵固守，始终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