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

　　生于台湾省苗栗县，可以说是出生在一个爱国世家，其先祖为躲避战乱而从中原南迁到粤东，因不愿在入侵者面前苟且偷安而举族南迁。在长期颠沛流离的徙居生活中，他们不得不与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养成了刻苦耐劳的习惯和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并且后代子孙牢记一条遗训：即先祖是因外族侵扰而辗转南迁，所有后代子孙，不论落籍何处，都应勤耕苦读，自立图强。到丘逢甲的曾祖父丘仕俊时，因耕地狭小，无以为生，所以偕同乡又漂洋过海，向台湾迁徙，这大概是清乾隆中叶时期。到丘逢甲这一代，丘家在台湾定居已有四代、近百年的历史了。

　　1864年(同治三年)，丘逢甲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浓厚爱国爱乡思想、生活上则保持清朴风尚的乡村塾师的家庭里，自幼受清朴刚正家风的熏陶和艰苦生活的磨炼，“幼负大志”，渴望报效国家民族。这一切对他日后的事业以及人生道路都产生了积极有益的影响。 丘逢甲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在其父的亲自教授下，六七岁即能吟读、属对。14岁时赴台南应童子试，获全台第一，受福建巡抚兼学台丁日昌注意，连称“奇童”，特赠“东宁才子”印一方，由此闻名全台。1887年(光绪十三年)，入台湾兵备道唐景崧幕府，帖拜唐为师，对台湾风雨飘摇的局势有了更深刻的体会。1888年（光绪十四年）参加乡试，中试为举人。

　　1889年（光绪十五年)春，赴京参加会试进士，中进士，钦点工部虞衡司主事。此时丘逢甲年仅26岁，但他却无意仕途，辞归故乡，专意养士讲学，任台南崇文书院主讲，同时兼任台湾府衡文书院及嘉义罗山书院主讲。1892年（光绪十八年），《台湾通志》总局正式开设，丘逢甲被聘为采访师，负责采访、补辑乡土故实，因此有较多机会深入民间，了解社会民情。这时期，整个中华民族正处在深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之中，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这样的社会现实不能不使丘逢甲感到郁闷和隐忧，他慨叹道：“风月有天难补恨，江山无地可埋愁。”“孤岛十年民力尽，边疆千里将材难。”他预感到一场大的动荡即将到来，自己虽隐身山林，专心教读，但渴求报效国家之情却炽热而强烈。在他的书屋中，自书中堂“且看鹰翅出云时”，以明心志，时刻准备报效国家。

　　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预见到台湾前途危难，以“抗倭守土”为号召创办义军，自己带头变卖家产以充军费，并动员亲属入伍。不久，160营（实际上经训练的只有30余营）义军成立，丘逢甲担任全台义军统领（又称义军大将军）。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国马关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丘逢甲悲愤交加，当即刺血上书，抗议李鸿章的卖国行径。刺指血书“拒倭守土”四字，率全台绅民上书反对割台，表示要与桑梓之地共存亡，清廷不纳。丘逢甲见无可挽回，遂倡议台湾自立为民主之国，率台民领衔电奏十六字：“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亲草宪法，以蓝地黄虎为国旗，“永清”为年号。5月25日，建“台湾民主国”，拥署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此后他多次联合台湾绅士向朝廷发出呼吁电，要求废约抗战。清政府不但置台湾领土和几百万同胞于不顾，而且急诏撤回守土官兵。丘逢甲联合一批爱国志士，与日军展开抗战。日本侵略军进攻台湾后，台北、台南和台中的防务分别由唐景崧、刘永福和丘逢甲、林朝栋负责。由于唐平时放纵部下，纪律松散，无心抗战，一与日军交手，便节节败退，不久基隆失守，唐化装逃离台北，台北被日军轻易占领。消息传来，丘逢甲急举义军赴台北增援，途中得知台北已沦陷，唐已内渡，气愤至极。日军沿铁路南侵直达新竹，丘逢甲率义军与日本侵略军血战20余昼夜，进行了大小20多场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终因“饷尽弹尽，死伤过重”而撤退。许多义军将领同时也是丘逢甲的弟子，如姜绍祖(“敢”字营统领)、丘国霖(“诚”字营统领)、徐骧(“捷”字营统领)、吴汤光等，都英勇献身。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秋，失败后离台内渡，定居镇平，往来潮、汕、广州之间，一度赴港、澳、南洋等地，曾与康有为、梁启超会晤。7月27日抵泉州。七月回祖籍镇平定居。为表示不忘光复台湾素志，为其子丘琮定别号“念台”，将房舍定为“念台精舍”。后顺应时代潮流，从赞同维新保皇逐渐倾向革命，掩护同盟会员的反清活动，致力于兴办学校，推行新学，培植人才。先后担任两广学务处视学、广东教育总会会长、广东咨议局副议长等。民国成立，以广东代表身份赴南京参加筹组临时政府，被推举为参议院议员。1912年（光绪二十八年）初，扶病南归，随即病故。他临终弥留之际，嘱咐家人：“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

　　1904年（光绪三十年），丘逢甲在箭竹顶茶场策划“黄冈起义”行动计划期间，为石马私塾先生黄彩平题写的屋名“迁善楼”墨宝，因刻石师父不小心泡了水，缺损了一角，这次子渊公又在箭竹顶茶园议事厅请丘逢甲即兴挥毫重写了一张。为此，黄彩平还特地减免了何家两斗谷种的地租以表谢意。（迁善楼，光绪戊申夏月，丘逢甲书）

　　黄冈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给满清王朝所造成的冲击却堪与广州黄花岗起义相媲美。正如孙中山在他的《建国方略》中所言：“若无此次诸烈士轰轰烈烈足丧满虏之胆之善因，怎有辛亥武昌之义师一举而鄂督瑞澄入军舰之美果？”。

　　1904年（光绪三十年）春节，丘逢甲在箭竹顶茶场一共住了两晚，直至正月十八才下山。期间，特地以何子渊的字“东汉”为据，为子渊先生题下“光汉茶庄”和“渊庐”“顺裕庐”等多幅墨宝。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5月，第二次黄冈起义失败后，何子渊等领导人随即返回梅州。不久，萧惠长、江柏坚、姚竹英、张花谷等人身份不幸暴露，被迫走避箭竹顶茶场达半年有余。其中姚竹英等人在箭竹顶茶场住了半年多，萧惠长、江柏坚住了四个多月，邱逢甲为了营救革命党人及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于1908年（戊申年）夏初，多次来到石马“顺裕庐”跟子渊先生商讨对策，后遇险党人卒在何子渊、丘逢甲的疏通、担保之下得以脱险。
 

　　此诗抒写了作者回首一年前签订《马关条约》之往事时的哀痛心情，表达了作者盼望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

　　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战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的马关同日本政府签订中日和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丘逢甲得知此消息，怒发冲冠，刺破手指，血书“拒倭守土”四个字。之后，他串联台湾士绅，组织义军，誓死抗敌，因得不到外援，事败内渡，回到原籍广东。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1896年5月5日），即《马关条约》签订一年后，丘逢甲痛定思痛，写下了《春愁》这首诗。
 

　　丘逢甲的故居名为培远堂，位于梅州蕉岭县城北面15公里处的文福镇淡定村，是一座典型的两堂客家围屋，该房是1896年丘逢甲从台湾来到广东时建造的。“培远堂”三字为晚清著名学者温仲和手书。故居现陈列着丘逢甲任台湾义军大将军时在战斗中缴获的日本侵略军刺刀，还有其他一些文物。其故居旁建有“丘逢甲学校”。
 

　　正面评价

　　丘逢甲少年得志，却弃官返台从事教育工作；已未割台时，他首倡独立抗日；内渡大陆后则献身推广新式教育，为国家培养元气。终其一生始终对国家抱有高度的期望，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操。丘逢甲的诗文曾获得诸多学者高度的评价：钱仲联曾评其《岭云海日楼诗钞》曰“七律一种，开满劲弓，吹裂铁笛，真成义军旧将之诗。”柳亚子谓“时流竟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战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梁启超则誉为“诗界革命巨子”、“天下健者”。

　　负面评价

　　1895年反割台运动期间，丘逢甲虽首先刺血上书反对割台，尔后却提前内渡，其前后言行不一，实际表现未尽理想，使后人稍有微词。连雅堂在《台湾通史》便作总评为“成败论人，吾所不喜，独惜其为吴汤兴、徐骧所笑尔。”丘氏内渡之际，有谓其挟带巨额公款而，但因无实据，亦有持不同意见者迄今仍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