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洵

　　福王是万历皇帝第三子，母亲郑贵妃。万历的皇后姓王，但没有生育一男半女。一次万历一时兴起，“宠幸”了一个宫女，便有了长子朱常洛。按当年朱元璋立下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和“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的继承法，身为长子的朱常洛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但一则由于万历对郑贵妃的宠爱，二则由于朱常洛的母亲只是个一般宫女，万历迟迟不肯立朱常洛为太子。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立心爱的女人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万历这种不顾祖制的行径，遭到了多数正直大臣的批评。尽管万历曾“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骇叹”，但前仆后继的批评者依然络绎不绝。最后万历敌不过大臣们的口水仗，他终于明白，尽管贵为天子，却不能随心所欲地立一个接班人，只得接受祖制的安排，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明光宗，即熹宗、思宗之父。

　　朱常洵是明神宗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在万历十四年所生，为第三子。而在此之前的万历十年八月（1582年），王恭妃生长子朱常洛。明神宗宠爱郑贵妃，想废长立幼，被众大臣、孝定李太后极力反对，史称“国本之争”。

　　围绕这个问题，大臣们与皇帝斗了15年，期间发生很多事情。“国本之争”是万历一朝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斗争之激烈可见一斑。神宗故意不上朝以示抗议。

　　为了平息皇储争议，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皇帝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三子朱常洵为福王、五子朱常浩为瑞王、六子朱常润为惠王、七子朱常瀛为桂王（次子和第四子未成年就去世了），争国本事件最终落下帷幕。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内阁首辅四人（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整治另外“东林党”。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有谣言说万历皇帝想要换太子，矛头指向郑皇贵妃，结果皇帝株连逮捕者甚众。到了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又有进言，说郑皇贵妃以及福王将要谋害皇太子，结果皇帝仅仅是让福王就藩，但被郑贵妃暗中阻止了。

　　到崇祯帝时，朱常洵地近位尊，朝廷尊之以礼。从小娇生惯养的朱常洵终日闭阁酌饮醇酒，所爱唯有妇女、歌舞，对外界的乱象漠不关心。此时长江以北起义不断，河南也遭大旱、蝗灾，人们互相残食，已是末日之象，世间都说先帝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洛阳富于皇宫。经过洛阳的援兵喧嚷道“：王府有金钱百万，却让我们饿着肚子死于贼手。”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正住在洛阳，听说之后很害怕，便将其中利害关系告知朱常洵，而朱常洵并未放在心上。

　　崇祯十三年冬(1640年)，李自成接连攻陷永宁、宜阳。第二年正月，参政王胤昌率军警戒防备，总兵官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也各自引兵而至。朱常洵这才清醒了些，把三将召入宫中，摆酒设宴，倍加礼待。数日之后，李军大至，攻城。朱常洵拿出千金招募勇士，缒城而出，手持长矛冲入敌营，李军才稍微退却。夜半时分，王绍禹的亲军从城上招呼贼军，互相谈笑，挥刀杀死防守城墙的士兵，焚烧城楼，打开北门引贼入城。朱常洵从城墙上用绳子逃出，藏匿于西郊迎恩寺中。第二天，李军跟踪而至将其捉拿，朱常洵当场被杀。两名承奉（福王身边的侍从）伏尸而哭，贼军揪住他们，让他们离开。承奉挣扎着喊道：“福王已死，我们也不愿再活，只求一付棺木收容福王尸骨，我们就是粉身碎骨也无怨言。”李军见他们如此，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用一付一寸厚的桐棺装殓之后，放在一个破烂的架子车上，两人就在旁边自缢而死。王妃邹氏及世子朱由崧逃往怀庆。李军火烧福王宫，大火持续三日不绝。

　　福王享年五十六岁。崇祯帝为此辍朝三日，予祭葬从优，一切丧礼较其他藩王倍厚，赐谥曰“恭”，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初八日葬于邙山之原。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在煤山上吊自杀后，朱由崧在南京被马士英、卢九德拥立为皇帝，定年号“弘光”。国号史称“南明”，朱常洵被追谥为贞纯肃哲圣敬仁毅为恭皇帝，陵曰熙陵。不久张元以恭字为逊帝之谥，议改为共皇帝，但最终改称贞纯肃哲圣敬仁懿孝皇帝。后来永历帝追封庙号恭宗，谥号慕天敷道贞纯肃哲修文显武圣敬仁毅孝皇帝。
 

　　嫡妃姚氏(或作田氏) ：谥号“孝诚端惠慈顺贞穆符天笃圣皇太后”

　　继妃邹氏：尊号“恪贞仁寿皇
 

　　后世野史曾绘声绘色的记录下了这一惨剧的经过：

　　福王被捉后，以亲王之尊跪爬在李自成面前，汗流浃背，乞求李自成饶他不死。李自成不为所动，他当众斥责福王朱常洵：“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命左右把他拉下去，先痛打了四十大板，打得血肉横飞之后，再一刀袅首，将头颅示众。至于那三百多斤的躯体，李自成也充分利用，“福王常洵遇害。自成兵灼王血，杂鹿醢尝之，名曰福禄酒”，剔去毛发，拔掉指甲，又杀掉几只鹿，放在一起炖了几大锅，摆酒开宴，名叫“福禄酒会”。

　　而另一有关李自成起义军“吃福王朱常洵”的说是这样的：

　　洛阳城破后，福王朱常洵被生擒活捉。贪生怕死的朱常洵一见到李自成，就体如筛糠，一个劲地叩头乞求饶命，李自成端坐殿上亲自审问朱常洵，怒斥道：你身为亲王，富甲天下。在这如此饥荒之年，不肯拿出毫厘赈济百姓，你真是个奴才。命左右打他四十大板后，将他的头砍下，挂在洛阳城门上示众，农民军还把他的尸体剁成肉酱，杂以鹿肉下酒，称福禄酒，以解心头大恨。

　　但1924年在孟津县麻屯乡庙槐村南约500米处出土的明朝福王朱常洵圹志，却打破了这个长期被人们信服的福王死后，尸体被做成“福禄酒”宴的传统说法。

　　显然，所谓“福鹿宴”，不过是为了彰显其正当性的清朝统治者对李自成起义军的诬蔑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