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文王

　　嬴驷为太子时，一度触犯了禁条。当时正值有人反对新法，法令行不通。商鞅说：“法令行不通在于宫室贵族的干扰。国君果真要实行法治，就要先从太子开始。太子不能受墨刑，就用墨刑处罚他的师傅。”这样以来，法令便畅行无阻，秦国越治越好，但却得罪了太子。等到秦孝公去世，太子登位，一想起当年受罚之事就很不高兴。加之这时商鞅威望极高，家家户户都知道商君之法，惠文王对商鞅有所顾忌，公子虔等一帮人就乘机捏造谣言说商鞅造反，于是，惠文王便借此将对秦国有功的商鞅车裂而死，并族灭其家。巩固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

　　嬴驷在巩固权力之后，继承孝公遗志，东进攻魏。秦惠王八年（公元前330年），秦国大良造公孙衍破魏军于雕阴（今陕西甘泉县南），魏以河西地予秦。秦惠王九年（公元前329年），秦军攻魏，取河东的汾阳（今山西万荣县西南）皮氏（今山西河津县）及焦（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曲沃（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次年秦军乘胜攻魏，取魏蒲阳（今山西隰县）。魏国在秦军数次强大攻势之下，又被迫割让上郡15县（今陕西东北部地区）给秦。从此，秦国不仅把魏国黄河以西的地盘全部吞并，而且在黄河的东岸建立了东进的前进阵地。

　　秦惠王十三年（公元前325年），嬴驷仿山东六国做法，亦自称为王，改元为更元元年。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五国联合攻秦，秦惠文王派庶长樗里疾破魏、赵、韩三国军于修鱼，斩首八万。暂时抵挡住东方联军的进攻。但西方的义渠又发兵袭破秦军于李帛。在东西夹攻之下，秦惠文王及时改变战略，于秦惠文王更元十年（公元前316年），用司马错之策攻蜀，破蜀军于葭萌关。灭蜀国。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3年），遣张仪自秦赴楚，阴行反间，诱使楚国绝齐。然后又设计激怒楚怀王，诱使楚国冒险出兵攻秦，使秦军在丹阳（指今陕西、河南二省间丹江以北地区）大败楚军，得楚地汉中。解除了楚国对秦国本土和巴国蜀国的威胁。楚国从此一蹶不振。这样，秦国的关中、汉中、巴蜀连成一片，秦国对六国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压迫形势。秦惠文王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扩大了疆域，而且针对犀首并相六国，发动东方诸国合纵攻秦的形势，采用了张仪的连横之策，实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打退了六国的进攻，取得了政治外交上的胜利。为后来秦王赢政扫灭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义渠是匈奴的一个分支，是当时秦国在西北部最强大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义渠占有今天的陕西北部、甘肃中北部和宁夏等地。义渠凭借骑兵特有的机动性对秦国的边境进行劫掠，甚至曾经侵入到秦国的洛河流域。正是义渠的巨大危害性和破坏性，才使公孙衍能够说动秦惠文王暂停攻魏而转为攻义渠。秦国对付义渠这些游牧民族的办法主要是烧荒，很有效果。游牧民族不敢靠近牧草被烧光的秦国边境，以避免大批马牛羊被饿死。秦惠文王七年，义渠发生内乱，秦派庶长操趁其自相残杀，平定了义渠。义渠的力量遭到了很大的削弱。秦惠王十一年（公元前327年），秦国在义渠设县，义渠称臣。秦惠文王更元十年（公元前315年），秦伐取义渠二十五城。秦国在西北地区占有了大片的优良牧场。

　　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去世。时年四十六岁，葬于咸阳北原。近世所谓周文王陵，实际是秦惠文王的公陵。
 

　　惠文后（？－公元前305年），战国秦惠文王王后，秦武王之母。

　　公元前334年，惠文后与秦惠文王联姻。公元前329年生下秦武王。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因举鼎而死，因秦武王无子，其弟争夺王位，惠文后扶持公子壮，公子壮僭立，号季君。而在魏冉支持下，秦昭襄王继位，魏冉担任将军，保卫都城咸阳。

　　公元前305年，公子壮与惠文后遭诛杀。
 

　　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因病去世，享年四十六岁。秦惠文王为秦孝公的儿子，原名为嬴驷。后人在评价秦惠文王之时，都认为他是位大有作为的秦国君主。

　　根据相关历史记录，秦惠文王暴毙而亡，时年四十六岁。相关史料表明，秦惠文王在位期间，为了壮大秦国实力，整天操劳政事，身体状况越发堪忧，加上战事过多，秦惠文王身体日益支撑不住，心力交瘁而身亡。
 

　　秦惠文王之后继位的是他的儿子秦武王嬴荡。

　　秦武王（前329年—前307年），嬴姓，名荡，又称秦武烈王、秦悼武王。秦惠文王之子，战国时期秦国国君，前310年—前307年在位。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前311年），秦惠文王薨，嬴荡即位，是为秦武王。
 

　　一般都要在“太史公曰”中总结人物成败原因的史学大师司马迁，在《史记?商君传》中却没有对商鞅死因进行认真梳理总结，只对商鞅做出六个字的负面评价：“天资刻薄少恩”。

　　依司马迁的意思，商鞅死于性格。意思是他为人刻薄少恩，不讲人情，没有朋友，没有人性，所以弄得天怒人怨，一生背负恶名，只有死路一条。

　　这也是事实，当时有一个叫赵良的人也曾指出商鞅“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蓄祸也”，劝他早作退路，以避杀身之祸。但巴布猜想，司马迁先生的这些评价也可能与他个人思想和经历有关。他生在儒家思想渐成统治地位的汉武帝时代，加之他身体因遭腐刑致残，对讲求霸道、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极为厌恶。

　　商鞅的悲惨结局确实有他的性格因素。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命运实际上已经与时代、社会、国家和各方利益相连，性格有时候只是造成他结局的一个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

　　商鞅之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改革变法触动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的利益。司马迁也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族多怨望者。”

　　我们只要看看商鞅变法对宗室贵族集团的具体损害就可以明白，商鞅对宗室贵族集团利益的损害有多大，感情伤害有多深。

　　变法之前，旧贵族的爵位和俸禄是世袭的，世世代代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但商鞅奖励军功的新法规定，凡是没有建立军功的旧贵族，都要从宗室贵族的簿籍上除名，不许无功受禄。相反，有军功的平民也可以按军功封爵受赏，成为新贵族。过去，贵族有封地，自己就是封地中的君主，操生杀大权。商鞅废除分封制，将贵族封地改设为由国君统一领导的郡、县，大大削弱了宗室贵族的权力。

　　商鞅变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集权，削弱原来宗室贵族的权力，强化王权。这种集权符合了秦王的利益，所以才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却得罪了秦国宗室贵族集团，损害了一大批宗室贵族的利益。

　　事实上，随着改革变法的不断深入，商鞅与宗室贵族集团已经成为一对非常尖锐的矛盾。只是这个矛盾在秦孝公健在时还至于不可调和，有秦孝公的斡旋，矛盾的双方还暂时表现为势均力敌。然而，秦孝公一死去，这个矛盾就必然发展转化为不可调和。

　　由于新君秦惠文王的加入，力量更是在瞬间发生倾斜。

　　在秦惠文王看来，商鞅必须死。商鞅曾经不看当年太子而今国君的面，对太子师傅用刑，这只是一个潜在原因，并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商鞅已成为王权与贵族利益冲突的焦点。在商鞅的改革中，王权得到加强，贵族遭到削弱，贵族们不敢对王权发出不满，但要把这种不满发泄在始作俑者商鞅身上。商鞅成为贵族的众矢之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新国君秦惠文王刚刚即位，公子虔之徒就诬告商鞅谋反。

　　在公子虔之徒看来，谋反作为一种莫须有的罪名扣在商鞅头上最合适也最具杀伤力，更不需要什么证据，凭商鞅是魏国人就够了。“诬告谋反”成为以后诛杀功臣最有效的惯用手法，且屡试不爽。

　　是杀死商鞅？还是继续得罪宗室贵族集团？这是一个单项必选题。

　　对于新国君秦惠文王来说，杀死商鞅远比得罪贵族更为明智。商鞅对新秦王而言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变法已经全面实施，改革已经走上了正轨，效果也十分明显。况且，商鞅是先王任用的老臣，新王杀他没有感情障碍，也不会有什么内疚感，而宗室贵族集团既势力强大又还有充分的利用价值。

　　此时，对秦惠文王来说，杀死商鞅、解决王权与宗室贵族集团间的利益冲突是最好的选择。

　　因此，即使商鞅不是一个刻薄少恩者而是一个品德完美的圣人，在这个时候，他也不得不死。

　　商鞅的宿命也是自古改革者特别是法家改革者的宿命。法家以法管事，以律治国，严刑峻法，杀人无数，怨恨自然就多。改革常常在一个志在图强的国王支持下进行，必然触动、牺牲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也必然遭至怨恨。

　　而任何一个国王都不会长生不老，一旦倒台和驾崩，那些原来被牺牲了利益的集团占了上风就要反攻倒算。失去靠山的改革者往往就会人头落地，有的死了甚至也会被从坟墓中掘出，鞭尸示众。

　　戊戌变法的失败者之一谭嗣同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在中国，变法都是要死人的！”

　　商鞅，是第一个因变法而死的改革者。
 

　　大批能臣造就了秦国在惠文王时代的辉煌，也反映了秦惠文王的识人驭人的本领。秦惠文王即位后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大名鼎鼎的商鞅。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秦国的法治建设已基本成功，倒是独掌大权的商鞅的存在成了秦国改革成果的最大威胁。秦国的法治建设是靠强力完成的，也就是商鞅所说的霸术。在法治建设完成后，秦国有两个人是双重性质的，秦惠文王和商鞅。他们由于拥有巨大的权力，既是法治的最强维护者，也是法治的最大危害者，而君主制下的法的象征只能是一个人。商鞅的悲剧根源就在这里。就算秦孝公没有暗示，秦惠文王也要除掉商鞅。象商鞅这种人，秦国不用，也必然是不会让别国来用的。秦惠文王在除掉商鞅后，以商鞅造反查无实证，公子虔和公孙贾纯属陷害为由，顺手除掉了二人及其大量党羽。秦孝公没有完成的收尾工作，由秦惠文王出色地完成了。

　　秦惠文王重用张仪连横破合纵，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亮点。对张仪，赢驷求之，试之，任之，信之。在秦与到列国间复杂的邦交斗争中，多次逆转危势，击溃五国灭秦之兵。继孝公用商鞅之后谱写了又一页君臣合璧华彩篇章。自此，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国用士“不唯秦人”成为不变的路线。用张仪。又不唯采张仪之策。当张仪与司马错对是否平蜀发生激烈辩论时，赢驷毅然委任司马错领军平蜀，展现了赢驷审时度势，高屋建瓴的王者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