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错

　　
人物生平

　　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巴国和蜀国互相攻打，都来向秦国告急求救。秦惠文王想出兵攻打蜀国，但顾虑道路险峻难行，并恐怕韩国可能会前来侵犯，所以犹豫不决。

　　司马错与张仪在秦惠文王面前争论不休，张仪主张应先攻打韩国，司马错力排张仪之议，认为攻打韩国将导致诸侯联合对抗秦国，攻打蜀国则既可得其人力、物力以充实军备，还可占据有利地势顺水而下攻打楚国。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的建议，决定出兵攻打蜀国。同年秋天，司马错与张仪、都尉墨等率军从石牛道出兵攻打蜀国，与蜀国军队在葭萌（今四川广元）交战，蜀王兵败逃到武阴（今四川彭山东）。同年十月，秦军灭亡蜀国，将蜀王贬号为蜀侯，而任命陈庄出任蜀国相国。秦国吞并蜀国以后，更加富庶和强盛而轻视周围各国。

　　秦惠文王十四年（公元前311年），蜀相陈庄杀死蜀侯，归降秦国。秦武王元年（公元前310年），因陈庄背叛秦国，司马错受命协助平定蜀地之乱，甘茂诛杀陈庄。

　　秦昭襄王六年（公元前301年），蜀地郡守、蜀侯公子煇（秦国公子，名煇，受封蜀侯，蜀地地方长官）在蜀地作乱，反叛秦国，司马错奉命讨伐叛军。司马错诛杀公子煇以及郎中令等二十七人，蜀地之乱平定。

　　秦昭襄王十二年（公元前295年），司马错当时担任国尉，率领军队攻打魏国的襄城。

　　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将领白起接替司马错担任国尉。

　　秦昭襄王十六年（公元前291年），司马错担任左更，受命率军攻打魏国，夺取魏国的轵地（今河南济原南）；攻打韩国，夺取韩国的邓地（今河南邓州，一说今湖北襄阳）。

　　秦昭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9年），司马错担任客卿，与大良造白起率军攻打魏国的垣城和河雍二城，秦军拆断桥梁夺取二城。之后，秦军抵达轵地，夺取魏国大小城池六十一座。

　　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86年），司马错率军攻打魏国的河内，秦军打败魏军，魏国献出安邑给秦国以求和，秦国将城内百姓驱赶回魏国。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奉命调动陇西军队，从蜀地进攻楚国的黔中郡（今湖南西部、贵州东北部），秦军击败楚军，夺取黔中郡，迫使楚国割让出汉水以北和上庸（今湖北西北部）之地给秦国。

　　
司马错和司马懿

　　司马错是战国时期秦国的著名将领，隶属纵横派，秦惠王的时候，巴、蜀两国互相作战，秦惠王觉得是个好时机，想出兵蜀国，扩张自己的势力，但是自古巴蜀之地就险恶，易攻难守，秦惠王当心对手下战士将会是个挑战，还有个顾虑就是韩国可能会前来进攻。

　　秦惠王犹豫不决的时候，司马错主张打蜀国，大韩国会招来各诸侯国联合对抗秦国，到时候不仅韩国没打下来，自己也会给赔进去。而打蜀国，首先蜀国内部已经动乱，再加上蜀国地势偏远，和各诸侯国联系不大，没惹愿意去管这块土地，而司马错正是抓住了这一点。

　　他认为拿下蜀国，非但不会受到误会，甚至能在获得蜀国土地和财富后名利双收，而正真的目的直指当时综合国力最强的楚国，相信这也是秦王会采纳司马错建议的关键一点。当时的楚国和周天子就像两座大山押在各诸侯国上。秦国吞并蜀国后，取得了丰盛的收获，而他的目标正瞄向当时还自以为高枕无忧的楚国……

　　司马懿是三国时期魏国的杰出政治家，西晋王朝的建立和他密切相关，除了军事方面，司马懿在选拔人才上为魏国带去了新鲜血液；在经济方面，司马义推广屯田，让全国百姓有了充足的粮食供给，尤其是军屯事业对魏国局势有很大的影响，当时曹魏军军屯推行的算是比较多的，曹魏和吴蜀两大军屯的开创，都和司马懿有关。

　　司马错和司马懿二人都生在乱世，战乱对二人的影响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二人都走上了谋士这条道路，辅佐一代一代君王，都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

　　
《司马错论伐蜀》

　　《司马错论伐蜀》选自《战国策·秦策》。前316年，秦王想利用巴蜀发生战乱之机，兴兵伐蜀，不料韩师侵犯秦境。他面对这种局势，举棋不定。文章就记述一场关于“伐蜀”与“伐韩”的争论。经过这场争论，秦国解决了用什么战略统一天下的大问题。这场辩论，颇有特色，处处紧扣双方争论的主旨，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写得使人一目了然。

　　这篇文章描述的是一次在秦国内部围绕战略问题而发生的宫廷论争。论争的一方是名臣张仪，一方是悍将司马错。论争的焦点则在于确定泰国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以达到从中获利、富国强兵的目的。二人各执一端：一方极言攻韩，一方力主伐蜀，如从立论的标准看，他们的出发点还是一致的。那就是，“名”、“实”二字，既要为秦谋得实利，又要不致于陷于污名之中。《孙子兵法》有所谓“多算胜，少算不胜”，司马错能在论争中占上风，原因就在于他眼光更远，思虑更深。他不仅抓住了名利的根本，而且还进一步考虑到事情的轻重难易。他看出伐韩劫周既遭恶名又无利可图，而伐蜀则是避难就易，可以“名实两附”。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韩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司马错的攻战策略最终在实战中得到验证，由此也显示了他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冷静沉着和思虑的深邃周密。

　　这篇文章几乎全由人物的论辨语言构成。随着语言的展开，各自的观点也升始激烈的交锋。这里，没有画蛇添足的行动描写，也没有拖泥带水的细节构绘。文字处理得干净、洗炼。二人的论辩语言也始终平实、直朴，并不在耸人听闻的夸饰之词与纵横排算的激昂之气上争胜负，而只在实质性内容上论英雄。这种艺术表现方法，同样很好地表现了张仪的迂阔和急干求成，也很好地塑造了司马错这一“战国中求实落经济”（林云铭《古文析义》）第一人的政治家形象。

　　结构的精巧、绵密、完整亦是文章的一大特色。文章始以“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一句交待了事件的起因，并营构出一个严肃的宫廷辩论的气氛。继之双方互陈观点。最后以定蜀的结果对双方看法的高下作了最后的裁定。事件发展的客观顺序始终是文章的线索，在叙述中，作者并未显露主观的褒贬、抑扬等态度，来打破这种结构的完整性，但作者的倾向性又尽包融于这—结构之中 司马错的多谋善断、料事如神为后世描写能臣贤相开了先河。就这点看，金圣叹以为司马错是诸葛亮形象的“粉本”，是很有道理的。

　　
人物评价

　　刘禹锡《登司马错古城》：“将军将秦师，西南奠遐服。故垒清江上，苍烟晦乔木。登临直萧辰，周览壮前躅。堑平陈叶满，墉高秋蔓绿。废井抽寒菜，毁台生鲁谷。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遗镞。楚塞郁重叠，蛮溪纷诘曲。留此数仞基，几人伤远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