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

　　

　　吕留良生于崇祯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即公元1629年2月13日），卒于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即公元1683年10月3日），享年五十五岁。出身封建仕宦家庭，祖上在明朝世代为官。其父吕元学曾任繁昌知县，主要功绩是将繁昌县的三台山修筑完成，后因病辞官，回归故里，为人乐善好施。吕元学正妻郭氏，为元学育子3人：大良、茂良、愿良。天启元年（1621）之后，吕元学娶侧室杨氏，生第四子瞿良。崇祯元年（1628）九月，吕元学病逝。4个月之后，即崇祯二年（1629）正月二十一日，侧室杨氏在崇德县登仙坊祖居生下遗腹子吕留良。由于其父早逝，杨氏体弱多病，留良由三兄愿良夫妇扶养。三岁，嫂亡，过继堂伯父鸿胪寺丞元启为子。

　　留良幼时即“颖悟绝人，读书三遍辄不忘”，八岁能文，十岁时，三兄愿良建澄社于崇德，东南士子千余人，往来聚会，征选诗文，评议朝政，留良深受影响。崇祯十四年（1641），孙子度建征书社于崇福禅院。时留良十三岁，以诗文入社，大得子度赞赏，并被视为畏友。吕留良博学多艺，有二十四绝技，“凡天文、谶纬、乐律、兵法、星卜、算术、灵兰、青乌、丹经、梵志之书，无不洞晓。工书法，逼颜尚书、米海岳，晚更结密变化。少时能弯五石弧，射辄命中。余至握槊投壶、弹琴拨阮、摹印斫砚，技艺之事皆精绝。然别有神会，人卒不见其功苦习学也。”[2]

　　明亡后，三兄吕愿良随史可法镇守扬州，吕留良与侄儿吕宣忠（长留良四岁）于顺治二年（1645），散家财召募义勇，与入浙清军抗衡。

　　宣忠曾署总兵都督佥事。当时，在其友人董时雨的操持之下，四处连络，苦心经营。监国鲁王加封宣忠为扶义将军，给与敕印，令其还至太湖，率部抗清。后大战清兵于澜溪（太湖下游，乌镇附近），兵败。宣忠遣散所部，入山为僧，后因探父病回家被捕遇害。就义之日留良曾为其送行。国仇家恨，使留良痛心疾首，乃至“幼素有咯血疾，方亮工（吕宣忠）之亡，一呕数升，几绝。”后来他把这一时期的诗作结集称为《万感集》。由于在抗清战斗左股中箭，留下终身创伤。《厉耦耕诗》记载有“箭瘢入骨阴辄痛，舌血溅衣洗更新”的诗句。其弟子严鸿逵注谓：“子自言左股曾中箭，遇天雨辄痛。”吕留良兵败后隐居行医，他虽于清顺治十年（1653）改名光轮，应试得诸生，但一直与坚持抗清的张煌言等保持联系。后来雍正因此在《大义觉迷录》中指责他“于顺治年间应试，得为诸生，嗣经岁科屡试，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盗窃虚名，夸荣乡里……按其岁月，吕留良身为本朝诸生十余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虑，忽号为明之遗民。千古悖逆反复之人……”对于这段应考经历，吕留良在其后的诗文中多次表示了深深的反悔与自责，他一直以“失脚”来比喻这次出试：“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

　　顺治八年（1651）冬，其兄吕愿良在贫病饥寒中死去。由于儿子宣忠已死，吕留良为其操办后事。顺治十一年（1655），陆文霦约请吕留良一起评选八股文时，吕留良欣然应允。于是，他们两人在吴门集市租了一间房子，从事评点工作。因为他们评选的是从清朝入主中原后顺治三年（1646）开始八股取士到顺治十一年（1654）共五科的文章，故名《五科程墨》。留良借评选时文以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其民族气节对士人学子影响极大。

　　顺治十六年以后，吕留良结识浙东余姚著名学者黄宗羲、黄宗炎兄弟和宁波隐士高斗魁。吕留良嗜砚成癖，曾自言：“予幼嗜砚石，所蓄不下二三十枚。”吕留良的长子葆中称父亲吕留良“摹印斫砚，技艺之事皆精绝”。黄宗羲从其所好，赠予吕留良一方八角砚。吕葆中即于此时从黄宗羲问学。两年后，二兄茂良以留良外务过多，荒废学业，强留于崇德西门内祖居友芳园之梅花阁，教子侄辈读书。康熙二年（1663），黄宗羲应聘至梅花阁执教。留良与宗羲、宗炎、吴之振、吴自牧、高旦中等，相聚于园内水生草堂，诗文唱和。又与之振、自牧共选编《宋诗钞》九十四卷。留良为所选八十余位宋代诗人撰写小传。

　　康熙五年（1665），浙江学使至嘉兴考核生员，留良拒不应试，被革除诸生。此举震惊社会，而留良怡然自得。从此归隐崇德城郊南阳村东庄（在今桐乡县留良乡），自开天盖楼刻局，继续选刻时文出售，并提囊行医，以自隐晦。其时诗朋文友大半散去，独与张履祥、何商隐、张佩葱，专攻程朱理学，创立南阳讲学堂，设馆授徒。身益隐而名益高。八年（1668）迎理学大儒张履祥至东庄讲学，“共力发明洛闽之学”。另一方面他又编辑刻印程朱遗书，“以嘉惠学者”。此时他继续从事时文评选工作。他开“天盖楼”刻局，自选自刻，自己经营发行，一时之间“天盖楼”选本风行全国。吕留良通过评选八股文，宣传他严“夷夏之防”和恢复“井田”、“封建”制的政治主张。这也就是《行略》中所说的“其议论无所发泄，一寄之于时文评语，大声疾呼，不顾世所讳忌。”此时吕留良曾频频出游，写了相当数量的记游诗。他约友人同游南北湖，即景赋诗，许多诗篇都富有强烈的反清意识。这三十多首纪游诗，成集时题为《真腊凝寒集》。另外吕留良还结交了黄虞稷、周在浚等一批新友，写了许多唱和诗，全都收在《零星稿》中。吕留良与黄宗羲由于立身旨趣的歧异，后则绝交。

　　吕留良晚年，正值清政府对文人进行软硬并施、加强专制统治的时期。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开博学鸿词科，企图笼络当时的一批名士。浙江当事首荐吕留良，留良固辞乃始得免，而与他同时代的汉人汤斌则欣然应试，由于缺乏竞争，后得中高官。康熙十九年（1680），清廷为了进一步拉拢和软化明遗民，征聘天下山林隐逸，嘉兴郡守复荐留良。吕留良在被逼无奈之下，只好削发为僧，取法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去吴兴埭溪之妙山，筑风雨庵，隐居讲学，门人弟子亦甚众。康熙二十一年秋，吕留良与门人子侄三游南北湖，按出游日程写了一组纪游诗，编成诗集名为《东将诗》。这时大清江山日益稳固，吕留良时刻惦记的抗清复明基本上已成泡影，这愈发增加了他的愤世嫉俗之感。

　　留良早衰，年四十余须发灰白齿落过半，且幼有咯血疾，遇有怫郁即发。康熙二十二年（1683），留良重游杭州，所写诗篇收入《欬气集》中。是年八月，因病与世长辞，终年五十五岁。临终前数日，仍勉力补辑《朱子近思录》及《知言集》，作《祈死诗》六篇，子侄弟子劝其休息，答道：“一息尚存，不敢不勉。”临终时勉励门人“细心努力为学”，告诫后人一定要恪守“孝友大义”。忽然又说：“我此时鼻息间气，有出无入矣。”门人呼“先生”，留良答曰：“人皆如此！”声音半涩而字义楚楚。随令众人退出，作揖“拱别者三四”。于是从容正容，展伸其足，叉手安寝而逝。留良逝后，“远近之士闻者莫不震悼失图，以为斯道之不幸”。八月十七日，何商隐来吊，泣道：“二十载交情毕矣。伤心！伤心！”陈执斋、陆稼书为文祭奠，黄宗炎作诗哭之，查慎行亦有《挽吕晚村徵君》诗。十一月二十九日，留良葬于识村祖茔（在今晚村乡识村东长板桥之西）。

　　夫人姓范，有子七人：公忠（葆中）、主忠、宝忠、诲忠、补忠、纳忠、止忠（毅中）。

　　

　　雍正年间，曾发生过一起令人闻之色变的大文字狱，即吕留良案。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诗人，其一生一身傲骨，视金钱和仕途如粪土，散尽家财结客，支援反清的义军，具有强烈的民族气节。康熙年间，吕留良曾经拒绝应试，被革除诸生（经考试录取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的生员），出家为僧，震惊了当时的朝野。吕留良激进的反清思想体现在他的著作、日记和书信当中，常有“谤议及于皇考”的言论。吕留良过世后，“反清复明”代表人物之一——曾静崇奉其民族节慨，并为其广播，被告发下狱。而吕留良在死后49年，即清雍正十年（1732年）被雍正钦定为“大逆”罪名，惨遭开棺戮尸枭首之刑，所有著作被付之一炬，其子孙、亲朋、弟子广受株连，无一幸免，制造了清代以来最大的文字冤狱。其中主要的参与者被处死，众多的亲朋好友被发遣到各地，吕氏孙辈则被发遣到宁古塔（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带）。

　　吕氏孙辈中有一位名叫吕懿简的，精于医道，行医期间曾医治过一位宁古塔的商人，这位商人为报答他，便与吕懿简的侄子吕念先一同花钱到京师户部为他捐了个监生，免其为奴。所谓监生,是国子监学生的简称。国子监是明清两代的最高学府,按照规定必须贡生（学行兼优的廪生才有资格升入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或荫生（即依靠父祖的官位而入监的官僚子弟,亦称荫监），才有资格入监读书,叫做坐监，坐监期满称为监生。然而,还有一部分人可以“纳粟入监”，这种监生，通称例监，亦称捐监。捐监最早开始于明景帝，清政府延续了这一制度。按理说，吕氏后人系叛逆重犯的子孙，本不属赦免之例。但由于清政府户部官员的疏忽，按轻罪人员处理，才得以免除奴籍。吕懿简的侄子吕敷先见其已经捐监，也想捐监，但是当地官员认定吕敷先属于谪戍之人，不准离境。后来吕敷先告到上一级官府，并说出吕懿简已经捐监，并有户部国子监执照。乾隆闻知大怒，处分了户部有关官员。随后，叔侄二人被拘提严审。清廷终以违例捐监之罪，将二人及其家属俱发往黑龙江，给予披甲之人为奴，交当地官员严加管束，并永远禁止考试纳捐。自此，吕氏后人不能改变身份，不准“出户为民”，世代被奴役，饱尝人间的屈辱。

　　从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光绪十二年（1886年），吕晋来为参加考试给齐齐哈尔副都统写的信件》可以看出，吕晋来五世祖吕念先因参与叔祖吕懿简捐监被发遣到黑龙江水师营当差，100多年后，吕氏后人吕晋来为求功名援引嘉庆朝律例因“有书词狂悖者家属俱免缘坐”请求参加考试，则被清政府以“凡吕氏发在宁古塔者永远免其捐考”的判决为由，认定吕氏系大逆之后。而且“吕晋来先人获罪之案系在案例以前似不能援引办理”，因此拒绝了吕晋来参加考试的请求，反映了统治者对危害其统治根基之人的仇视，虽已过百年之久，仍旧不能释怀。直到1909年清政府颁发了新律，解除蓄奴，至此，吕氏子孙才摆脱了为奴作婢的命运。

　　

　　由于程朱之学在清代的这种身份，就有了如何理解和评价吕留良的尊朱和评选时文的问题。《清吕晚村先生留良年谱》的作者包赉认为，吕留良的“尊朱和评选古文制艺文都有很深刻的含义”，这种含义则表现为，“他的尊朱并不是同陈白沙一流的静坐为尊朱，他的评选制艺也不像马二先生一样为制艺而评选制艺。陈白沙的尊朱是以朱子为目的，马二先生的评选制艺也是以制艺为目的；他的尊朱和评选制艺不过是一种巧妙的方法，便利的手段。但这些决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真正目的是在于‘恢复民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