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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

人物简介　　柳永（约984年—约1053年），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柳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福建崇安人，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也是两宋词坛上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柳永大力创作慢词，将敷陈其事的赋法移植于词，同时充分运用俚词俗语，以适俗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平淡无华的白描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柳永出身官宦世家，祖父柳崇，世居河东（今山西），曾为沙县县丞，在州郡颇有威信。父亲柳宜，出仕南唐，为监察御史；南唐灭亡后，柳宜供职北宋，任雷泽县令，不久，改为费县县令、濮州任城令。柳永即出生于其父任所（984年，费县；或987年，任城；史无明确记载）。

　　淳化元年（990年），柳宜入汴京上书，授全州通判，柳永随父赴任。淳化五年（994年），柳宜以赞善大夫调往扬州，柳永随往，习作《劝学文》。至道三年（997年），柳宜屡迁至国子博士，命其弟携画像前往故里崇安，以慰家母思念，柳永随叔归乡。

　　咸平元年（998年），柳永居家乡，游览名胜中峰寺，作诗《题中峰寺》。柳永读到《眉峰碧》，甚爱此词，将它题写在墙壁上，反复琢磨。咸平四年（1001年），柳永尝试为词，作《巫山一段云·六六真游洞》，歌颂家乡风景武夷山，有“飘飘凌云之意”。

　　流寓江淮

　　咸平五年（1002年），柳永计划进京参加礼部考试，由钱塘入杭州，因迷恋湖山美好、都市繁华，遂滞留杭州，沉醉于听歌买笑的浪漫生活之中。咸平六年（1003年），孙何知杭州，门禁甚严，柳永作《望海潮·东南形胜》，前往拜谒。此词一出，即广为传诵，柳永亦因此名噪一时。

　　景德元年（1004年）秋，孙何还京太常礼院，柳永做《玉蝴蝶·渐觉芳郊明媚》，追忆陪孙何游乐情事。

　　景德年间（1004—1007年），柳永离开杭州，沿汴河到苏州，作《双声子·晚天萧索》；不久入扬州，作《临江仙·鸣珂碎撼都门晓》，追忆旧游，度过了青年时期的一段放浪生活。

　　科举之路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柳永进入京师汴京（今开封）。时北宋承平日久，都城繁华极盛：元宵，皇帝与民同乐；清明，郊外踏青；端午，龙舟竞渡；汴京风情，纸迷金醉。柳永凌云辞赋，将帝都的“承平气象，形容曲尽”。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春闱在即，柳永踌躇满志，自信“定然魁甲登高第”。及试，真宗有诏，“属辞浮糜”皆受到严厉谴责，柳永初试落第。愤慨之下作《鹤冲天·黄金榜上》，发泄对科举的牢骚和不满，但对中举出仕并未完全绝望。不久之后，柳永作词《如鱼水·帝里疏散》，对此次应试的不利，柳永已不再介怀，对试举仍抱希望。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柳永第二次参加礼部考试，再度落第。同时，与相好歌女虫娘关系出现裂痕，柳永作词《征部乐·雅欢幽会》，抒发失意兼失恋的苦闷情绪。

　　天禧二年（1018年），长兄柳三复进士及第，柳永第三次落榜。

　　浪迹天涯

　　天圣二年（1024年），柳永第四次落第，愤而离开京师，与情人（或为虫娘）离别，作著名的《雨霖铃·寒蝉凄切》，由水路南下，填词为生，词名日隆。[26-27] 因漂泊日久，身心疲惫，柳永作《轮台子·一枕清宵好梦》，追忆“却返瑶京，重买千金笑”，感叹“芳年壮岁，离多欢少”。

　　天圣七年（1029年），柳永返回京师，汴京繁华依旧，但故交零落，物是人非，触目伤怀，柳永又离开京都，前往西北。

　　明道年间（1032—1033年），柳永漫游渭南，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不久，至成都，时田况知益州，锦里风流、蚕市繁华，柳永作词以赠。出成都后，柳永又沿长江向东，过湖南、抵鄂州。

　　释褐为官

　　景祐元年（1034年），仁宗亲政，特开恩科，对历届科场沉沦之士的录取放宽尺度，柳永闻讯，即由鄂州赶赴京师。是年春闱，柳永与其兄柳三接同登进士榜，授睦州团练推官，暮年及第，柳永喜悦不已。

　　二月，柳永由汴京至睦州，途经苏州，时范仲淹知苏州，柳永遂前往拜谒，并作词进献。九月，睦州知州吕蔚爱慕柳永才华，向朝廷举荐，因“未有善状”受阻。

　　景祐元年（1037年），柳永调任余杭县令，抚民清净，深得百姓爱戴。宝元二年（1039年），柳永任浙江定海晓峰盐监，作《煮海歌》，对盐工的艰苦劳作予以深刻描述。柳永为政有声，被称为“名宦”。

　　转官辞世

　　庆历三年（1043年），调任泗州判官。时柳永已为地方官三任九年，且皆有政绩，按宋制理应磨勘改官，竟未成行，柳永“久困选调”，遂有“游宦成羁旅”之叹。秋，柳永进献新词《醉蓬莱·渐亭皋叶下》，因有“太液波翻”等语，不合圣意，改官投诉无果而终。八月，范仲淹拜参知政事，颁行庆历新政，重订官员磨勘之法。柳永申雪投诉，改为著作佐郎，授西京灵台山令。

　　庆历六年（1046年），转官著作郎。次年，柳永再度游苏州，作词赠苏州知州滕宗谅。

　　皇祐元年（1049年），转官太常博士。次年，改任屯田员外郎，遂以此致仕，定居润州。

　　皇祐五年（1053年），柳永与世长辞。

柳永的词

　　柳永是第一个专心致力于歌词创作的人，他以“一生精力在是”，其毁誉枯皆与词息息相关，他用词发挥自己的才能与天赋，用词抒写自己的情感与遭际，也用词记录见闻感受甚至作为交游谋生的手段。因此，比之唐五代与北宋初期的词，柳词在内容上便有了很大的开拓。他的词，不再是仅仅用以佐酒助兴，也不再囿于狭小的生活圈子，而是面向更广阔的天地，都市风光、湖山胜景、羁旅行役、咏物怀古、祝颂投赠、游宴赠妓、相思相别、悼亡游仙在柳词中无所不有。柳词现存二百一十二首，描绘都市繁华、节日盛况及祝颂投赠之词约三十首，羁旅行役之词约七下首，男女情事及憎妓之词八十多首，游冶饮宴及其他内容的约三十首。

　　柳永生活和创作时段主要在北宋真宗和仁宗两朝，正值“盛明”之世。柳永以他的耳目感受尽情描绘了当日物阜民康=朝野多欢的升平气象。如写帝都的半丽祥瑞：“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太平时、朝野多欢。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透碧宵》）；写都市繁华富庶：“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望海潮》）；写人们游冶行乐：“是处楼台，朱门院落，弦管新声沸腾。恣游人，无限驰骤，娇马车如水。竞寻芳选胜”（《长寿乐》）；写佳节的热闹场面：“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迎新春》）这些描写，虽不免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嫌，却也比较写实地描绘了一幅社会字定、经济繁荣、朝野同炊的都市生活风俗画卷。北宋黄裳曾感之曰：“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所感。”李之仪称柳词“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比柳永略后的朝中重臣范镇亦曾叹曰：“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馀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这些评论，皆指出柳永以词记实、以词颂美的特点。其立足点，正是儒家礼乐文明与政相通的思想，即所谓“治世之音安发乐，其政和”。柳词描写盛世气象的客观性使其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映现实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黄裳以柳词比之杜诗，不无一定道理。

　　前人谓柳词“尤工于羁旅行役”。如前所述，柳永曾于一段时期东西漫游，入仕后又常任一些流转各地的小官，故词多抒写羁旅的穷愁与行役的劳顿。这些词，因是写词人的亲身经历切身体验，故感情真挚而饱满。又因与所行之地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相融合，故觉境界开阔，物态丰妍，气象万千。而尤具特色的是，柳永常借暮秋晚的萧瑟之景，抒写羁旅落拓的感伤之情，并借“悲秋”之宋玉，抒发贫士失职才人迟暮的悲概，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力与艺术感染力。《雪梅桥》、《曲玉管》、《玉蝴蝶》、《戚氏》等都属于这类作品。

　　闺情词为数最多，或赠妓，或代女子抒发闺怨，或写词人自己的离别相思。柳永在这些词中，第一，热情描写和赞美了那些色艺出众、品流详雅的风尘女子，如《柳腰轻》、《风栖梧》、《少年游》等。第二。抒写了男女之间真诚的爱恋，既有女子的刻骨相思，亦有男子的真心痴情，从中表达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也表达了词人的爱情理想。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凤栖梧》）；“美人才子，合是相知”（《玉蝴蝶》）。第三，着力刻画下层妇女的境遇，尤对她们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如《斗百花》、《秋蕊香引》二首悼女子青春早逝。“一生赢得是凄凉”，则是女子命运的一个总概括，表现了柳永对妇女的理解、尊重与同情，不乏平等思想与人道主义。这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进步思想意识对他的影响。当然，闺情词中也杂有平庸的色情描写，这毋庸讳言的。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柳永在许多羁旅闺情游冶词中，经常表现出对功名利禄的鄙弃。对此，论者历来抑场不一。我们认为，说柳永一贯蔑视权贵追求利禄、追求享乐，都未为切当。柳永对功名的态度，实际经历了热衷向往——调侃放浪——竭力进取——感伤厌倦四个阶段。他青少年时期热衷功名，向往通过科举仕进以实现自己的用世之心、兼济之志，走的是古代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任何价值的理想道路，这无可厚非。但他浪漫疏狂的性格和善为词的天赋，却使他没有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在遭受挫折后，他功名表示蔑视，他不过是落第举子一时的愤激解嘲之语。“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如鱼水》）。他一方面以调侃放浪的态度处之，一方面又期待时来运转一酬壮志。释褐后的柳永，竭力进取，不无政绩，虽也曾干谒权贵、歌功颂德，但风气处境使然，不可求全责备。只在饱经仕途的坎坷、身体多病与游宦生活的艰辛之后，柳永对功名利禄的怀疑与束定才具有了真正的意味：“驱驱行役，苒苒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凤归云》）；“念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于身何益。一种劳心力。图利禄，殆非长策”（《尾犯》）：“红颜成白发，极品何为”（《看花回》）；“名缰利锁，虚费光阴”（《夏云峰》）??这种怀疑和否定是伴随着人生价值的思考而展开的。他开始认识到，在人短暂的一生中，功名利禄不过是一种“虚费光阴”、徒“劳心力”、“于身无益”的东西，现实生活才是实实在在须当把握的。由此，他追忆过去未名未禄时自由自在尽情尽意的生活。应该说，柳永此时对昔日享乐生活的怀恋，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的感官享受来追求，而是上升到一种人生意识的高度，具有一种与现实比照的“符号”意义。他对功名利禄的感伤厌倦情绪，体现了一种人生价值的追求的失落感，其中既有不被社会见容见用的政治价值失落，也有一个性不得舒展张扬的人生价值的失落，更有老大伤悲的生命本体价值的失落。由于这种失落感是在人生各种价值被毁灭之后所产生出来的，不乏悲剧色彩。它在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群众中最易引起同情和共鸣，这也是柳词为人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柳永对词的突出贡献是大量创作慢词，变旧声作新声，以“赋法”入词，铺叙展洐，或情景交融，或明白家常，具有雅俗相兼的审美特征。

　　（一）关于慢词

　　词由唐兴起而至北宋初期，歌者日多，制作益繁。然一般文人士大夫因不甚熟通音律，仍习于专工单调小令，以其尚含蓄，又与诗之作法相近之故。自唐中叶渐有慢词以来，仅流行于教坊或巷间。柳永既出入坊曲，与乐歌妓频繁交往，尤精于音律，善为歌辞，便肆其笔力，大量制作长调慢词，又“变旧声作新声”，遂使慢词长调，“始大行于士大夫间”，以致后来的大词家无有不受其笼罩者。据龙榆生先生散统计，“今所传《乐章集》及《续添曲子》，凡用十七宫调，一百五十三曲。或同一曲名，而别入数宫调，而大部为长调慢词。其为依新腔而制之作品，必居多数。”可知柳永对词体之开拓与演进实有大功。

　　（二）关于“赋”法

　　柳永既大量制作长调慢词，在写法上，自然不同于以往含蓄凝练的小令。他除了在“慢词的或型过和中引入律诗的构成法”外，更为突出的采取了“以赋为词”的作法。近人蔡嵩云指出：“周（邦彦）词渊源，全从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家法。”夏敬观亦谓柳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交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可见探讨“赋法”是把握“屯田家法”之关键。

　　所谓“赋”，一是指诗歌的一种表现手法，既“诗六义”中的“赋、比、兴”；一是指有别于诗、骚的一种文体，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赋作为表现手法，不假他物，“直书其事”，包含了“直说”与“叙事”两个要素；作为文体，则“铺采摛文，体物写志”，重在铺陈华采，通过描绘景物，抒写作者的情志，如两汉铺张扬厉的大赋与六朝写景抒情的小赋。柳词善用赋法，正是将以上两重意思引入词中。

　　1、善于吸收汉大赋铺采摛文之法。柳永在那些描写皇宫富丽、都市繁华以及投献帝王达官的词中，不仅套用了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等大赋中的辞藻，如“中天华阙”、“都门十二”、“玉阶彤庭”、“金茎承露”等，而且吸收了大赋铺张扬厉的文法，极尽铺排、夸张之能事，写尽雍容富丽之气象与繁华富庶之物态，所谓“铺叙展洐，备足无馀”、“承平气象，形容曲尽”。

　　2、善于吸收宋玉辞赋及六朝小品文赋写景抒情情景交融之作法。细读柳词，可以明显见宋玉《九辩》、《高唐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曹值《洛神赋》，潘岳《秋兴赋》，陆机《叹逝赋》，江淹《别赋》，谢惠连《雪赋》，以及王羲之《兰亭集序》等抒情的熏染。故在柳词，不但长于摹景，尤能情景交融，创造出婉曲层深之意境；其二，在章法结构上得其精神。如柳词中许多以晚秋悲景抒写羁旅悲情的结构模式，显然来自宋玉的《九辩》与潘岳的《秋兴赋》等；而触景生情、由东而悲的结构模式，当取法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等。

　　3、善于在语言上吸收辞赋骈偶与用典的特点。柳词多用四六骈偶句式与排经句式，两两相形，整饬工致，雅丽流美，极富表现力。如“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望海潮》）；“江枫渐老，汀蕙半凋，满目败红衰翠”（《卜算子》）。柳词中还大量引用了汉魏六朝辞赋、《世说新语》以及经史、诗文中的语典事典。郑文焯谓之“非深于文章，贯串百家，不能识别其流别”前引黄裳也说：“典雅文华，无所不有。”词之用事用典，柳词恐怕是始作俑者。

　　4、善于吸收“赋”的“直书其事”的表现手法。前人曾指出，“柳词总以平叙见长”，“其铺叙委婉，言近意远，森秀幽淡之趣在骨”，“耆卿多平铺直叙”等等。这正说明，柳词之铺叙，具备了“赋”作为表现手法所包含的“直说”与“叙事”两个要素。具体说来，其一是在词的上片写景下片言情的格式中，融入了较多的叙事成分，这在柳永以前的词作中是少有的。柳词注意将设景造境与叙事抒情结合起来，特别是在表现羁旅离愁与思旧怀人的词作中，多将眼前之景、过去之事与当下之情打并一体，如此写景、叙事、抒情相融，现在、过去、现在（未来）交织，层层铺叙，自然委婉曲折。其二是柳永不的铺排叙事，多“平叙”、“直叙”、“只是直说”较少借助比兴，较少寄托。尤其是一些闺情词，往往舍去景物描写，以女子口吻，娓娓叙来，抒写人物内心情感，明白而家常，有直说、说尽、淋漓尽致、不留馀蕴的特点。《锦堂春》、《击梧桐》等说是这样的作品。这也正是赋作为表现手法的极好运用。

　　（三）关于雅俗

　　柳词风行一时广为传唱，词家对其评论最多的，是指出其“俗”的特点：?柳耆卿《乐章集》，世多爱赏该洽，序事闲暇，……惟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

　　（柳词）骩骳从俗，天下咏之。?柳之《乐章》，从多称之。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彼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了易悦故也。

　　康伯可、柳耆卿音律甚谐，句法亦多有好处，然未免有鄙俗气。?无论是“从俗”、“近俗”，还是“卑俗”、“鄙俗”，“俗”的确是柳词的一个显著特征。柳词之俗，突出地表现在其语言的通俗易懂，表意的大胆率直，以及浓厚的世俗情味。在作法上，主要吸收汉魏乐府及唐五代民间词的特点。清人宋翔凤《乐府馀论》说：“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可知柳永以俚俗语大胆率直的表意手法相结合，用以表现市井生活世俗情趣，甚至不避讳对色欲的直接描写。使柳词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市民阶层追求个性自由、追求享乐生活的精神需要，一方面也与中和雅正的审美原则相偏离，故招致“卑俗”、“鄙俗”、“为风月所使”之类的诟病。

　　但仅以“俗”字目柳词，则未免偏狭。恰恰是另立豪放词派、与柳分庭抗礼的苏轼，自出手眼，最先为柳词辩证，最先揭橥柳词具有“雅”的审美特征。他说：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志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

　　关于柳词之“不减唐人高处”，叶嘉莹先生认为正在于其所写兴象之高远阔大，声情之雄深矫健，足以传达一种强大的感发力量。只是其高远之兴象常与女之柔情结合在一起来抒写，因此往往使一般人忽略其记高远而只见其淫靡了。苏轼能从世人皆以为尘俗的柳词中发见其高华浑雅之境界，不独在推赏柳氏之一词一语，更在振聋发聩，张扬一种登高望远、举首高歌的逸怀浩气。同时，苏轼之论，对启发人们透过“俗事”、“俗情”以发见柳词之“雅”，亦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清人彭孙遹云：“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今人但从浅俚处求之，遂使金茎、兰畹之音，流入桂枝、黄莺之调，此学柳之过也。”宋翔凤云：“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尸而祝之。”近人郑文焯云：“屯田，北宋专家，其高浑处不减清真。长调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作挥绰之声。”夏敬观明确指出：“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可以说，亦俗亦雅，平处家常俚俗，高处清劲浑雅，这正是柳词所独具的审美特征。

　　柳永既放笔慢词，善用赋法，雅俗相兼，极富表现力，故对后世词曲之创作影响深远。这一方面表现在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吴文英等词坛大家有着不同程度之影响；另一方面，其俗词开金元散曲之先声，尤其是关汉卿等人的散曲创作与柳词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人物评价

　　黄裳：予观柳氏文章，喜其能道嘉佑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事之黼藻，其可废耶？

　　张端义：①自宣政间，周美成、柳耆卿辈出，自制乐章。②项平斋所训“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扣其所云，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

　　晁无咎：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真唐人语，不减唐人高处矣。

　　苏轼：人皆言柳耆卿俗，然如“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高处，不过如此。

　　胡寅：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柳奢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

　　陈振孙：其（柳永）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贴，承平气象，形容曲尽。

　　叶梦得：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陈师道：（柳永词）骫骳从俗，天下咏之。

　　王灼：（柳永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

　　俞文豹：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苏轼）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