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奕訢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33年1月11日），奕訢出生，与咸丰帝（奕詝）属异母弟。但奕訢生母孝全成皇后早死，是奕訢生母静贵妃受皇后托孤遗命抚育皇四子奕詝。奕訢与奕詝同在一母照拂之下，且年龄相仿，无异于亲兄弟。道光十七年（1837年），入上书房读书，奕从小受到极为严格而又特殊的封建教育。他天资聪颖，颇有才气，拜状元翁心存为师。逾年，翁心存以母老乞养，告假归里，奕訢乃师事贾桢。在名师教授下，他学习儒家经典10余年，对于儒家学说是颇为精通的。功课为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儒家经典，诗文，武功骑射。

　　道光帝立储时，曾在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訢之间犹豫不决。但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下定决心由皇四子继位，写下遗诏。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奕訢奉道光帝命，迎娶热河都统桂良之女为嫡福晋。这往往被认为是道光属意恭王之举，而实际上，这个指婚发生在道光下定决心写下遗诏之后，最多只能视为对恭王的补偿，况且恭王福晋并非桂良爱女，而仅为侧室所生的庶女之一。奕訢的文才武功均在奕詝之上，道光帝也最钟爱这个儿子。按清朝传统，皇位传给诸皇子中才德兼优者，奕訢有得皇位的可能。咸丰帝的老师杜受田深知奕詝的智识才具都“万不敌”奕訢，不能以条陈时政和骑马习武取胜，乃对奕詝面授机宜，以仁孝之心取悦于道光帝。一日，道光帝领诸皇子狩猎，奕詝故意一箭不发，“上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道光帝庙号）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道光末年，道光帝违和，缠绵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詝伏地流涕，痛切异常，“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咸丰帝得位有取巧之嫌，聪明的奕訢未必服气。由此，兄弟俩猜疑不和，心存芥蒂，只是碍于君臣之礼，彼此心照不宣，加上咸丰帝乳母（已尊为康慈皇太妃）去世，失去中间调节人，双方感情日益疏远。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道光帝下令在妃子园寝内为恭亲王之母静贵妃修墓，亲令静贵妃死后必须葬于妃园寝，不得更改，变相暗示恭亲王争储失败。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道光帝召十重臣公启锦匣，内有御笔两谕，一为“立皇四子奕詝为皇太子”，一为“封皇六子奕訢为亲王”。道光帝病逝，遗命奕詝即位。奕詝登基后，改元咸丰。

　　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咸丰帝授奕訢为十五善射大臣。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咸丰帝将指原庆郡王府给奕訢为府邸。此府原为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珅的府邸。八月十五日，咸丰帝驾幸奕訢海淀别墅 “朗润园”，为之题园名，山、水、亭、轩之名，并赐诗一首，极示关切之意。奕訢有答诗一首。是月，奉旨管理正蓝旗觉罗学事务。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奉旨管理中正殿、武英殿事务。九月九日，命奕訢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参与京城巡防事宜。十月初七日，奉旨在军机处行走，从此打破清代皇子不得干预政务的祖制。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初二日，长女生，嫡福晋瓜尔佳氏所出。是月，奉旨添派管理三库事务，并补授镶红旗蒙古都统。四月，奉旨补授宗人府右宗正。六月，奉旨调补镶黄旗汉军都统。九月，奉旨升授宗人府宗令。又授为阅兵大臣，调补为正黄旗满洲都统。

　　咸丰五年（1855年），奉旨总理行营事务。二月，奉旨赏穿黄马褂。七月初一日，其母孝静成皇后（即静太妃）病重，奕訢为之请求咸丰帝晋封皇太后，咸丰帝含糊答应，奕訢即传旨册封，咸丰帝不满。二十一日，即葬生母康慈太后之次日，奉旨罢免一切职务，回上书房读书，仍令内廷行走，管理中正殿等处事务。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奉旨补授镶红旗蒙古都统；又命管理镶红旗新旧营房事务。

　　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二十五日，单衔具折反对咸丰帝派耆英去天津参予议和；主张天津谈判不要一味示弱，联军如敢登岸，应令“兵勇合击 ”；建议密令粤绅罗惇衍激励乡兵攻广州，廉兆纶捣香港。五月初五日，奉旨与惠亲王、惇郡王及军机大臣等处理擅自回京的耆英。十三日，单衔具折，反对钦差大臣桂良和花沙纳与英法所议条约中关於开放长江口岸诸埠的条款；重申以战迫和之议。是月，奉旨管理雍和宫事务，又奉旨补授阅兵大臣。八月初四日，得长子，咸丰帝赐名载澄。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奉旨补授为内大臣（侍卫处次长官）。十二月，奉旨补授为管宴大臣。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奕訢临危受命，担任议和大臣。九月十五日，十六两日，奕訢分别与英使、法使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挽救了清王朝的命运。他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他笼络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初一，奕訢、文祥、桂良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分析了列强之国的特点，认为太平天国和捻军是心腹之患，英、俄是肢体之患，应以灭内患为先，然后对付俄国和英国。这媚外之策为后来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天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观察，他认为外国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国“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清政府把列强只当作“肢体之患”，认为“可以信义笼络”。折子还提出要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南北口岸管理大臣；添各口关税；要求将军督抚办理国外事件互相关照，避免歧误；要求广东、上海各派两名懂外语的人到京以备询问；将各国商情和报纸汇集总理处。十二月十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出现了军机处以外的另一中枢政府机构。自此，总理衙门取代理藩院，成为专门的外事机构，使清代的外交产生重大突破。衙门还领导了后来的洋务运动。

　　咸丰帝去世后，奕訢成为实力派人物。他协助慈禧太后政变，被授予议政王，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的上谕，同治元年开始，军机处里原来的顾命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全部免职，换成文祥等人，全面控制了中枢机关。他又身兼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从而控制皇族事务和宫廷事务大权。他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的职务主管王朝外交事务，自此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权势赫赫。

　　19世纪60~90年代，为了求强求富，增强镇压太平天国和抵御外侮的能力，奕訢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大搞洋务运动，以兴办军事工业为重点，也兴办民办工业，近代工业从此起步。为了洋务事业，兴办新式学校，派出留学生，促进了近代教育事业发展。奕訢奏请两宫皇太后重用曾国藩，与列强极力维持和局，借师助剿，终于镇压了太平天国，赢得了同治中兴，奕訢获得“贤王”美称。

　　奕訢媚外，亲近列强，是洋务派领袖。但他为清流派所鄙视，被呼为“鬼子六”。

　　奕訢支持曾国藩等办洋务，但他又主张削弱地方势力，引起湘淮势力的不满；奕訢办洋务，清廷中倭仁等顽固派不满；由于奕訢权力受限，不能满足列强的要求，列强对他也开始不满。

　　慈禧太后利用了奕訢，也给予了奕訢巨大权力。但随着奕訢地位高升和声名鹊起，恭亲王奕訢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于是慈禧太后利用一切机会对他进行打击，使奕訢一直浮浮沉沉。

　　几起几落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五，编修蔡寿祺弹劾奕訢，说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太后命令查办，七日就以其目无君上，免去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朝中大臣求情，慈禧太后才允许他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免去了议政王职务。这是奕訢遭受的第一次打击。同治八年（1869年），奕訢支持杀掉慈禧太后亲信安德海，为慈禧太后所恨。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三日，奉懿旨与户部尚书宝鋆办理同治帝大婚筹备事宜。九月十九日，奉懿旨加恩亲王世袭罔替。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十八日，奕訢等十重臣当面劝谏同治帝不要修治圆明园，，同治帝大怒，斥奕訢：“此位让尔，何如？”二十九日，再力谏同治帝，同治帝发朱谕革其亲王世袭罔替，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次日发布。八月初一日，两宫太后干预，赏还亲王世袭罔替。

　　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奉上谕署理宗人府宗令。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奉上谕暂署宗人府银库印钥。九月，奉旨派充玉牒馆总裁。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初，晤见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请出面调解中日琉球争端。九月，奉旨管理正白旗满洲新旧营房并城内官房事务。

　　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二十五日，对来访的英国的公使阿礼国说：“中国人非不知电报、铁路、轮船、开矿之利，然主权不能自操，与中国无益，虽有不若无也。”

　　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慈安太后去世，奕訢更为孤立。反复的浮沉磨平了奕訢往日的棱角，挫败了他的锐气，遇到大事他提不出应对的策略。中法战争中，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对于战与和拿不定主意，军队节节败退。

　　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借口奕訢“委靡因循”免去他的一切职务，奕訢集团全班人马（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被逐出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月，奉懿旨赏还亲王双俸。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奉懿旨，赏添头等、二等护卫各一员，三等护卫二员。

　　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在王府中庆祝六十寿辰，请京中著名戏班演戏。

　　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并总理海军，会办军务，内廷行走，但毫无作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奉懿旨，此次恭亲王承办庆辰典礼“妥慎周详”，赏给御书“锡福宣猷”匾额一方，御书长寿字一张等。

　　光绪二十四年（1898），奕訢一病不起，四月初十日病逝。终年66岁。谥“忠”，加恩进贤良祠，并入皇家太庙。其孙溥伟袭爵恭亲王。

　　

　　同治帝大婚、亲政后，第一个要做的大事，要为撤帘退休的母亲重修圆明园，以“感戴慈恩”。

　　恭亲王认为国家百废待举，库款支绌，不是皇家大修园林的时候，因此带领重臣激烈地反对修复圆明园，由此遭到同治皇帝的严谴。

　　但恭亲王也有口难言，他的苦衷是什么?

　　同治十一年，小皇帝载淳年满16周岁了，应是完婚的岁数了。而慈禧和慈安在选择后妃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她们各按自己的兴趣选择。

　　慈安看中了翰林院侍讲、蒙古族出身的状元崇绮之女阿鲁特氏。因崇绮是清代满蒙两族中考中汉文的唯一状元，他又工诗、善画，是典型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他的影响教育下，阿鲁特氏淑静端雅，容德俱茂，且诗文皆佳。慈安则爱其“端庄谨默，动必以礼”，欲立之为后。

　　而慈禧看好的是员外郎凤秀之女富察氏，慈禧爱其“姿性敏慧，容仪婉丽”，想立她为后。

　　她俩一个选其德，一个偏重貌;一个看重淑静，一看喜欢聪慧。

　　最后让同治帝自选。可能因为富察氏才是个14岁的未成年的小姑娘，阿鲁特氏年当19，年华正好，同治帝一下选中了阿鲁特氏。慈禧作为同治的生母却说了不算，儿子却倒至慈安一面，她又没有办法。一下子气倒，病了月余。

　　二月三日两宫发布懿旨。为同治选了一后三妃。阿鲁特氏为皇后，富察氏为慧妃，知府崇龄女赫舍哩氏为瑜嫔，前任副都统赛尚阿女阿鲁特氏为珣嫔。婚礼定在九月十五日。

　　恭亲王负责全部筹备。全家动手。嫡福晋为担任迎取重任，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学习骑马，教练是她的儿子载澂。

　　时光荏，转眼大婚日期到了。这一天，又是皇宫内最热闹的日子，皇帝一次娶了四位夫人，个个礼仪隆重而繁富。恭亲王作为正使亲迎皇后阿鲁特氏，恭亲王福晋率命妇8人和最隆重的仪仗，前往皇后府邸把皇后迎入坤宁宫，合卺成礼。

　　九月十九日，两宫太后发懿旨奖赏，加恭亲王“世袭罔替”号、晋升醇郡王奕为醇亲王。

　　转过年，同治帝是虚岁十八岁，定于正月二十六日为亲正大典。两宫太后发布懿旨，宣布归政于同治帝，并对亲政皇帝提出期望和要求。同治帝也发布了亲政上谕，表示对两宫太后的感激和表示不负慈恩的决心。

　　并崇上两宫皇太后为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

　　两宫归政后，对慈安并无影响，她更加感到了轻松自在，省得每日去那帘子后面听那些自己极不喜欢的奏疏之类。而慈禧却产生了很大失落感。

　　对同治帝来说，由大婚到亲政，其思想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婚姻上虽然一下子娶了四位夫人，一后三妃，但他自己选择的是阿鲁特氏，可自己的生母慈禧却讨厌阿鲁特氏，并且不准他去亲近皇后。据史书记载，同治大婚当晚，见皇后端庄而又知书达礼，便敬重而爱慕。

　　而慈禧却对他说：“慧妃贤慧，虽屈在妃位，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娴宫中礼节，宜时时学习，帝母得辄至中宫，致妨政务。”薜福成：《庸庵笔记》，第27页。

　　如果这个记载不虚，说明慈禧颠倒了黑白，别有用心。

　　但事实上，因慈禧的干预，同治帝不敢违背慈禧，就不敢去中宫亲近皇后。但他出于反抗心理，也不去亲近慧妃。为此，他经常独宿乾清宫，把一后三妃全置于不顾。同治的婚后生活极不如意，同时也造成后妃们的不幸。

　　同治帝自登为帝就一直在母后和议政王的卵翼下生存着，后来年龄渐长，但母后的权欲极重、能力也强。又有一个恭亲王，也是能力很强者。所以，使他不用去想什么和做什么，他也无从去想去做。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真正的摆设，他总在那个御座上坐着，无所想也无所为。

　　所以，即使他亲政了，也不知该去做什么。他毕竟也是个由许多名师天天教导的青年，他也天生聪明，和他母亲一样。

　　那么，同治的聪明脑袋，在他亲政之后该去想什么呢?在国家大事他已习惯不去想了该去想什么呢?

　　玩。

　　聪明好动的人都爱玩，同治就是聪明好动的青年人，一个青年皇帝。

　　皇帝的玩和一般人不一样，一玩就大。因为他是皇帝。

　　玩什么呢?

　　同治帝书《恭贺慈禧四旬万寿圣节诗》轴。他突然想起，被大火烧毁的那个圆明园极好玩。而且早在几年前母后就想修复这个大园子，因为大臣们的反对没有修成。如今自己做了可以一切说了算的皇帝，正好可以达到母亲想修而未能修的目的。自己也可以有个好的可玩之处了。

　　再过两年是母亲的40大寿，也正好修复圆明园，“感戴慈恩”，“欲尽孝恩”，把该园作为报答的重大礼物。

　　因归政后感到失落到的慈禧太后听说皇帝要修复圆明园，马上产生了兴趣，她便努力搜索记忆，亲自绘出圆明园的图样，并召见权威的宫苑艺术家雷思起帮助皇帝，重修该园。

　　听说同治帝要重修圆明园，内务府郎中贵宝、文锡等也十分高兴，目的是可以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于是，这些人找到一起商量如何动工、如何中饱。再怂恿同治皇帝，让皇帝身边的太监，给同治讲述当年圆明园的各种美丽情景。

　　听说同治帝要重修圆明园，管理帝国钱粮的户部却着了急。因为那时国库空虚，地方正催上面拨款开办工厂、学校等“新政”工业，哪还有闲款来修筑圆明园。

　　于是，户部侍郎桂清马上奏请，力陈不可。同治帝闻听，当即大怒，严厉斥责了桂清，并当即撤了他的职。

　　九月二十八日(11月17日)，发布谕旨，决心修园。因为这是同治帝亲政后的第一个由他自作主张发布的谕旨，故全文抄之如下：

　　朕念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十一年以来，朝夕劳惕，倍极勤劳，励精以综万几，虚怀以纳舆论，圣德聪明，先被四表，遂致海宇升平之盛世。自本年正月二十六日，朕亲理朝政以来，无日不以感戴慈恩为念。朕尝观养心殿书籍之中，有世宗宪皇帝御制圆明园四十景诗集一部，因念及圆明园本为列祖列宗临幸驻跸听政之地，自御极以来，未奉两宫皇太后在园居住，于心实有未安，日以复回旧制为念。但现当库款支继之时，若遽照旧修理，动用部储之款，诚恐不敷。朕再四思维，惟有将安佑宫供奉列圣圣客之所及两宫皇太后所居之殿，并朕驻跸听政之处，择要兴修，其余游观之所概不修复。即著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于收捐后，随时请奖，并著该王大臣等核实办理。庶可上娱两宫皇太后之圣心，下可尽朕之微忱也。特谕。《晚清宫廷实纪》第一辑，第206页。

　　说是“择要兴修”，其实动工范围很广。包括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三园的楼阁亭台。属于圆明园的有正大光明殿、九州清宴殿、慎德堂、安佑宫、藻园、上下天光、万方安和、武陵春色、杏花春馆、同乐园、舍卫城、双鹤斋、两峰秀色、紫碧山房、北远山村等。属于万春园的有天地一家春、蔚藻堂、清夏堂。属于长春园的有海岳开襟。还有园门、门楼、道路、码头等，共分六大工程李宗桐：《李鸿藻先生年谱》，上册，191页。。

　　谕旨下发后虽有御史沈淮上书反对，被同治帝召来严厉训斥后，即马上动工了。

　　十月初八，安佑宫、天地一家春、清夏堂、正大光明殿等处殿宇房间1420间的断壁残垣已全部清除。行动甚为迅速。

　　十月初九，恭亲王首先主动捐报2万两工程款。他的举动，格外引人注目。

　　据《李鸿藻先生年谱》里记载的工程设计师雷思起的档案材料，说明那些天慈禧太后也在忙着修圆明园一事。她对“天地一家春”“万春园”尤为关心，那是她咸丰年间居住的地方。她为之勾画了内部装饰图样，设计了万春园的楼房、院落、游廊、戏阁等图样，“盖所以备慈禧太后起居游息之所也。”

　　当修园工程开始，恭亲王又捐款2万两白银之后，御史游百川上疏谏阻。正在兴头上的同治闻奏又立即下旨革除了他的职务，在召见时斥责他：“汝亦有父母，岂有父母所欲，而故为违抗者?”因此，同治帝的重修三园，实“出西朝意，即实际上是西太后让他重修的。

　　有西太后在后面支持、指挥，同治帝的动作就更快。

　　同治十三年一月十九日，圆明园重修工程正式开始。从此，同治帝一直在催促工程进度，不断亲临现场观看。

　　圆明园铜版画，大水法正面。

　　三月十四日，醇亲子奕、御前大臣伯彦纳谟祜、奕劻、景寿联名上疏谏阻。同治帝丝毫不以为意;师傅李鸿藻当面劝谏，他也当做耳边风。又有一些人上疏谏阻，也不起作用。

　　好在这时却出现了李光昭的诈骗案。

　　工程需料太多，内务府通令湖广、闽浙、四川等省，各采大件木料3000件，迅即发来京师。这时，有个叫李广昭的，自称有多年所购上等木料，可报效朝廷。内务府官员与之结返通信，他说有价值十几万金的香楠、梓柏等木料现存放四川等地。

　　五月二十一日，四川总督吴棠向中央汇报，说，四川根本没有李光昭购买、存放木料之事，这里也没有什么上好木料。七月初七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又奏，李光昭以内务府名义向法国商人购买一船木材，声称价值30万两，实际仅上法商签价5　4万洋元，其余均为谎报，妄图私吞。又有人举报，李光昭还打着钦差办理园工的名义，到广东、香港做木料生意。

　　李光昭供园工需料而大行诈骗之术，影响太坏，同治帝谕令李鸿章在天津逮捕了他，于八月十八日斩首。

　　台谏御史们借此事件纷纷上奏，谏停园工。

　　同治帝不去理睬。

　　但他也看到想如期修好园子也很困难了。自然等修好园子时日太久，且遭群臣反对，不如再找别的法玩乐。

　　此时，恰有一个载澄引导他搞别的玩乐。

　　原来载澄是恭亲王奕訢的长子，咸丰八年八月初四日生，名字还是咸丰帝下旨给起的，比同治帝小两岁。这个载澄是极为顽劣的八旗子弟，他见皇帝闷闷不乐，便向之建议微服去内城游玩。同治帝一向同这个叔伯弟弟感情甚好，便同意与他微服出游，他二人往往身穿黑衣，跑出皇宫，去茶楼、酒肆、娼寮等处游乐。

　　对皇帝的荒唐，奕訢早有耳闻，但因事情与自己的儿子载澄有牵连，不便直言。只好鼓励别人上疏劝谏。先后对同治帝以隐诲之语暗相劝谏者有十数名大臣，同治帝都一概置之不理。

　　恭亲王见事情愈加严重，不仅园工不停，而且皇帝又置朝政不顾，跑出皇宫四处游玩，弄出大事来就不堪闻问了。于是，他只好直接出面，组织大臣联合劝谏。

　　七月十六日，奕訢、奕联合御前和军机十名重臣，共同上疏，全面进谏。一共谈了八件事：停园工、戒微行、远宦寺、绝小人、警宴朝、开言路、惩吏患、去玩好。折名为《敬陈先烈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该折由奕劻拟稿，由帝师李鸿藻润色。他们缮正折本后，极为郑重地呈进，希望同治能以国家为重，考虑重臣的意见，使他能迷途知返吴语亭：《越缦堂国事日记》，第3册，第1155页。。

　　但是，如此隆重的奏疏，三天内并无反应，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拆视。因为这期间，诸臣经常上折，所言多为园工事，同治帝看得厌了，后来根本不再拆阅。

　　三天后，奕訢只好与十大臣同时要求同治帝召见。同治帝只好接见了他们。

　　一见面同治便冷然问：何事请见!

　　惇王奏：臣等十人联名上奏，请皇上俯纳!

　　同治打开奏折，没看几行，便生气一摔：

　　我停工何如，尔等尚有何绕舌!

　　奕訢接着奏道：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事，容臣宣诵。

　　然后开读奏折，边读边讲。没读多少条，同治帝大怒断喝：

　　我这个位子让给你怎么样?《花随人圣庵摭忆》，第504页。

　　听到皇帝这般讲话，十重臣尽皆惊愕。

　　文祥伏地大恸，喘息不已，昏晕了过去。

　　恭王受此抢白，不再说话。醇王奕则边哭边谏。当说到同治出宫”微行“一节时，同治帝以为自己与载澄的行动诡秘，无人知道，便让醇王说出证据来。醇王只好一一指出时间和地点，同治帝听罢”大窘“，”怫然语塞“。过了半天才说，其他尚可以纳之，唯园工事尚要转奏皇太后定夺。

　　七月二十八日，同治帝单独召见了奕訢，追问”微行一事，闻自何人?“因为他与载澄出宫游玩一事，可能奕訢知道。

　　奕訢被逼无奈，只好说：“臣子载澄!”

　　同治帝至此再也无法抵赖，因为“微行”一事确系与载澄所为。但由此他迁怒恭亲王和载澄，决定重重惩罚他们父子。

　　二十九日，同治召见全班御前大臣和军机大臣，郑重宣布“恭亲王无人臣礼，当重处”;于是朱笔写了诏书：罢免恭亲王所任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降为不入八分辅园公，交宗人府严议。同谕免去恭王之子载澄的贝勒郡王衔，免其在御前大臣上行走。

　　后来的两天，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又与同治帝反复折冲。迫使同治帝于七月三日发下朱谕：“著加恩改万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澄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

　　同日，又颁发了尽革十位王大臣，罪名是“朋比谋为不轨”。显然是对十大臣联名上疏的报复。

　　八月初一日，两宫皇大后驾御弘德殿，见同治帝。她们对同治帝闹成这个样子很痛心，“垂泪于上”;同治帝则“长跪于下。”慈禧说：

　　“十年以来，无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著即撤销。”《花随人圣庵摭忆》，第504页。

　　同治帝自不敢违背，只好另发谕旨“著加恩赏还亲王世袭罔替，载澄贝勒郡王衔一并赏还。”《清穆宗实录》卷370，第2页。

　　至此，一场修园风波才算停止。这场风波起于慈禧和同治帝的享乐思想，而在恭亲王等众臣的反对下，只好停止，最后还是决定“修理三海”以代修理圆明园。

　　在这场风波中，恭亲王几受同治帝惩处，皇帝“微行”一事与其子相关，也使他有口难言。此事造成的影响很大，虽然在慈禧的干预下，同治帝还给了他们的父子的爵秩，而他们父子之咎又有谁来取舍呢?

　　

　　慈禧同他的小叔子恭亲王奕之间，关系暧昧。这当然是小说家的一种想象，一种虚构。考诸史实，他们之间纯粹是一种政治关系，一种利害关系。

　　回顾他们之间的关系史，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重用恭王奕。

　　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以慈禧对奕的态度为转移。

　　两宫太后在奕集团的紧密配合下，一举击败了肃顺集团，取得了政变的决定性胜利，掌握了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此后，当务之急，是稳定人心，控制大局。

　　控制大局的关键是尽快组成新的领导班子，以免造成权力真空。新的领导班子的组成，首先表现在对恭亲王奕的重用上。

　　恭亲王奕，配合之默契，堪称珠联璧合。

　　因之，对奕，在政变发作的第二天，即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一日，两宫皇太后以同治帝的名义连发两道谕旨，一是授予恭王议政王兼军机大臣，一是补授其宗人府宗令。十月初二日又连发两道谕旨，一是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一是著管理宗人府银库。

　　两天之内，连发四谕。奕明正言顺地处分载垣、端华和肃顺的特权。总管内务府大臣是管理宫廷事务的最高长官，因接近皇帝，掌握实权。

　　插叙一下。清朝宗室的爵位，据《清史稿》载，分为十二等：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第一等爵位是亲王，第二等爵位是郡王，第三等爵位是贝勒，第四等爵位是贝子。吴振域《养吉斋丛录》说，清朝宗室爵位划分为十四等。应以十二等为是。

　　不仅如此，两宫太后秉政之初，对恭亲王奕也是非常倚重的。《慈禧外纪》说：

　　慈禧秉政之初，一切政事尚未熟习。且京中党派分歧，尤难操纵，外交之事，又不易办。恐己不易压伏，遂引恭王以为己助。恭王当国久，经历多，故倚之如左右手。

　　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此，除授予上述的要职外，两宫皇太后又加给了奕许多恩典。

　　十月初八日，赏赐奕坚辞，改赐亲王双俸，为此特颁上谕，加以表彰：

　　我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再三申明，此系先帝恩旨，而该王辞谢倍力，声泪俱下。两宫皇太后未忍重拂其意，不得已姑从所请，将世袭亲王罔替之旨暂从缓议，俟朕亲政之年，再行办理。恭亲王奕著先赏食亲王双俸，以示优礼。

　　严肃的恭亲王奕。这里的“此系先帝恩旨”，显然不是事实。因为咸丰帝临死前对其弟奕是有猜忌心理的，不然不会将他排斥在顾命八大臣之外。但是现在这样说，就使政变显得更加合法化，不仅是两宫太后的意思，也是咸丰帝的本意了。

　　十月初十日，两宫太后懿旨，命大学士会同六部九卿，详议具奏奕的一个心病。

　　十月二十一日，大学士九卿会议，同上奕的尊重。

　　十二月初九日，两宫懿旨“恭亲王长女聪慧轶群”，晋封为固伦公主。“所有服色体制，均著照固伦公主之例”办理。清制中宫嫡女曰固伦公主，妃嫔所出称和硕公主。若中宫抚养宗室女遣嫁时，礼遇可比之和硕公主。因此，对非皇后的奕的信任。

　　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1862年1月30日)，两宫懿旨赏恭亲王奕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又恭亲王之子载澂赏戴三眼花翎。

　　这一切都说明了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对奕是十分重用的。《慈禧外纪》说：“以事实观之，既有两宫持政，可无须辅佐之人。慈禧深感恭王在热河助己，以其女为大公主，准用黄轿，故恭王颇有大权。”这话是不差的。

　　新的领导班子的组成，还表现在军机处的重组上。

　　军机处是清代的特殊政治机构，是直接禀承皇帝意旨承办一切重大政务的中枢。军机处实际上是皇帝内廷的办公厅或机要室，地位极其重要。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分设满、汉员。由各部尚书、侍郎、总督等奉旨应召入值，为兼差，其数无定额。由亲王或大学士为首领，称“揆首”、“领袖”。军机大臣称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初入军机处者，有的因资历较浅，加“学习”二字，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过一二年，再相机去掉“学习”二字。

　　政变成功，必然要组成为两宫太后服务的新的军机处。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一日(1861年11月3日)，两宫太后连发两道上谕。任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而在这次政变中功劳卓著的鸿胪寺少卿曹毓瑛，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原为军机大臣的户部左侍郎文祥，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恭亲王奕为首席军机大臣。

　　这样，以恭亲王奕为首组成了新的六人军机处。

　　这一切，都反映了两宫皇太后，尤其是慈禧对恭亲王奕没有料到，时间一久，慈禧对他渐生疑忌。

　　

　　光绪：“王忠诚匡弼，悉协机宜，诸臣当以王为法。”

　　杨约翰：“恭亲王与我之前所见过的东方王子及政治家不同，他十分生动。这是一个机敏的男人，直觉敏锐，意志坚定。”

　　何天爵：“恭亲王是精通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他总是将外交对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认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体的问题上。他既高傲又谦和，既粗鲁又文雅，坦率而有节制，有时办事迅速有时拖拉磨蹭，显得既有心计又脾气暴躁——所有这些特点都根据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变化随时转换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诀在于他能够事先判断出需要妥协的时机。他不断转换面具并不说明他是个优柔寡断之徒。隐藏在众多面具之后的恭亲王在认真琢磨着对手，判断对方的意图政策，再决定自己的对策。在最后时刻来临之前，他丝毫没有妥协投降的迹象，显得积极对付，毫不屈服。正当他的对手集中全力要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对手会发现恭亲王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脸微笑的谦卑的伙伴。 作为所谓的“防御外交政策”——中国迄今为止只有这一政策——的领导者，恭亲王显得出类拔萃。帝国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明白帝国可能的未来和帝国自身的弱点。帝国活着的人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富有经验，担当重任……实际上，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恭亲王是政府政策制订的主心骨，也是执行这些政策的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马士：“一般人认为如果恭亲王不死，可能会挽救国家很多的不幸。”

　　赵尔巽：“恭忠亲王继以起，绸缪宫府，定乱绥疆，罢不生心，用不辞劳，有纯臣之度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