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奠基人。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摄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带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周公七年归政成王，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制度的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周公旦，是周武王姬发之弟。周文王姬昌还在世时，周公作为儿子非常孝顺，忠厚仁爱，胜过其他兄弟。到姬发即位，旦经常佐助辅弼姬发，处理很多政务。周文王时，周人已经开始了与商王朝的周旋与斗争。当初，姬昌取得了商纣王帝辛的信任，殷王赐命姬昌弓矢、斧钺，可以有征伐之权。姬昌受命七年驾崩，姬发即位，仍然以太公望（姜尚）为国师，以周公旦为辅相。太公、周公是武王最为得力的助手。周公是武王的同胞弟弟，这一点与太公不同，因此，无论军国大事，还是其他的疑难小事，武王总是与周公商讨。

　　武王正式即位之年（公元前1050年）二月，武王在丰地秘密地与周公接触，武王日夜思虑灭商之事，悄悄地考虑怎样才能得到诸侯的配合与响应。武王担心推翻商朝的时机到来后会轻易丧失，就像到了秋天，庄稼已经成熟，如果不去收获，颗粒会自动落地。周公回答说：“决定的因素在于德。对周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敬尊天命，远近诸侯都不要冒犯，已经和好的诸侯不要再失去。要继续修明道德，不要安逸无为，否则会难以收拾”。

　　武王计划灭商，但也担心有些事情做不好。在即位第二年（公元前1049年）一月的一天，武王又把周公召到跟前，对周公说：“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敬听以勤天下。”说自己早晚都在戒备殷人，可不知道最好的办法。他向周公求谋，从而恭听以勤谨地为天下努力。于是，周公又劝诫武王顺德谋事。

　　公元前1049年举行的孟津（今河南洛阳孟津县）会盟与誓师中，也体现了周公敬德的思想。武王先祭祀天神，向东校阅军队，一直到达孟津。这次行动，是武王即位后第一次大规模出师。《史记·鲁周公世家》说此次行动由“周公辅行”他们制作了文王的神主，用车子载着，置于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表示是奉文王之命进行征伐，不敢自己专行。于是昭告各官，要求大家谨敬虔信，自己承袭先人的德业，还明定赏罚，以更好地完成任务。此次观兵显然带有演习的性质，这便于熟悉地形和路线，以利于以后大军渡河北伐，也可试探商朝的虚实和诸侯的反应。这次会盟，不期而至的有八百诸侯。这对于武王坚定灭商决心，继续修德待时，是一个更好的促动。

　　殷纣王并没有深刻认识到西方姬姓势力发展的严重性，他对外征东夷，对内拒谏饰非，醇酒妇人，酒池肉林，把国内政治搞得一片混乱。文王死后，武王即位，以周公为最主要的得力助手，在召公、毕公等帮助下，在孟津观兵，大会天下诸侯。这是一种进攻前的总演习，也是一种试探。观兵后的第二年十二月，武王在周公等人的帮助下，统率战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渡过盟津。约前1027年二月甲子凌晨，武王在商郊牧野集众誓师，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 。

　　纣王发兵抵挡，结果纣军掉转矛头，往回冲杀，纣军溃败。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第二天，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在武王左右，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纣王罪状，正式宣布殷朝灭亡，周朝取而代之，武王为天子。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周公的地位仅次于武王，周公把的大钺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灭掉殷商之后对如何处置殷商遗民和上层贵族的问题，武王把原来商朝直接统治的地方，分成三部分，邶由纣王之子武庚禄父掌管。卫由蔡叔度掌管，庸由管叔鲜掌管，史称“三监”（也有的说管叔、蔡叔、霍叔称为“三监”。但说霍叔为“三监”之一，《史记》《汉书》等都不载）。管叔的封地在管，蔡叔的封地在蔡。封周公之子伯禽于奄。封太公望于营丘。封召公奭于燕。

　　武王灭商二年后去世，成王幼小，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怕天下人听说武王死而背叛朝廷，就登位替成王代为处理政务，主持国家大权。管叔和他的诸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周公就告诉太公望、召公奭（shì，式）说：“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只是为了完成稳定周朝之大业，我才这样做。”西周初年周公辅佐天子周成王东征灭掉了伙同武庚叛乱的奄国，分封周公长子伯禽于奄国故土，沿用周公初封地“鲁”称号建立鲁国，国都为曲阜，疆域在泰山以南，今山东省南部。

　　当时，西周天下很不稳定，周公旦和召公奭二人遂决定分陕而治。“陕”即今三门峡一带，《水经注》说是老陕州城一带（陕陌），《括地志》则说指陕塬（今三门峡陕县张汴塬）。当年周、召二公商定，凿了一根高三米五的石柱栽于分界之处，称作“立柱为界”。周公、召公以“陕”为分界线，把周王朝的统治区分为东西两大行政区，周公管理陕之东，召公管理陕之西（陕西之名，即渊源于此）。这根石柱，当年就栽在分界之处，是中国最早的界石。

　　周召分陕之后，周公旦就可以把主要的精力用于防备殷商遗民的反叛，稳定东部新拓展的领地；而召公奭的责任就是进一步开发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经济后方，为周王朝进一步开拓疆土解除后顾之忧。

　　管叔、蔡叔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并联合东夷部族反叛周朝。周公乃奉成王之命，举兵东征，写了《大诰》。公元前1022年，周公顺利地讨平了三监的叛乱，诛斩管叔，杀掉武庚，流放蔡叔。收伏殷之遗民，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让他奉行殷之祭祀。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国家，把飞廉赶到海边杀掉。从此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平定淮夷及东部其他地区，二年时间全部完成。诸侯都宗顺周王朝。

　　武王克商只是打击了商王朝的核心部分，直到周公东征才扫清了它的外围势力。三年的东征灭国尽管有五十个左右，而占领地的巩固和扩大还是在分封同姓之后。东征以后，周人再也不是西方的“小邦周”，而成为东至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了。周公东征象疾风骤雨席卷了大河下游，搅动了原有民族部落的格局。徐国一部分逃到江南（今江西）；一部分东夷被赶到淮河流域；嬴姓西迁；楚国逃到丹水流域。这造成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东征的战斗是残酷而激烈的，战士们跟着周公东征，斧子砍出了缺口，纵使饱经战斗的苦楚，能够生还是很幸运的了。东征的战士思念家乡，一旦解甲归田，心中充满了种种遐想，《诗经·豳风·东山》，就是这种心理的生动写照。再也不是内外交困，战斗之前的那种“风雨所飘摇，予唯音噍噍”的局面了。

　　周公旦平叛以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正式建议周成王把国都迁到成周洛邑（今洛阳）。同时把在战争中俘获的大批商朝贵族即“殷顽民”迁居洛邑，派召公在洛邑驻兵八师，对他们加强监督。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之后的大问题，殷人灭夏、周人灭殷，都是拱卫国都的周边封国被灭导致的，如夏末的韦，顾，昆吾皆是异姓诸侯，“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而商末的黎，邘，崇等是商西部的拱卫者，周文王伐灭后，武王则可以长驱直入抵商都附近的牧野灭纣。武庚和奄国、淮夷的叛乱，表明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须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赖的成员到国都的周边拱卫王都，这和武王时期的分封已经有本质的所不同。

　　建都洛邑后，周公旦开始实行封邦建国的方针。他先后建置七十一个封国，把武王十五个兄弟和十六个功臣，封到封国去做诸侯，以作为捍卫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国内普遍推行井田制，将土地统一规划，巩固和加强了周王朝的经济基础。

　　周公旦封小弟康叔为卫君，令其驻守故商墟，以管理那里的商朝遗民。分给他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锖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多是些有某种手工艺专长的氏族。康叔封地不仅面积大，而且统有八师兵力，以防止殷民的再度反抗。姜太公原被封为齐侯，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周公让召公封给太公的土地是“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同时还具有专征专伐的特权，“五侯九伯，实得征之。”营丘附近还有许多小国，太公就封时东夷族莱人就和他争地。齐国先后灭掉这些小国，而成为东方大国。周的同姓召公奭被封到燕，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才就封，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它的设立可以切断殷商旧族和他的北方同姓孤竹国的联系，又可以和松花江、黑龙江、辽河一带的肃慎族靠近。肃慎原是周的远方属国。北京和辽南都发现不少商、周铜器。证实周初的燕确实统治北方广大领土。

　　三监之乱，微子没有参加。周公平叛之后命他代表殷人后代，奉祀殷的先公先王，立国于宋（今河南商丘），后来宋成为有名的大国。宋的西面有姒姓杞国（夏禹的后代，今河南杞县），西南有妫姓的陈（虞舜的后代，今河南淮阳），北面还有一些小国。宋处在诸国包围之中。

　　除去上述国家之外，周公还分封了大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荀子·儒效》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良说，“周公弟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可见周公分封的大大小小的国家，数不在少。

　　据何尊铭文载，周武王灭商后，由于镐京偏西，不能控制殷商旧族广泛分布的东方地区，就提出过在天下的

　　中心建都的设想，武王还曾为此夜不能寐，对周公叹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为巩固新政权，周武王曾考察过伊﹑洛二水一带的“有夏之居”，准备此建设新的都邑，但未能全面实行便驾崩离去。周公二次克殷后，对东方辽阔疆域的开拓，迫切要求统治重心的东移。周公秉承武王遗志，建洛邑，在东征平叛以后，这件事更具有紧迫性，召公先去相地卜宅“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洛邑位于伊水和洛水流经的伊洛盆地中心，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南望龙门山，北倚邙山，群山环抱，地势险要。伊、洛、瀍、涧四水汇流其间。据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顺大河而下，可达殷人故地。顺洛水，可达齐、鲁。南有汝、颍二水，可达徐夷、淮夷。伊、洛盆地确实是建都的好地方。

　　周公执政的第五年（前1020年），正式开始大规模营建成周洛邑。三月初五，召公先来到洛邑，经过占卜，把城址确定在涧水和洛水的交汇处，并进而规划城廓、宗庙、朝、市的具体位置，五月十一日规划成功。第二天，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视察了新邑规划，重新占卜，卜兆表明瀍水西和涧水东，洛水之滨营建新都大吉。对于周公营建洛邑的过程，在《尚书》中也有有简明扼要的描写：据《尚书·召诰》载：公元前1039年二月的一天，周成王派遣太保召公前往洛邑，勘察建都基地，名曰“相宅”。三月五日，召公到达洛邑，经“卜宅”得到吉兆后便正式奠基动工。同年三月十二日，周公来到洛邑。二十一日，在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后，他向殷商贵族和各诸侯国的首领发布了营建洛邑的命令。自此，揭开了大规模营建“大邑周”的序幕。

　　由周公主持营建的洛邑被称为“成周”或“新邑”等，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据《逸周书．作雒解》记述：“堀方千七百二丈，郛方七七里。以为天下之大凑”，“设丘兆于南郊，建大社于国中”。城内的主要建筑有太庙、宗庙（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等“五宫”。这些宫殿、宗庙的建筑结构均为“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税、设移、旅楹、画旅”等式样，城内还有“内阶、玄阶、堤唐、应门、库台、玄阃”等不同的通道。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因此地原有鄂邑，北有郏山，故又称“郏鄏”。新都为周王所居，又叫“王城”。新邑东郊，瀍水以东殷民住地叫“成周”。

　　据《尚书·洛诰》载：“当年十二月，洛邑初步落成。周王朝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大典。周公带领百官，使他们在旧都熟悉礼仪之后，再跟从王前往新邑。周成王在新邑开始用殷礼接见诸侯，在新都洛邑祭祀文王，这些礼节是非常隆重而有条不紊的。

　　成周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这里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种典章制度，谋划周王朝的长治久安。

　　据《尚书大传·康浩》称：“周公居摄三年，制礼作乐，周公将作礼乐，优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将大作，恐天下莫物品知也。将小作，恐不能扬父祖功业德泽，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

　　周公摄政期间，就在继承《万》舞的基础上，于六年制礼作乐时先主持制作了歌颂武王武功的武舞《象》和表现周公、召公分职而治的文舞《酌》，合称《大武》；七年洛邑告成，为了祭祀文王，周公又主持为传统的《象》舞配以新的诗歌，制作了表现文王武功的《象》舞。

　　“礼”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有别有和，是巩固周人内部团结的两方面。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宗法制，进一步讲是继承制的确立。由于没有严密的继承制，周公固然可以称“咸王”，管、蔡也可以因争王位而背叛王室。小邦周不能不考虑大邦殷的经验教训，何况周公对夏殷历史是了如指掌的。殷代从先妣特祭和兄终弟及的人数有限看，是分了嫡庶的，是子以母贵的。殷是传弟和传子的并存，曾导致了“九世之乱”。传弟终究还要传子，这本来是生物的规律。传子和传弟有传长、传幼和传贤的矛盾。传弟更有个传弟之子和传兄之子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往往导致王室纷争，王室纷争又会导致王权衰落，国祚不久。殷代从康丁以后，历经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明显地废除了传弟制而确立了传子制。由宗法制必然推演出维护父尊子卑，兄尊弟卑，天子尊，诸侯卑的等级森严的礼法。这种礼法是隶属关系的外在化。反过来，它又起到巩固宗法制的作用，其目的是维护父权制，维护周天子的统治，谁要是违反了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等的具体规定，便视为非礼、僭越。周天子能授民授疆土，则必以土地国有为前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在周公文治武功盛极一时的时代，并非虚构。由此引申出来的“田里不鬻”；土地不许买卖，恐怕也出自周公。周公能授给姜太公以专征专伐的特权，那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恐怕是周公时代或更早确立而为周公所法定下来的。为了加强中央王朝对地方的统治，册封、巡狩、朝觐、贡纳等制度，也很可能是周公在总结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下来的。

　　周公旦摄政六年，当成王已经长大，他决定还政于成王。在还政前，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然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周公旦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周公制礼作乐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尚书·召诰》、《尚书·洛诰》中周公和成王的对话，大概是在举行周公退位、成王视事的仪式上，史官记下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时候，毅然让出了王位，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

　　但是，周公并没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对他挽留，而他也不断向成王提出告诫，最有名的是《尚书·无逸》。《无逸》开头就讲，知道种地务农的辛劳，才懂得“小人”。父母辛勤务农，而他们的子弟不知道种地的艰辛，就会贪图安逸乃至妄诞，甚至侮辱他的父母说：“老年人，什么也不懂。”这种不孝的话在当时是决不许讲的。《康诰》中还提到，对不孝不友的人要处以刑罚。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要知道下边的隐情疾苦，否则就会做出荒诞的事情来。周公接着举了殷代名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商汤之孙祖甲，不是庄严威惧，勤自约束，“不敢荒宁”，就是久为小人，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鳏寡，他们享国都能长久。尔后的殷王，生下来就安逸，不知道务农的辛劳，只是贪图享乐，因而他们享国也都不长久。周公接下去又举有周的太王、王季的谦抑谨畏，特别提到文王穿不好的衣服，自奉节俭，参加农业劳动，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从早到过午有时连饭都来不及吃，为的是团结万民。他不敢盘桓逸乐游猎，不索取分外的东西，因而享国也比较长久。周公告诫后代，不许放纵“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不能宽容自己说：姑且享乐一下，不能象商纣那样迷乱于酒。如果不听，就会变乱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诅咒。有人告诉说：“小人恨你、骂你。”要说自己有错误，深自省察，不许含怒，不许乱杀无辜，乱罚无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个人身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周公致政三年之后，在丰地养老，不久得了重病，病终前，周公叮嘱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成周，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周公死，成王欲葬之于成周，天乃雷雨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国人大恐，之后周公被葬于文王墓地毕，成王说：“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为臣”。

　　汉初大思想家贾谊评价周公曰：“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

　　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周公曾先后辅助周武王灭商、周成王治国。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平定三监之乱后，大行封建，营建成周（洛邑），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与发展周朝统治上起了关键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公在当时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之子武庚禄父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势力扩展至海。后营建洛邑。相传他制礼作乐，制定和完善宗法制、分封制等各种制度，使西周奴隶制获得进一步的巩固。

　　自春秋以来，周公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视为圣人。他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最崇敬的古圣之一，《论语》中记载孔子言论云：“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孟子首称周公为“古圣人”，将周公与孔子并论，足见尊崇之甚。荀子以周公为大儒，在《荀子·儒效》中赞颂了周公的德才。汉朝的刘歆、王莽将《周官》改名《周礼》，认为是周公所作，是其致西周于太平盛世之业绩，将周公的地位驾于孔子之上。直到唐开元时期，有着强烈权力欲的唐玄宗作为皇帝不能容忍周公在武王逝世、成王年幼时期主政以及西周末期周厉王出奔后的“周召共和”，于是下令取消周公文庙供奉的资格，改以孔子为主。唐朝的韩愈为辟佛老之说，大力宣扬儒家“道统”，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统序。

　　周公旦“制礼作乐”，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有秩序的社会，影响了后世几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