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

　　读《水浒》必须读《金圣叹评点<水浒>》，读完有新的体会，有新的感悟。金圣叹读批《水浒》是中国文学史最具特色的评点之一，由此而招致的赞誉、诋毁也可谓铺天盖地，对于其是非功过的争论丝毫不亚于高鹗续《红楼梦》。

　　金圣叹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他的评点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和人生观灼然可见。他斥责“犯上作乱”，释“水浒”之名为“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反对“以忠义予之”；然而他又同情民生疾苦，痛恨鱼肉良民的官吏和行同盗贼的官军，并意识到“一高俅”之下还有“百高廉”, “千殷直阁”及其狐群狗党,结成祸国殃民的社 会势力,108人“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乱自上作”，因而肯定了梁山英雄的反抗。他认为， “居其邦，不窃议其大夫之得失，恶伤治也”， “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然而又承认天下无道则庶人敢议，“庶人之议皆史也”。他宣扬“忠恕”、“孝悌”之类儒家道德规范；然而又揭露礼教对人性的摧残，赞美崔莺莺、张生的叛逆行为，讥讽冬烘秀才目《西厢记》为淫书，而推《西厢》为“天地妙文”。他接受佛教的虚无思想，视人生若梦幻，所谓“天地梦境”,“众生梦魂”；然而他又直面现实,并孜孜于述作，以为“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可以看出，金圣叹的思想中是充满着矛盾的。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精彩之处在于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他的诗文评比较平常,如强分律诗为二解, 套用八股文起承转合之法说诗，颇为人所诟病。 他评《水浒》、《西厢》二书时的艺术见解则独 出手眼，继李贽、叶昼之后将小说戏曲评点推进到新的高度。他自谓评书“直取其文心”，“略其形迹，伸其神理”，实即旨在探索创作规律，在这方面确实颇有创见。他把人物性格的塑造放 到首位，指出《水浒传》令人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而塑造性格成功的关键是捕捉住人物的独特的个性,“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性格，也要显示出同中之异。他的评点中还涉及描写一个人物的性格应表现出多面性、复杂性，又应表现出统一性、连贯性的问题，如他认为《水浒传》中先写鲁达以酒为命，后写鲁达涓滴不饮，“然而声情神理，无有非鲁达者”；写李逵朴至中又有奸猾，而“写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也涉及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问题，“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在众多的人物中应突出主要人物，如说“《西厢记》止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止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他所说的“澄怀格物”，实际上又关及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性格，要靠冷静细致的观察，要靠设身处地的体验，即所谓“动心”、“现身”。他也很重视情节和结构：认为情节要出人意外，用“奇恣笔法”，“龙跳虎卧”，但又要合乎情理，“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又强调结构的完整性，“一部书只是一篇文章”，作者必须“全局在胸”， 因此讲究“过接”、“关锁”、“脱卸”，要求 行文如“月度回廊”，有必然的次第。他所谓的 “灵眼觑见，灵手捉住”，相似于对创作灵感的强调；但他又重“法”，说“临文无法便成狗嗥”, 并总结出种种表现手法,如“那辗”等等。总之， 金圣叹已提出了较有系统的小说戏曲创作理论。总结起来就是：首先，他阐发了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创作不同于诗歌、散文写作的若干规律，他强调小说要“因文生事”，而又非任意杜撰，要遵循生活的逻辑；同时又提出了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批评的观点和方法。其次，提供了一种以评价作品人物性格分析和性格塑造为核心的文学批评。第三，他还总结出了诸如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绵针泥刺法、弄引法、獭尾法等全新的创作方法与批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