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

　　1874年，同治帝载淳病死，荣禄参与确定载湉继承帝位，为慈禧太后所倚重。

　　1879年，因忤慈禧太后，又被劾纳贿，降二级，去职10余年。1891年底，起任西安将军。1894年，允准入京拜贺慈禧太后60寿辰，适逢中日战事紧急，留京再授步军统领，会办军务。战后，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督练北洋新建陆军。1898年6月，百日维新期间，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得力人物。旋即内调中枢，授军机大臣，晋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节制北洋海陆各军，统近畿武卫五军。策划立端王载漪子溥俊为大阿哥（皇储），谋废黜光绪帝。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主张保护各国驻京使馆，镇压义和团。1902年1月，随慈禧太后返京后，转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

　　1836年4月6日出生。初由荫生以工部主事用。同治初，设神机营，担任翼长兼专操大臣，再迁左翼总兵，表现突出，为醇郡王奕譞与军机大臣文祥所赏识，改工部侍郎，调户部，兼总管内务府大臣。

　　1875年光绪元年兼署步军统领。

　　1878年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旋因得罪醇亲王奕譞与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而被迫在次年1月告病免职。

　　1891年出授西安将军。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被再次复起的恭亲王奕?荐为步军统领，会办军务，设巡防局督理五城团防。

　　1895年8月11日，授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授总理衙门大臣。荐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练新建陆军。

　　1896年6月4日，授协办大学士。6月，查办御史弹劾袁世凯案，以查无实据结，并疏称袁世凯为“……不可多得之员”。

　　1897年疏请设立武备特科，于各省设立武备学堂。表示反对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

　　1898年6月10日，授大学士。6月15日，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6月22日，授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刑部。9月20日回京参与戊戌政变，为戊戌政变提供武力支持。9月28日， 卸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授军机大臣，管理兵部并节制北洋各军。10月11日，授练兵钦差大臣，指明节制宋庆、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所部及北洋各军。12月7日，奏请合宋、董、聂、袁四军及新募亲军联为一气，构成武卫军雏形。

　　1899年6月27日，武卫军编练完成，此后又陆续编练武卫先锋军、先锋队若干。在对光绪帝废立问题上由犹豫转向反对。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京畿蔓延后，屡请镇压，并请保护各国使馆。8月17日，被西逃的慈禧太后诏命留京办事。10月6日诏赴西安行在。

　　1901年7月25日，改命管理户部。10月，支持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三折中提出的变法主张。

　　1902年2月2日，改文华殿大学士。嫁其女为醇亲王载沣之妻，后生宣统帝溥仪。

　　1903年4月11日去世，谥文忠，晋一等男爵。
 

　　随着“帝党”和“后党”矛盾的不断激化，一场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不可避免。先是荣禄定计要在太后和光绪在天津检阅新军时实行政变。光绪知道了这个消息，秘密通知维新派设法营救。维新派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袁世凯曾参加过维新人士的团体“强学会”，维新派对他抱有很大幻想，建议光绪加以笼络。光绪破格召见了他，并提升他为兵部侍郎，专司练兵事务。然后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又私下到他的寓所，说出了维新派的计划：在慈禧和光绪阅兵时，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袁世凯听了，慷慨激昂，一口承担，说：“杀荣禄象杀一条狗尔!”谭嗣同有意试探地说：“你要不干也行，向西太后那边告发了，也有荣华富贵。”他立刻瞪了眼：“瞧你把我袁世凯看成了什么人!”可是他送走了谭嗣同，当天就奔回了天津，向他的上司荣禄作了全盘报告。荣禄得讯，连忙乘火车赶到北京，告诉了慈禧。结果，光绪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个维新人士被害，康有为逃到日本，百日维新昙花一现。而在这次政变中立下首功的荣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是“身兼将相，权倾举朝”。《清史稿》里也说是“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一言决焉”。

　　在庚子那年(1900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又利用洋人杀义和团的一场大灾难中，荣禄对慈禧太后的忠诚，更有了进一步的表现。洋人杀了中国老百姓，抢了中国的财宝，这些问题在慈禧看来是不算什么的，但洋人保护了康有为，又反对废光绪和立皇储，直接表示反对她的统治，这是她最忍受不了的。于是下诏“宣抚”团民，下令进攻东郊民巷使馆和兵营。结果东郊民巷没有攻下，大沽炮台和天津却先后失守，八国联军一直打到了北京城下。

　　在这一场翻云覆雨的事变中，荣禄尽可能不使自己卷入旋涡。他顺从地看慈禧的颜色行事，不忤逆慈禧的意思，同时，他也给慈禧准备着后路。他承旨调遣军队进攻东郊民巷外国兵营，但又不给军队发炮弹，而且暗地里还给外国兵营送水果表示慰问。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逃走，他授计负责议和的李鸿章和奕劻，在谈判中掌握一条原则：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责任，不让慈禧交权归政，一切条件都可以答应。就这样，签订了连利息近10亿两白银、让外国军队驻兵京城的《辛丑条约》。荣禄办成这件事，到了西安，宠礼有加，赏黄马褂、双眼花翎、紫貂，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除了《清史稿》里这些记载外，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西太后为荣禄的女儿苏完瓜尔佳·幼兰“指婚”，嫁与醇亲王载沣为福晋。

　　关于使荣禄与醇亲王结亲一事，西太后的用意是很深的。原来戊戌变法之后，西太后对醇王府颇为猜疑，据说醇王（奕譞）墓地上有棵白果树，长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谁在太后面前说，醇王府出了皇帝，是由于醇王坟地上有棵白果树，“白”字和“王”字连起来不就是“皇”字吗?慈禧听了，立即叫人到妙高峰把白果树砍掉了。引起她猜疑的其实不是白果树，而是洋人对于光绪和光绪兄弟的兴趣。

　　庚子之乱后，联军统帅瓦德西提出，要皇帝的兄弟做代表，去德国为克林德公使被杀事道歉。载沣到德国后，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这也使慈禧深感不安，加深了心里的疑忌。洋人对光绪兄弟的重视，这是比维新派康有为更叫她担心的一件事。为了消除这个隐患，她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把荣禄和醇王府撮合成为亲家。西太后就是这样一个人，凡是她感到对自己有一丝一毫不安全的地方，她都要仔细加以考虑和果断处理。她在庚子逃亡之前，还不忘叫人把珍妃推到井里淹死，又何尝不是怕留后患而下的毒手维护自己的统治，才是她考虑的一切根据。就这样，在德国赔礼道歉回来，在开封迎上回京的銮驾，奏复了一番在德国受到的种种“礼遇”，十一月随驾走到保定，就奉到了慈禧“指婚”的懿旨。
 

　　荣禄并不反对变法，只不过不赞成康梁的变法，遵循的是另一条变法思路。在戊戌维新期间，康梁的身份主要是言者，即思想家、鼓吹家、宣传家，他们希望中国迅速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形容当时的中国为一败坏已极、日久失修的大厦，不仅急宜兴修，而且应全行拆卸，然后重奠根基。因此，需要用雷霆万钧之力，罢黜旧臣，任用新进，从根本变起，首先改变法律、官职，然后将变法在各个方面全面铺开。而荣禄是变法时期统治阶层中的一员，虽然他也认识到唯有变法才能使中国摆脱危亡，但身为实负其责的政府大员，在推行变法的权力、步骤、内容等方面与康梁不尽相同。早在光绪任命林旭等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时，荣禄就致信林旭，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纷更。（注：荣禄致林旭，见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荣禄函稿底本》第三册。）政变后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并以此评价政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