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

　　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

　　小时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1858年3月19日（戊午年）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丹灶苏村。自幼学习儒家思想，十八岁时拜南海九江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便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

　　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又游了一次香港，使康有为大开眼界。以后续继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康有为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从此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

　　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

　　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谬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从容不迫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1895年～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

　　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八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

　　1895年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乙未科会试，康有为自称得知《马关条约》签订，在松筠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事实上，这次行动康有为仅有众弟子支持，而公车上书的主要发起者均为其他人。由于光绪帝年纪较轻，且没有实际从政经验，康有为依靠其激进且不符合实际的改革观点于当年5月底第三次上书，这得到光绪帝赞许。但根据不少学者的看法，康有为在进行政治宣传以及回忆的时候，（最明显如其《康南海自订年谱》）他的做法存在着很多不尊重事实的地方，而且又有很多吹牛造假的现象。而茅海建等不少学者则根据许多文献认为康有为所谓的组织举人联名上书，事实上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但是被康有为的派系不断地涂抹，篡改了历史，并被之前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公车上书实则是由当时的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等京城高官发动组织，目的是阻挠《马关条约》的签订。

　　1898年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其具体细节尚有较大争议。

　　戊戌变法之初，在康有为的幕后主持下，光绪皇帝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后人称为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后经学者考证，光绪皇帝收到的每笔奏折，全文或摘要皆须送慈禧审阅，在清宫档案中均有详细纪录，因此慈禧对变法内容完全知情。若慈禧不支持变法，戊戌变法不会维持一百天时间。只是因为改革中光绪皇帝身边的维新派官员，鲁莽地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激进政策，才导致慈禧发动政变。

　　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1897年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不过，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1897年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于1897年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

　　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千岛与侨商李福基、冯秀石等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1900年2月11日，清廷下令，严命李鸿章将康有为、梁启超在广东本籍的祖上坟墓尽皆铲平，以儆凶邪。14日，清廷又命闽、浙、广东督抚悬赏10万两，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呈验尸身，亦一体给赏。如愿得官阶，亦必予破格之赏。如有购阅所发报章者，严拿惩办，并将所著各书严查销毁。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撰写了两部有关明治维新史的专著。一部是《日本书目志》，丁酉年（1897年）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另一部是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日本变政考》，戊戌年进呈光绪帝御览。据日本学者研究，“在大量收集和阅读日本书籍的过程中，他对明治维新的史实进行不少改动和捏造，借以适合中国当时变法改制的需要。这些改动大都和作者所建议的具体变法措施有着密切关系。”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宣布“临朝听政”，光绪皇帝被软禁，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携仆人李唐于9月20日天未明时离京，从天津塘沽南下逃亡香港后辗转日本、美国、欧洲，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1898年至1913年的16年间，康有为四渡太平洋，九涉大西洋，八经印度洋，泛舟北冰洋七日，先后游历美、英、法、意、加拿大、希腊、埃及、巴西、墨西哥、日本、新加坡、印度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十二日（9月25日），杨锐之子杨庆昶诣都察院，将密诏上缴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载沣，请昭雪杨锐，康有为篡改密诏从此真相大白。

　　1903年，康有为又发起成立了名为中国商务公司的股份制公司，总局设在香港，在广州、上海、横滨、旧金山都设有分局，并先后开办了十余家企业。

　　1904年，康有为还在瑞典买下了一个小岛，并在岛上搭建了中国式的园林建筑“北海草堂”。据广东省社科院的赵立人研究员考证，康有为花了2.8万克朗买下，又花了7999克朗进行修缮。“房屋虽非广大，但约可供十人居住，而且家具及装饰极其豪华，似乎颇为富裕。”这有点像说一套做一套。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

　　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

　　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却无钱偿嫖资。久而久之，让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为所住的客栈索取，康有为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广东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来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开船后，有水手看见船板内有人，大惊，呼众人来看，正是康有为先生。后来，有人写诗讽之：“避债无台却有舟，一钱不值莫风流”。

　　1918年春夏畅游杭州。这位“圣人”竟“挟妓游湖”，并乘兴做诗一首，开头便是“南妆西子泛西湖，我亦飘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时被传为笑柄。

　　康有为泛湖闲游，忽见一位妙龄女郎在浣纱，疑是西施再世。经打听此女叫张光，年仅18岁，尚未婚配。康赶紧托人提亲，张家见康已年逾花甲，婉言相拒。但在康的坚决要求和媒人尽力撮合之下，家境贫寒的张家最终点了头。1919年，康有为在上海举行婚礼，亲朋好友尽皆道贺，唯独妻妾儿女均不赞成这门亲事，以集体缺席婚礼相抵制。

　　1923年，康有为迁居青岛汇泉湾畔，购宅居住，题其宅为“天游园”。后其几个子女在青岛读书时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岛时，有意兴建大学，并拟好大学章程，后因胶澳商埠督办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罢。晚年，为青岛的优美风光写下了不少诗作，其若干诗词刻石已成为崂山景点的组成部分。

　　关于康有为的生平事迹，虽然诸多历史学家已写下了许多专著，但对于他在1916年秋至1927年春这段时间里，曾一度超脱世外，遁身茅山的往事，却至今鲜为人知。

　　应该承认，康有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具有鲜明的爱国性质和进步意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其晚年政治上趋于保守。

　　辛亥革命以后，康有为从海外归来，心情抑郁，但仍未能忘情政治。他一面组织“孔教会”，发起“定孔教会为国教”的活动，一面又千方百计地与盘踞在江苏的张勋等人保持密切联系。 1916年夏，有位茅山道士到上海找到康有为，邀请他到素有“秦汉神仙府，梁唐宰相家”的茅山一游。康有为对于那位被称为“山中宰相”的陶弘景仰慕已久，故欣然前往。他到茅山后，住在乾元观，并将当初陶弘景住过的萃黄馆改为宰相堂。后来，他又在华阳洞口书写了“山中宰相陶弘景，海外逃臣康有为”的对联，自喻身居 成深山，胸怀国家之志。这次他 在茅山住了将近一年时间。张勋复辟的丑剧仅上演 了12天，就匆匆收场了。康有为遭通缉，潜逃上海，此后又长期隐居茅山。

　　1927年3月29日，康有为去一位广东同乡家中作客。回家饮了一杯柠檬红茶，腹痛如绞，请了两位医生诊断，一位日本医生断为食物中毒。20小时后，于1927年3月31日（阴历二月二十八）清晨5时逝世。据说死时七窍溢血，尸体不僵。

　　1927年康有为逝世，正值北伐军进入江浙，张静江任浙江省主席，曾以康有为系“保皇余孽，占据公产”封闭一天园。虽托人说情，也未有结果。抗日军兴，杭州失陷，二姨太梁氏亲生的子女三人，将一天园出售，从此风景绝佳的一天园逐渐湮没。
 

　　在中国近代书法史上，康有为首先是以其宏富而鲜明的书学理论夺得一席之地的。他的书学论著《广艺舟双楫》在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之上加以扩充阐发，主旨是提倡、推广碑学，攻击、抑制帖学。这一立场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其原因在于：帖学发展至近代已走向一味求媚、不避靡弱的边缘，康有为虽身处其中，却由于见闻甚广，故而心游万仞，从帖学中挣脱出来，振臂一呼，便很快赢得了诸多有识之士的共鸣；加之金石考据之学大兴，于是碑学盛极一时。依康氏分析，当时“尊碑”的原因是：“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

　　康有为书法早年学王羲之、欧阳询、赵孟頫，后从学朱九江，宗法欧阳通、虞世南、柳公权、颜真卿，又力学张芝、索靖、皇象章草，后又转学苏轼、米芾、钟繇等，自谓执笔用朱九江法，临碑用包世臣法，用墨浸淫于南北朝。由此可知，碑学的养分他只吸收了—部分，其他均是杂糅诸家而成。
 

　　格罗娅·萨莫维尔，羽毛球运动员，1995年生于墨尔本，其曾祖为清末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格罗娅·萨莫维尔于2012年代表澳大利亚队参战尤伯杯，因其中国血统而备受关注。2013年3月17日，入选"警幻仙姑" ，格罗娅?萨莫维尔在南京受聘为盱眙?江苏红楼梦世界形象代言人。2013年5月21日，2013苏迪曼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格罗娅-萨莫维尔自称"女版林丹" ，目标奥运会奖牌。
 

　　康有为故居，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银河村委苏村村。康有为故居又名“延香古屋”，建于1858年，康有为诞生于古屋。故居为一间一厅两房两廊的青砖镬耳屋，是珠江三角洲典型的清代民宅。延香古屋采用青砖墙橼木结构，古色古香。古屋大厅用黑色木板搭建了阁楼，两廊中间留有天井，古屋采光足通风好，冬暖夏凉，环境非常舒适。延香古屋是保留完好的一处清代建筑，具有很好的观赏和研究价值。在这座故居中，康有为饱读中西书籍，初步形成了维新思想体系，并在此处撰写了至今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论著《大同书》初稿。
 

　　康、梁关系的演变是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梁启超曾从思想、性格及思维方式上找原因，认为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应该说，梁启超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康有为是参与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自50年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他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评价较低，这是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直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国主义的圈套”，成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与洋务派主张的“以夷制夷”并无二致。一曰：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对民权、膜拜君权的立场，最终堕落为保皇党，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