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忠

          幼年
　　杨钊从小行为放荡不羁，喜欢喝酒赌博，因此穷困潦倒，经常向别人借钱，人们很瞧不起他。30岁时，他在四川从军，发愤努力，表现优异，但因节度使张宥看不上他，只任他为新都尉，任期满后，更为贫困。四川的大富翁鲜于仲通在经济上经常资助他，并把他向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推荐。章仇兼琼很赏识杨钊并且任命他为采访支使，两人关系密切。因为章仇兼琼与李林甫不和，正虑李林甫专权，所以欲使杨钊进入朝廷，作一内援。此时杨玉环已封为贵妃，贵妃的三位同胞姐姐也日益受宠。章仇兼琼便利用这一裙带关系，派杨钊到京城向朝廷贡俸蜀锦。当杨钊路过郫县时，章仇兼琼的亲信奉命又给了他价值万缗的四川名贵土特产。到长安后，杨钊把土特产一一分给杨氏诸姐妹并说这是章仇兼琼所赠。于是，杨氏姐妹就经常在玄宗面前替杨钊和章仇兼琼美言，并将杨钊引见给玄宗，玄宗任他为金吾兵曹参军。从此，杨钊便可以随供奉官随便出入禁中。

　　杨钊在长安立脚之后，便凭借贵妃和杨氏诸姐妹得宠的条件。巧为钻营。在宫内，他经常接近贵妃，小心翼翼地侍奉玄宗，投其所好；在朝廷，则千方百计巴结权臣。每逢禁中传宴，杨钊掌管樗蒲文簿（一种娱乐活动的记分簿），玄宗对他在运算方面的精明十分赏识，曾称赞他是个好度支郎。不久，杨钊便担任了监察御史，很快又迁升为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便身兼15余职，成为朝廷的重臣。

　　天宝七载（748年），杨钊建议玄宗把各州县库存的粮食、布帛变卖掉，买成轻货送进京城，各地丁租地税也变买布帛送到京城。他经常告诉玄宗，“现在国库很充实，古今罕见”。于是，玄宗在八载（749年）二月率领百官去参观左藏，一看果然如此，很是高兴，便赐杨钊紫金鱼袋，兼太府卿，专门负责管理钱粮。从此，他越来越受到唐玄宗的宠幸。九年（750年）十月，杨钊因为图谶上有“金刀”二字，请求改名，以示忠诚，玄宗赐名“国忠”。

　　随着地位的升迁，杨国忠在生活上也变得极为奢侈腐化。每逢陪玄宗、贵妃游幸华清宫，杨氏诸姐妹总是先在杨国忠家汇集，竞相比赛装饰车马，他们用黄金、翡翠做装饰，用珍珠、美玉做点缀。出行时，杨国忠还持剑南节度使的旌节（皇帝授予特使的权力象征）在前面耀武扬威。

　　杨国忠在与宰相李林甫的关系上，起初，二人一唱一合，互相利用。杨国忠为了向上爬，竭力讨好李林甫，李林甫也因为杨国忠是皇亲国戚，尽力拉拢。在李林甫陷害太子李亨时，杨国忠等人充当党羽，并积极参与其活动。他们在京师另设立推院，屡兴大狱，株连太子的党羽数百家。由于杨国忠恃宠敢言，所以每次总是由他首先发难。杨国忠与太子李亨的矛盾也由此愈结愈深。后来，李林甫与杨国忠由于新旧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产生了矛盾，主要表现在对待王鉷的问题上。因王氏的宠遇太深，本是李林甫和杨国忠共同嫉妒的对象。但是为了牵制杨国忠，李林甫则极力提拔王氏；当杨国忠陷害王氏时，李林甫又竭力为其开脱罪责。由于杨国忠做了手脚，玄宗便开始疏远李林甫，王氏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致于死地。王氏所兼职务全部归杨国忠。

　　玄宗之所以如此信任杨国忠，除了取悦于杨贵妃之外，主要是借以牵制李林甫的专权。同时为取代已经衰老了的李林甫做准备。终于在天宝十一载（752年）十一月，李林甫死后，玄宗派命杨国忠担任右相，兼文部尚书，判使照旧。杨国忠以待御史升到正宰相，身兼40余职。

　　杨国忠执政期间，曾两次发动了征讨南诏的战争。天宝十载（ 751年），杨国忠上任京兆尹不久，遂乘机推荐自己的老友和党羽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并命其率兵攻打南诏，结果大败，士卒阵亡六万人，南诏投附吐蕃。对此杨国忠不但没有处罚鲜于仲通，而且还为其大叙战功。接着，杨国忠又请求第二次发兵攻打南诏。玄宗便命令在长安、洛阳、河南、河北各地广泛招兵。杨国忠派御史到各地去抓人，把他们带上枷锁送到军营。父母、妻子哭声遍野。十三载（754年）六月，杨国忠又命令留后、侍御史李宓率兵，再次攻打南诏，结果又遭惨败。两次攻打南诏，损兵折将近20万人。杨国忠专权误国，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动辄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用兵，不仅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士卒暴尸边境，给少数民族地区造成了灾难，而且使内地田园荒芜，民不聊生。

　　杨国忠为了笼络人心，发展自己的势力，让文部选官不论贤不贤，年头多的就留下来，按照资历有空位子就接官。按惯例，宰相兼兵部、吏部尚书，选官应交给侍郎以下的官员办理，规定的手续十分严格，须经三注三唱，反复进行，从春至夏才能完成。杨国忠却自示精敏，先叫胥吏到自己家里，预先定好名单，然后把左相陈希烈及给事中、诸司长官都叫到尚书都堂，读—名便定一名，一天就完了。当全部结束之后，杨国忠便当着大家的面说：“左相和给事中都在座，就算经过门下省了。”于是，选官大权就这样由杨国忠一人垄断。从此门下省不再复查选官，侍郎仅仅负责试判，致使选官质量下降。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杨国忠迎合和满足了一些人的权欲，因而颇得众誉。为此，杨国忠的亲信京兆尹鲜于仲通、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等授意选人，请求玄宗给杨国忠在省门立碑，歌颂其选官有“功”。玄宗让鲜于仲通起草碑文，并亲自修改了几个字。鲜于仲通为了向杨国忠献媚，便把这几个字用黄金填上。

　　杨国忠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天宝十二载（ 753年），关中地区连续发生水灾和严重饥荒。玄宗担心会伤害庄稼，杨国忠便叫人专拿好庄稼给玄宗看，并说：“雨水虽多并未伤害庄稼。”玄宗信以为真、以后，扶风太守房（王官）奏报当地出现水灾，杨国忠便叫御史审问他，从此再没有人敢汇报实情。

　　天宝十四载（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安禄山发动叛乱的借口是讨伐杨国忠。杨国忠与安禄山都是天宝年间的新贵，同样受着玄宗的宠爱。但是，杨国忠的发迹要比安禄山晚得多。当杨国忠尚未担任高官要职时，安禄山早在天宝元年（742年）正月就升任平卢节度使，以后又兼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御史大夫，稍后又兼河东节度使。天宝九载（750年）又封为东平郡王。杨国忠虽有外戚关系，但迟至天宝七载（748年）始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安禄山在朝中对老谋深算的李林甫还算惧怕，而对杨国忠则根本瞧不起。杨国忠接替宰相后，看到不能制服安禄山，便经常向玄宗说安禄山有谋反的野心和迹象，想借玄宗之手除掉安禄山。可玄宗认为这是将相不和，不予理睬。杨国忠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奏请让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以便排斥和牵制安禄山。天宝十三载（754年）春，玄宗按照杨国忠的意见召安禄山入朝，试其有无谋反之心。安禄山由于事先得到杨贵妃的通风报信，故将计就计，装模做样地向玄宗诉说自己的一片“赤心”，赢得玄宗更加信任，打算让安禄山当宰相（加同平章事），并令太常卿张垍草拟诏敕。杨国忠知此立即劝阻道：“安禄山虽有军功，但他目不识丁，怎能当宰相。如果发下制书，恐怕四夷皆轻视朝廷。”玄宗只好作罢，任安禄山为左仆射。至此。安禄山与杨国忠以及唐王朝的矛盾更加尖锐激烈，以至于后来一触即发。加之杨国忠任宰相后，官吏贪渎，政治腐败，民怨沸腾，终于使安禄山发动了以讨伐杨国忠为名，行夺取皇位之实的叛乱。

　　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叛军攻陷潼关，长安危在旦夕，玄宗根据杨国忠的建议，决定逃往四川避难。当走到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时，将士们又累又饿，加之天气炎热，拒绝继续前进。此时，杨国忠的政敌太子李亨、宦官李辅国和陈玄礼一致认为，除去杨国忠的时机已成熟，并由陈玄礼出面对将士进行煽动，说这场叛乱全是由杨国忠引起的，杀了杨国忠就可止息叛乱。这时，有20多名吐蕃使者在驿站西门外堵住杨国忠的马头，向他要饭吃。激怒了的士兵们立即将他们包围上来，大喊：“杨国忠与吐蕃谋反！”一箭射中了他的马鞍。杨国忠逃进西门内，军士们蜂拥而入，将其乱刀砍死。接着，杨贵妃也被缢死，杨国忠的大儿子大常卿兼户部侍郎杨暄以及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也一并被杀。杨国忠的妻子裴柔和幼子杨晞以及沈国夫人逃至陈仓（今陕西宝鸡市），裴柔在竹林中让虢国夫人用剑刺死自己。虢国夫人然后自刎，但没有死，被县吏押回狱中，后血凝至喉而死。

　　马嵬驿之变，表面上看来是一场士兵哗变，实质上是由太子李亨和宦官李辅国、高力士等策划的一场争权斗争。太子李亨自天宝五载（746年）遭李林甫和杨国忠的打击后，极为孤立；杨国忠任宰相后，又连遭倾轧；安禄山叛乱时，玄宗本想让太子李亨接替皇位，由于杨国忠及其姐妹的反对而未成事实；后又弃京幸蜀，如果到了蜀中，李亨在杨国忠势力的控制下就更无出头之日了。因此，太子李亨主谋，借机除掉了杨国忠。
 

　　杨国忠专权误国，积怨太深，最终被杀，这是罪有应得。——但是客观地看，在他执政期间，虽然国是日非，但朝中并未出现李林甫妒贤嫉能、诛逐贤臣时的那种恐怖的动荡局面，而在一些时间内还曾搜罗天下奇才，迸拔淹滞，颇得众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得民心、民心不稳，何脸面称之为官？贤能？奇才？

　　自然，杨国忠独揽大权，外戚跋扈，民怨沸腾，最终不可收拾，爆发了安史之乱，使强大的唐王朝江河日下，一蹶不振。——杨国忠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上的宰相，自有他个人应负的责任。但是，往前看，在李林甫执政期间，唐王朝就已经显露出趋向没落的种种迹象，只是到了杨国忠执政时唐王朝的末日终于到来而已。——“灭火与添柴”是完全能改变局势的截然相反的两种情况。杨国忠是否属于“误国罪魁祸首或只其中之一”，毫无意义、都属于罪无可赦。同情和纵容支持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