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妃

　　杨妃的生母，史料无载，会有多种可能，尚无定论。有一部分人认为是隋炀帝的高级嫔妃所生，有些人则认为是一般姬妾所生，也有少部分人认为是萧后所生，争论颇多。尽管在大业后期，隋炀帝妃嫔众多，但在晋王和太子时期杨广的妃嫔数量有限，所载生子不过四人；且隋炀帝曾经对侍臣说：“我只有杨暕一个儿子，不然的话，一定要当众惩罚他，以正国法”，可见其子嗣不多确为事实。因此，考虑《隋书》有遗漏记载其他公主的可能性，可以判断除南阳公主之外，杨妃如有其他的同父姐妹，亦不会太多应为可信。

　　需要说明的是，生母外家的出身、地位如何，对杨妃“帝女身份”没有任何影响，也就是说，杨妃的“帝女”身份是由其父杨广所处的地位所直接定义的——古代男权社会中以父为尊，以父系血亲形成的宗法关系构成皇室统治权力的核心，母亲对后代不起决定意义，但外家的尊卑有时会影响其可能的尊宠程度。

　　现有史书未记载其生辰，但是通过其子李恪生于武德二年（619年）推测，杨妃在至少应出生于大业初甚至更早，但最晚应不晚于大业三年。

　　作为杨广为数不多的子女之一，杨妃在童年时代应当是衣食无忧，接受了皇室良好的教育。但其是否册封、公主封号为何现已不存，或有待考古的进一步发现。参考同一时期比较著名的帝女如梁朝公主萧氏（即后来的隋炀帝皇后萧氏）、陈朝公主陈氏（即隋文帝宣华夫人）等，可见同一时代女性封号在正史中的缺漏相关记载，实非罕见。

　　至于其在与李世民结合之前，是否已有婚配、甚至是否生育其他子女，现有史料依然空白，也无确凿结论。

　　隋炀帝一生热衷于游历，足迹从西北踏至江左。期间，其家眷儿女皆与之随行，故杨妃早年随父多有游历，亦属可能且为寻常。

　　随着隋炀帝登基以后修建大运河、长城和东都洛阳城，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三征高句丽，开创科举。巨大的工程和连年的战争使民生不堪重负，加之隋文帝、隋炀帝政治改革触动了门阀的利益，最终在隋朝末年引发大规模的叛乱。中原、关中动荡之际，一意孤行在外巡视的隋炀帝继雁门之围后再也无法回返国都大兴，而是带领十万骁果南下江都，企图割据江南苟且偷生，其家眷大多随行，不能排除杨妃亦在其中、随父南下江都的可能。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在晋阳起兵，十一月占领长安，拥立留守长安、隋炀帝之孙杨侑为帝，改元义宁，即隋恭帝，遥尊杨广为太上皇。李渊任大丞相，进封唐王。义宁二年（618年）三月，即大业十四年，隋炀帝在江都被大臣宇文化及缢死，随行的齐王杨暕、赵王杨杲皆遇害，杨妃的亲属、尤其以男性亲属死者不计其数。同年五月，李渊篡隋称帝，定国号为唐，废杨侑为酅国公，闲居长安，次年五月崩。隋朝复国希望彻底覆灭，宣告灭亡，立国共三十八年。

　　而隋炀帝萧皇后、杨妃长姐南阳公主等宗亲被监禁随宇文化及北上，窦建德击溃宇文化及后，萧后由义成公主迎至突厥，其后立隋炀帝之孙杨政道为隋王，南阳公主则回归长安。直到唐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李世民击溃突厥大军，萧后才带传国玉玺归返长安，这是后话。而杨妃本人是否亲身经历江都宫变，或者又因何未与乃父同行，又是否同样被宇文化及所掳，史册皆无明载，无从确认。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短短数年，杨妃从天之骄女沦落为亡国之女；参考杨恭仁随行被宇文化及俘虏后又重归长安的经历，以及其生子的时间，可知杨妃最迟在武德二年春三月进入秦王府。

　　武德初，曾作为帝女的杨妃成为唐高祖第二子、当时已封秦王的李世民诸多女眷中的一员，或有观点推测两人属于政治联姻，或有观点认为两人曾是旧识，现有史料已无从确认。隋唐典型的门阀政治使得世家大族之间频繁通过婚姻缔结政治同盟，彼此之间互为姻亲盘根错节，杨妃与秦王李世民从血缘关系上实为表亲，杨妃的祖母隋文献皇后和李世民的祖母唐元贞皇后（追封）分别为独孤信的第七女和第四女。两女又分别是隋炀帝杨广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因此杨妃可以称为李世民的表姊妹，两人的结合不仅从血缘上更从政治上充实了李渊家族的根基。

　　她是以何种身份进入秦王府，现有史料不得而知。根据现存史料的制度记载推断，杨妃以大长公主身份嫁入秦王府可能较小，而是在武德元年（617年）五月后以国公亲戚的身份礼聘入秦王府，其品阶不详。以燕氏礼聘入府后墓志称其为贵人，应与之相当。

　　亦有观点认为，杨妃或与南陈诸公主在隋朝的遭遇一样，被俘之后被皇帝赏赐于有功之臣而因此进入秦王府；武德元年李渊称帝时，即定“北周”与“隋”共为二王后，奉隋为正朔，车旗服色，皆遵循隋制，由此可见，杨妃正是李渊亲口承认的“正朔”之嫡系后裔。故以“俘虏”之名将“正朔之后”的杨妃“论功行赏”给秦王的行为，与当时“尊隋”的旗帜相矛盾，恐难为以唐代隋之际行为谨慎的唐高祖李渊所取。

　　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基为帝。根据两唐书太宗诸子列传中的措辞可知，“杨妃”这一称谓实非简单妃嫔的泛指，而是杨氏应当在李世民登基后获得了正式的“妃”的封号，属于四夫人（四妃）之一。根据周礼四星制度与唐制，四夫人是仅次于皇后的等级，分别是“贵妃”、“淑妃”、“德妃”、“贤妃”。但是很遗憾的是，她的具体封号不详，何时获得今已失考。

　　复杂的晋封结果和史料的模棱两可产生了诸多关于杨妃封号的争议。

　　观点之一认为杨妃是四夫人中的淑妃，持有这种说法的人占相当一部分，因为这样四夫人的封号似乎没有矛盾了，分别是韦贵妃、杨淑妃、阴德妃、燕贤妃。但实际上这个看法也无确定，结合考古与史书记载，其实存在六人做“四妃”的排列组合，即除去韦、杨、阴、燕之外，尚有两唐书中记载的李福之母杨贵妃、《唐会要》中记载的贤妃郑氏；而亦不能排除阴氏为淑妃、杨氏为德妃的可能性。

　　观点之二认为杨妃早丧，因此封号为追封，所以可能是任何一个，这样与晋封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矛盾。杨贵妃此后递进改封为贵妃也顺理成章，但是史料只字未写李恪等人的孝悌是硬伤之一。比如《隋书》中大刘良娣早丧就提到其子燕王每至母亲忌日便哭泣等孝悌举动，在举孝廉制度还有余威的隋唐时期，孝悌是个人品格的集中表现，以孝闻名之人甚至可以直接被举荐做官，而在李恪与李愔列传或墓志均未提到其孝悌则令人疑惑。

　　观点之三认为杨妃可能因故出内，情同唐睿宗时崔贵妃和豆卢贵妃例，豆卢贵妃因出内未住宫内，崔氏可能是追封。故在此前提下，杨妃亦可能为任何一种封号，也不会与现有史书中记载的情况相矛盾。

　　观点之四认为杨妃和杨贵妃是一人，此观点极为少数。鉴于同时期修史和宫中称谓的惯例，《隋书》中的大刘良娣（早丧）和小刘良娣，两唐书中高祖后宫的大杨嫔和小杨嫔、玄宗时的武惠妃与武贤仪（时称小武妃）等，太宗后妃中两位“杨妃”却只以“杨妃”统称之不加区分，未免粗糙而突兀。五代时，金石学兴起，墓碑墓志的拓本保留，为后世修史提供了补充资料，太宗后宫出现两个“杨妃”或因国史有缺而金石弥补不全所致，但此说法需要更有力的证据。

　　太宗后宫“杨妃”之多，尤其是在赵王李福的墓志出土之后，现有的史料记载直接导致“双贵妃并存”的现象，与已知的后宫制度资料存在冲突；而如果是死后追封，则需要证明杨贵妃去世早于儿子李福，这样在儿子的墓志上才会写上其母最后的封号。但李福的墓志上没有明确写孝悌，故无法断言杨贵妃早亡，且赵王福墓志上明言“王，杨贵妃所生”，而非“赠贵妃杨氏”，且从《唐会要》之言可知，杨贵妃至少活到永徽六年（655年），且封赵国太妃并获得高宗礼遇，所以有部分学者认为杨贵妃是死在李福之后。

　　杨妃的卒年，现不可知。《唐会要》昭陵陪葬名单中并未出现“杨妃”，而《唐会要》名单本身亦非完整，故杨妃是否陪葬昭陵，亦是未知之数。

　　永徽四年（653年）年初，李恪被卷入政治斗争，蒙冤而死；其弟李愔亦受牵连。现从两唐书中，未见此案对杨妃生平的影响，难以判断是其史料遗失还是其已亡于冤案之前而未被牵连。
 

　　欧阳修：“……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此评语亦有说法为其子吴王李恪而论）。

　　佚人：“……若吴王恪之在当时，内不闻其母有戚姬嬖爱之私，外不闻恪有魏王夺嫡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