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李恪

　　武德[2] 三年（620年）六月，时年李恪两岁，以唐皇孙身份封长沙郡王；武德八年（625年），改封汉中郡王。

　　贞观元年（627年），李恪以皇子的身份从汉中郡王（从一品）晋封为封汉王。

　　贞观二年（628年），年仅十岁的李恪被改封蜀王，并被太宗授予益州大都督的要职，都督益绵简嘉陵雅眉濛犍邛八州军事（府治今四川成都），并都并督巂、南宁、会都督府共计三十六州，却以年纪幼小为由没有赴任。

　　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说：“我看见密王李元晓等都是皇帝的亲人，陛下心怀友爱，仁义比古人还要高，分给他们车辆舆服，委任他们作为藩屏，必须遵守礼仪，以担负属望。我看见皇帝的儿子拜见诸位叔叔，叔叔们也要答拜，王爵既然相同，家人之间应有礼节，怎么能颠倒长幼尊卑呢？臣拜倒于地请求陛下降下训诫，作为永远遵守的法则。”太宗于是下诏对李元晓等说，不必拜答吴王李恪、魏王李泰两兄弟的拜见。

　　此后直至贞观十年(636年），太宗欲重置封建前，李恪分别于贞观五年（631年），被任命为都督秦成渭武四州诸军事秦州刺史（府治今甘肃天水），未赴任；贞观七年（633年），被授予都督齐淄青莒莱密七州诸军事齐州刺史（府治今山东济南），赴任一年；贞观八年（634年），再次成为益州大都督，开亲王或宰相遥领都督的先例。

　　李恪将要赴任齐州都督之前，侍奉太宗，与父亲一起用膳。事后，太宗对房玄龄等大臣说：“我和儿子，常常想多相处。但是家与国的事情义理，实际大不相同。我想让他子孙可以代代传承，并且又能断绝他不合适的想法。现在我在供养太上皇，与私人感情也不同，是为了镇守抚慰国家，不让太上皇忧烦，这是君主应有的孝顺方式。”魏征回答：“我听说孝行有三种：最大的孝顺是使得双亲被尊崇，其次是不使双亲受辱，最下是能够颐养双亲。现在陛下功业成远名扬，统治整个国家，华夏和其他民族都能安乐康泰，这正是实实在在的大孝顺，远不同于侍奉双亲左右伺候他们饮食的孝顺。而且君主，怎么能与平民一样与子孙时常同处一室，这不是保护国家巩固国本的方法。”

　　贞观十年（636年），太宗想通过世袭封建的方式，试图巩固唐王朝的统治。因此，他不顾重臣们的反对，在那年将自己的弟弟和儿子们全部世袭封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恪从蜀王改封吴王，并被任命为潭州都督，但是却没有赴任，而是在贞观十一年（637年），被改任命为都督安随温沔复五州诸军事安州刺史（府治今湖北安陆），赴任。同年末，李恪因弹劾游猎过度、损坏庄稼被御史柳范弹劾。必须要提及到的是，《新唐书》记载，李恪是因为与乳母的儿子赌钱而被弹劾罢官，两唐书此处记载矛盾。作为惩罚，李恪被免去安州都督，并削减封户三百户。

　　这次免职，还留下一段太宗纳谏的佳话轶事：太宗偏袒李恪，对侍臣说：“权万纪辅佐我的儿子，不能纠正他的过错，罪该死。”柳范进谏道：“房玄龄辅佐陛下，都不能够阻止陛下游猎，怎么能独独怪罪权万纪？”太宗大怒，拂袖入内殿。过了很久，单独召见柳范道：“你为什么要犯颜指责我？”柳范回答：“我听说人主圣明臣子正直。陛下仁德圣明，我不敢不进自己愚钝的正直。”太宗于是才打消了怒气。通过这件事，太宗作为一个护犊的慈父，天然的人情流态，鲜活的展现在大众面前。

　　这次免官的时间并不长，贞观十二年（638年），李恪又一次被任命为安州都督。将要出发赴任时，太宗写信告诫他：“我作为一国的君主，统治百姓；而你因为是我的儿子而地位显赫，让你作为屏藩保卫国家。你要勉励自己不忘父子之道，好好学习河间献王、东平宪王的美德。用义来处理政事，用礼来节制欲望，面对歌舞淫乐的诱惑，不得不慎重。这样才能使国家像磐石一样坚固，永远做到宗室连成卫国，外有忠君的美名，内有孝顺的美德。你应该自励自勉，日日长进。你将要离开我的身边，十分伤心恋恋不舍。想送你些珍贵的玩赏物品，又怕助长你的骄傲与奢侈，所以告诫你这些话，作为父亲的教诲。”

　　或许是这封《诫子书》的作用，李恪学会自我克制，此后史书上未再见李恪因其他过错被罢官免职的记载。不仅如此，李恪敬畏权万纪的刚直而善纳其言，连太宗都啧啧称奇，以为权万纪的一大政绩。以致此后在处理齐王李祐类似的问题上，太宗想如法炮制，却适得其反，且妄送权万纪的性命。

　　贞观十三年（639年），太宗在各方压力下废除世袭诏，诸藩王都督衔留存情况、之藩情况待考，李恪此后官职迁转不详。

　　这段时间，李恪可能曾出镇宋州，并力荐贤才出仕，将州内治理的很好。但此记载，亦存在夺文有误的可能，因此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贞观十七年（643年），因齐王李佑谋反案犯纥干承基的反咬，揪出了太子李承乾谋反，太子李承乾被废黜，太宗许诺魏王李泰立其为太子，但因长孙无忌坚持请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太宗亲自审问李承乾，李承乾指控李泰谋储，太宗于是幽禁李泰于将作监，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不久之后，太宗怀疑晋王李治仁弱，便对长孙无忌说：“你劝我立稚奴为太子，稚奴懦弱，恐怕不能守的住国家，怎么办？吴王李恪英武果敢很像我，我想立他为太子，怎么样？”长孙无忌坚持抗争，认为不可以。太宗说：“你是因为吴王不是你的外甥，所以才反对吗？”长孙无忌说：“太子仁慈厚道，是可以守成的君主；太子的位置这么重要，怎么能随便改变？希望陛下深思熟虑。”太宗这才打消了念头。同年十二月，太宗对李恪说：“父与子虽然是最亲近的，但是如果儿子有罪，国家的法度也是不能以徇私的。汉武帝已经确立汉昭帝，燕王刘旦不服气，私下图谋不法的事情，霍光凭借诏书就可以将他诛杀。你做为人臣，不可以不以之为诫。”这段话在《贞观政要》上的记载是贞观十一年，因此时间上存在争议。未知太宗此言的背景，但是从现存史书记载观之，长孙无忌从此之后，深为记恨李恪。

　　永徽元年（650年），李恪时为高宗李治在世最为年长的兄长，官拜司空，并被授予梁州都督的官职。不久之后，又被改封为都督安随温沔复五州诸军事安州刺史[47] 。

　　永徽二年（651年），加授官职太子太师。

　　永徽四年（653年）年初，因高阳公主告房遗直对自己无理，从而引发了初唐时期最大的一桩政治冤案。房遗爱为活命想效法纥干承基，遂长孙无忌心意而诬告李恪谋反，致其遇害，根据墓志记载：永徽四年二月初二，李恪在长安宫禁之内被缢杀，年约三十四岁。有子四人，李仁、李玮、李琨、李璄皆未成年，全部流放岭表；有女亦四人，现已知第四女信安县主被罚守献陵。

　　据《资治通鉴》和《册府元龟》记载，案发后，高宗召见房遗爱：“我与你是亲戚，为什么要谋反？”房遗爱则回答道：“我包藏祸心，罪该万死，但是我告发吴王李恪是希望赎罪，因为我看见贞观年间，纥干承基、游文芝一起与侯君集、刘兰共同谋反，后来承基告发侯君集、游文芝和刘兰，自己得以保全首级并得到了官爵。”李治闻言便直接回了一句：“你承受了尚公主的尊荣，怎么能与承基相比？现在告发李恪谋反已经太晚了。”高宗于是哭着对侍臣说：“荆王是我的叔父，吴王是我的兄长，我想赦免他们的死罪，可以吗？”兵部尚书崔敦礼说：“过去周公诛除管叔蔡叔，汉景帝平七国之乱，然后是汉昭帝的时候，燕王和盖长公主谋逆，都以国家法度处以应有的刑罚，这些前事都不远，陛下怎么能改动法律就为了施舍恩情呢？”高宗于是放弃了求情。李恪在临死前，怒骂长孙无忌弄权，如果祖先宗庙有灵，他的家族离覆灭不远。此事，亦被后世认为是长孙无忌应有此报。

　　显庆五年（659年），在长孙无忌获罪之后，李恪被唐王朝追封为郁林郡王，并得以立庙祭祀，任命河间王李孝恭的孙子李荣为郁林县侯来作为李恪的继承人[57] 。李恪在获罪赐死后，墓志记载唐王朝特别优待以国公之礼将其下葬，可见李恪在被赐死时已被废为庶人，也就是说，其皇族的身份在当时被剥夺。而显庆五年的追赠，表明唐王朝重新承认了他李唐皇族的身份，这是其初步的平反。

　　但是，高宗作为这场冤案的施害者之一，毕竟难以完全否定自身的作为，所以并未在第一时间赦免李恪的四个儿子。直到光宅元年（684年），李荣获罪，而李恪四子此时得以赦免，这才让其长子李仁承袭父亲的爵位。

　　神龙元年（705年）二月，中宗复国号唐。为了振兴李唐皇族，就在这一年，中宗大量封爵皇族，李恪长子李千里（李仁）被封为正一品的“成王”。神龙初，在永徽四年与李恪同时获罪的荆王李元景被追复爵位与封地，次年，李恪之孙、李琨次子李祗被封为“嗣吴王”，可知，李恪被追赠司空、并重新以亲王礼改葬在神龙元年（705年）年末；而他的亲王爵位和封地被恢复应在神龙二年（706年）。至此，李恪才被彻底的昭雪平反。

　　天福四年（939年）二月乙亥日，南唐国主把太祖庙号改为义祖。己卯日，南唐国主为李唐皇室的父母发哀，与皇后一起身着斩衰居住在草庐中，遵守初丧之礼，早晚临丧临持续了五十四日。江王李知证、饶王李知谔也请求身着斩衰之服，没有被允许。李建勋之妻广德长公主也穿着丧服，进入灵堂哭的十分悲痛，仿佛是临父母之丧。

　　辛巳日，国主下诏国事委托齐王李璟详加决断，只有军务需要上奏。庚寅日，唐主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昪，下令百官讨论二祚合享的礼仪。辛卯日，宋齐丘等人议论将义祖的灵位放在七室的东面。南唐国主下令将高祖放在西室，太宗在次的位置，义祖又在更次的位置，都是不祧之主。群臣言：“义祖是诸侯，不应该与高祖、太宗享受同样的祭祀，请在太庙正殿后面另外建庙而祭祀。”皇帝说：“我从小就托身给了义祖，如果不是义祖对吴地有功劳，我怎么能开启这样中兴国家的大业呢？”群臣于是不敢多说。南唐国主想要将吴王李恪认为祖先，又有人说曰：“李恪是被诛杀的，不如将郑王李元懿认为祖先。”南唐国主于是让官员考察两位亲王的后裔，认为吴王的孙子李祎有功劳，李祎的儿子李岘是宰相，于是认吴王李恪为祖先，自称是李岘后代第五世一直到父亲李荣，他们的名字生平，官员都有所撰写。唐主又因为经历十九位皇帝、期间三百年，怀疑十世太少。官员说：“以三十年为一世，陛下如果是生在唐僖宗文德年（888年），距今已经过了五十年了。”于是南唐国主便听从了官员们的话。

　　同年三月，庚戌日，南唐国主追尊吴王李恪为定宗孝静皇帝，从曾祖开始往下追溯，都追尊庙号和谥号。

　　2005年7月，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羊元村附近，李恪的墓志被发现。但是由于基建，附近的墓葬大多已被破坏，故其墓葬已不可考。此地是否为李恪最后葬地，可能性颇大。

　　李恪墓志，青石材质，志盖为覆斗型，上有篆书“大唐故李君之墓志铭”，周有纹饰，品相尚可。
 

　　杨妃，隋末唐初人，名讳不详，生卒年不详。杨妃的出生地史书无记载，《隋书》记载杨妃之父隋炀帝。唐初成为唐太宗李世民内官“四妃”之一，徽号未载，安葬地亦不明。杨妃为唐太宗三子吴王李恪、六子蜀王李愔生母。史书对其本人的正面记载甚少，记载于其子吴王李恪的立传之上，但仅有寥寥数字。

　　杨妃的卒年，现不可知。《唐会要》昭陵陪葬名单中并未出现“杨妃”，而《唐会要》名单本身亦非完整，故杨妃是否陪葬昭陵，亦是未知之数。

　　永徽四年（653年）年初，李恪被卷入政治斗争，蒙冤而死；其弟李愔亦受牵连。现从两唐书中，未见此案对杨妃生平的影响，难以判断是其史料遗失还是其已亡于冤案之前而未被牵连。
 

　　李世民：“吴王恪英果类我。”

　　毛泽东：“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张唐英：“既立高宗而复欲立吴王恪，卒使以猜疑而被罗织之罪，皆太宗失于独断而致之也。噫夫人之生贵为天子之子，是天下之贵无以加之也。以建立之失不保性命，则与夫生于不贵之族，反得终天年者岂不远哉。无忌其后卒被流窜死于黔南，天下以为寃，然而亦疑其诬杀吴王恪之报应也。”

　　佚人：“长孙无忌以私忿逐江夏王，又以吴王恪人望髙有文武才，譛杀之。恪临终曰；“使社稷有灵，无忌当族灭。”禇遂良亦譛杀刘泊，后髙宗欲立武昭仪，无忌遂良固谏不从。无忌贬黥州，逼令自杀；遂良贬爱州，遂卒。嗟夫！古之君子，一为非义，虽有百善卒不为，令德之士。而天亦不以其所为百善，掩一非义，故卒不享令终之福，无忌遂良是也，岂不惜哉！”（唐史及影响录）。

　　洪迈：“英明之君，见其子有材者，必爱而称之。……唐太宗以吴王恪英果类我，欲以代雉奴。其后如意为吕母所戕，恪为长孙无忌所害，钦陷张博之事，殆於不免。此三王行事无由表见。然孝惠之仁弱，几遭吕氏之覆宗；孝元之优柔不断，权移於阍寺，汉业遂衰；高宗之庸懦，受制凶后，为李氏祸尤惨。其不能继述固已灼然。高祖、宣帝、太宗盖本三子之材而言之，非专指其容貌也，可谓知子矣。”

　　陈栎：“……宠泰嬖恪储位不决至欲引刀自刺而社稷之本几于动揺……”

　　张燧：“长孙无忌、褚遂良之死，世咸悲之。余以为二子均有死道。夫吴王恪，太宗爱子也，太宗立高宗为太子，又欲立恪。无忌以举棋不定为讽，似矣。而其后也，竟以房遗爱狱诬构吴王，陷之重辟。刘洎，太宗直臣也，洎性疏致祸，理固应耳，而罪不至死。遂良诬以“伊霍”一语，必欲毙之，虽马周强诤不少解。夫此二子者，所谓太宗心膂臣也，一杀其爱子，一贻其主以杀直臣之名。由此观之，武氏之祸，犹为晚也。”

　　丁耀亢：“无忌以内戚佐太宗有天下，称元勋焉。死于阴人之手，不亦枉乎？至其诬恪一事，足以感动天帝，而后知古来英雄之死，别有阴报，不必为之扼腕也。故曰：大舆多尘，君子有以慎其终矣。”

　　龙炜：“唐武氏之乱，成于徐世绩“陛下家事“一言，而其原实由于长孙无忌之私其甥。当承乾之废，无忌等力赞晋王，太宗寻悔之，欲更立吴王恪。夫再易太子，诚非美事；然为宗社大计，又不得以常理论。雉奴懦恪类己，知子莫若父矣。无忌以恪非长孙氏出，力谏而止。高宗立，遂有聚？之耻。未几，而遂有？攘之祸。无忌早已不保其身，世亦一传而覆其宗。人臣一念之私，凶于尔国，害于尔家，可惧哉！”

　　王夫之：“元景之长而有功，恪之至亲而贤，道宗之同姓而为元勋，使其存也，武氏尚未能以一妇人而制唐之命也。……太宗一言之失，问非其人，而不保其爱子，不永其宗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