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

　　魏征，唐代魏郡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人。祖籍巨鹿下曲阳（巨鹿郡下曲阳，即原本的晋县，现今的河北省晋州市。）。年轻时孤贫，曾为道士。早年值隋末战乱，曾投瓦岗起义军。后入唐充太子建成掌管图籍的洗马官。太宗即位，先充谏议大夫，继任中央行政长官之一的侍中，后进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贞观十七年正月戊辰（十七）日（643年2月11日）病卒于任。魏征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作为太宗的重要辅佐，他曾恳切要求太宗使他充当对治理国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为对皇帝一人尽职的“忠臣”。每进切谏，虽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陈谏200多次，劝戒唐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一不受到采纳。贞观十三年(639年)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只是凭着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这一点对君主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在进谏时，他总是特别要求太宗率先严格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在听讼理狱方面，他特别强调“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做到“求实”，而不“饰实”，严防狱吏舞文弄法，离开事实去严讯旁求，造成冤滥。他自己每奉诏参与尚书省评理疑难案件，都按照这些思想，着眼于大体，公平执法，依情理处断，做到“人人悦服”。

　　魏徵曾主持《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的编撰工作，撰写了《隋书》的序论与《梁书》、《陈书》、《北齐书》的总论。[1] 另有《次礼记》20卷，和虞世南、褚遂良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

　　（现多将“征”写作“徵”）

　　太子洗马

　　太子詹事主簿

　　谏议大夫

　　尚书左丞

　　秘书监

　　侍中

　　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

　　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

　　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

　　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

　　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

　　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

　　岁末民变

　　瓦岗军 玄武门之变

　　贞观之治 唐太宗征讨高丽
 

　　戏曲《魏徵斩龙》一般表现的是，长安久逢旱灾。玉帝得知，传旨龙王降雨三尺。袁天罡算出应当是在五月初三下大雨，龙王与袁天罡打下人头赌。后又接得玉帝之旨下雨，时间与数量与袁天罡卜卦结果不二。小龙女让龙王改三尺为六尺，谁知百姓遭受水灾。玉帝命令魏玄成斩龙，小龙女求得唐王，要唐王与魏徵博奕拖住他，魏徵不知不觉伏案而睡，在梦中斩了龙王。

　　这个故事似乎宿命色彩浓厚，其中的寓意大概也不难理解。而关于秦琼和尉迟恭成为门神，禇人获《隋唐演义》大致也是记载李世民为了驱散鬼魂而任用持锏的秦叔宝和持鞭的敬德公为卫士，后成为门神。但是，这里的鬼魂都是在秦王李世民从年轻时率部统一天下、翦灭群雄时大大小小阵亡捐躯的将士们的魂魄，因此也就没有魏徵斩龙王的故事。
 

　　《李世民畏魏征》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所作《资治通鉴》中的一篇散文。文章记述了唐太宗李世民和大臣魏征的一段故事。

　　魏征的样貌虽不超过一般人，却有胆识谋略，善于让皇帝回心转意。魏征总是触犯龙颜当面直言规劝；有时遇到皇上特别生气，魏征却面不改色，皇上也就息怒。魏征曾请假回家上坟，回来后对皇上说：“听别人说，皇上打算去南山游玩，一切已经安排妥当、整装待发。但现在居然又不去了，是什么原因呢？”皇上笑答：“起初确实有这样的打算，但是担心爱卿你责怪，所以就半路停下了。”皇上曾得到一只很好的鹞鹰，放在手臂上把玩，看见魏征前来，藏到怀中。魏征上奏故意久久不停，鹞鹰最终闷死在皇上怀中。

　　魏征一生进谏无数，深得李世民信任，死后墓碑是李世民亲自书写。后来有人进谗言说魏征曾收受贿赂，那时李世民已经垂垂老矣，具备了辉煌老人的一切特点自负、偏信、易怒、莽撞，所以就把魏征墓前的碑让人砸毁，不过后来证明是李世民错了，墓碑在李治时给重修了。
 

　　魏征是我国初唐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杰出的历史学家。辅佐唐太宗17年，以“犯颜直谏”而闻名。他那种“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贵，中不侈亲戚，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的精神，千百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 隋末，天下大乱，农民起义纷纷而起。尤其以李密领导的瓦岗农民起义气势最大。大业十三年，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让魏征掌管文书。李密每次得到元宝藏的书信，总称赞写得好，后来听说是魏征写的，马上把他召来。自从魏征参加瓦岗农民起义以后，一直积极参与谋划，他上书向李密献策，提出“西取魏郡(今河北临漳)，南取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西南)”的主张。李密按照其建议，瓦岗军很快夺取了黎阳仓，连同以前夺取的洛口仓、回洛仓，隋在中原的三大粮仓，已全部被瓦岗军控制。这样，就使隋军陷入缺粮的困境，自然也解决了起义军的粮食供给问题，加之他们开仓赈济，又扩大了瓦岗军的影响，壮大了起义队伍，河南一带的起义军大多归附了瓦岗军。李密非常欣赏魏征，就召他为行军元帅府的文学参军，主管军中文书。后来，魏征随李密降唐，自愿去安抚山东地区，被提拔为秘书丞。当时，李勣还在为李密守黎阳，魏征写信给他说：“当初魏公由叛逆者而起兵，振臂大呼，四万响应，有部下数十万，势力所及半个中国，然而，一失败就再也振作不起来，最后终于归附唐朝，因此知道天命已有所属。现今您处于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自己不及早谋划，那么大事就会无可挽回！”李勣得到信，终于定计归附唐朝，并开仓发粮，赠给唐淮安王的军队。同时，魏征也说服了元宝藏归顺了唐朝，为唐朝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有一次，唐太宗鉴于兵源短缺而应宰相封德彝之请求下诣征用不到参军年龄的中男入伍。当诏令转到门下省时，魏征竟拒诣意而不签字。太宗大怒，直斥道：「朕意已决，事与汝何干？」

　　魏征回道：「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焚林而猎，明年无兽。中男充军，租赋杂徭下降，更何况兵不贵多而贵精，毋须凑数。」

　　唐太宗沉吟半晌，下令停止征兵之事，还赏魏征一口金瓮。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替唐太宗找来了一位才貌出众的女子郑氏为嫔妃，正要纳入宫中，魏征猛然劝阻，道：「此女子已与陆氏订有婚约，皇帝不抢民女，勿坏人家好事，愿皇上体恤百姓之苦。」

　　但是，其余大臣则称陆郑之间本无什么婚约，而陆氏亦上表否定婚约一事。魏征清楚简单地说：「陆氏否定此事，是避杀身之祸，不得已才这么做。」

　　太宗不愿再拖延，乾脆取消纳郑氏为妃之事，以免有误。

　　贞观八年，皇甫德参上书道：「修东宫洛阳，劳民伤财。地租收取过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太宗怒道：「德参要大唐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宫人无发，就心满意足。」

　　魏征谏道：「上书不偏激不能动主人心，狂夫之言，择善而从。陛下因不再爱听直言而发怒，没了以往胸襟。」
 

　　历史是一面镜子，既可反观过去，又能映照未来！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把进京执政比作“赶考”，向全党庄严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适时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著名论断。20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曾把魏征《谏太宗十思疏》印发全党学习借鉴。教育部将其作为首选篇目，编进了中学语文课本。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指出：各级党委都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切实把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下决心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只有这样，才能担当起振兴中华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