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的一段岁月,今天的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同胞们当时是如何在战火中保家卫国的,毕竟时代不同了。但这并不应该成为我们忘记这段历史、不去了解这段历史的借口。本文是一位八一三事变亲历者的回忆,他将把我们重新带回那个时空中去。
不知今天的青年,是否知道八一三。
这是中国人的国殇,中国人的奋战,更是上海人的牺牲,上海人的骄傲。
中国人民八年抗战,从那年开始。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三省,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在上海挑起战事,十九路军以劣势顽抗强敌。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
蒋介石认为以中国的实力,无法战胜日本,必须把中国的抗战国际化,争取西方的介入。为实现这一战略思想,他决定把日军由北向南的战略部署扭转为由东向西,在国际都市上海与对方正面冲突,引起国际社会注意,以利中国持久抗战。
“八一三”打响后,国民党军87师、88师和36师向日军发起进攻,“淞沪会战”爆发。这是全面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整个抗战中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中国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双方共投入约100万军队,在江湾、虹口、闸北各处展开激战。10月31日,谢晋元率88师524团“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西撤,和日军激战四昼夜,点亮了中华民族心中永久的灯塔。
上面这样的历史叙事,对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青年朋友,毕竟太遥远了c我是在抗战胜利前夕出生的,我祖父多次给我回顾这段史迹,从他的叙述中,我看见了战火的硝烟,听见了大炮的轰鸣。
当年我祖父章荣初(1901-1972),在杨树浦华德路高郎桥堍开设上海纺织印染厂(公私合营后改为上棉31厂),那是一座占地七十亩,员工一千五百多人的大厂。
八一三战事爆发次日,我祖父急忙赶去工厂遣散工人,他在回忆录《我在旧社会的三十五年》(1963年手稿,未发表)中有详细的记述:
八一三爆发,闸北和虹口已经战火纷飞,苏州河北的市民都向租界逃难。
我马上到天津路上海纺织印染厂办事处,这时候,全体同事人心惶惶,非常混乱,厂里电话不断打来,说厂里已经流弹横飞,玻璃都打碎了。全体工人要求发遣散费,以便逃难,计算下来至少要三万多元。
我多次打电话给上海银行经理,但电话线路时断时续,无法取得联系。
8月14日,第88师攻克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国军空军第四大队在上海西南方上空击落多架日机。同时,幼稚的中国空军在轰炸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飞经大世界时,一枚炸弹掉了下来,造成平民死伤千余。
在上海任何地方都可以望见苏州河北被大火烧得通红的天空,和一股股升起的浓烟,密集的枪炮声在南京路都能听到。租界的英法军队在外滩和南京路垒起了沙包工事,戒备日军过河。
厂里消息传来,形势更加危急,工人迫不得已,把厂长团团围住,要求赶快发遣散费。
在这样十万火急的时刻,银行坚决不肯付款。我实在看不过去了,立刻赶到上海银行与经理李芸候商量,告诉他厂里的实情,实在无法再等了。经过再三请求,李芸候进去和陈光甫商量,最后陈光甫出来,说只能拿一万元现钞,再多是实在办不到了。
我拿了这一万元回到办事处,希望办事处派人送到厂里,不料竞没有一个人敢去。他们不敢去的原因,主要一怕危险,二怕数目不够,无法应付。根据十三天的工资计算,每人至少要发二十至二十五元,一千五百多人要三万多。
这时厂里电话一个接一个催得紧,在此紧急关头,我想再向银行多要是不可能的,有一万元总比没有好,写字间这许多人一个都不肯去,也难怪他们。这次去要进入战火纷飞的虹口和杨树浦,的确有生命危险。但大家不肯去,厂里的一千多人怎么办?难道他们不想早点离开厂门,回到家里带他们妻儿老小逃难去吗?
一瞬间我思想激动起来,说:“你们不去,那就我自己去吧!”
转身拎起装满现款的箱子。坐上汽车向杨树浦驶去,过了外白渡桥,汽车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飞快行驶。
一路上四次遇到巡捕和军队阻止,不让过去,他们说:“越下去越危险,马路上已经看不见一个人了,随时有流弹飞过来。”我对他们说,厂里一千多人在等我送钱去,好快点逃难,我怎么能不去呢?总算一关一关闯了过去。
当年闸北、杨浦一带是工人居住区,全是低矮简陋的木屋木棚,一颗炮弹就是一片火海、几十条生命。马路上一片狼藉,被打坏的车辆,燃毁的残屋,炸碎的砖石,散布一地。
到华德路时,一颗炮弹在前面爆炸,弹片飞过来,把我汽车的挡风玻璃打得粉碎,碎玻璃散了一车。四周炮声隆隆,一声连一声,震耳欲聋,空气中充满烧焦的味道。司机不顾危险,一直向前开。
前面就是杨浦港,快到工厂了,马路中间有很多沙包,汽车开不过去,这时一个警察过来,说绝对不可以再过去了,我对他说:“厂就在前面,厂里一千多人在等着逃命,不给他们发点钱怎么办?我非去不可的!”
他听了之后,就把马路上的沙包搬开了,让我的汽车开过去。我拿出一个银圆给这个警察,他说了声谢谢。
过了高郎桥,(到了)毗邻杨浦港的上海纺织印染厂(就是今天长阳路、河问路、眉州路之间的长阳新苑和荣丰花园——编者注)。
我到了厂门口。工人们就问我带来多少钞票,我急匆匆进办公室,马上问厂长,厂里还有多少钱,厂长说还有三千多元。我就叫他们在空地上放了一只八仙桌,我站在桌上,对工人们说:“在敌人炮火进攻之下,工厂不得不被迫解散。在这么紧急关头,银行不肯拿出钱来,我去再三商量之下,总算拿到一万元。有了钞票没人肯送到厂里来,我冒了险把钞票送来。你们看,在华德路上,流弹打碎了汽车玻璃,但大家要逃难,我也顾不得性命了。不过每人只能发十块钱,凭工卡向指定窗口去领。你们如果不答应,也没有办法,让你们出口气,把我打杀吧,但不过钞票还是每人只有十块。”
工人们听我这么一讲,又看我冒险而来,就接受了我的要求,每人领了十块钱,一千五六百人立刻散去了,住在桥南的用卡车送他们过桥。然后我关照厂长马上把工厂锁起来,炉火熄灭,总电门也关了。
大约两天后,整个工厂全部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仓库里所有原料和成品被这些强盗一把火烧了。
当时每想到上海纺织印染厂自1928年创办以来的艰辛,半生心血付诸东流,真是义愤填膺,忧心如焚,内心的痛苦无法形容。
8月23日,日寇派遣军登陆吴淞口,空军轰炸先施公司和火车南站,造成市民丧生近五百,伤过千,全市恐慌。至九月,日军集结陆军五个师团,坦克两百辆、火炮三百多门、飞机两百余架。同军坚持与日寇巷战三个月,宝山的中旧守军全部牺牲。蔡元培、
宋庆龄、
胡适等中国文化名人联名向世界各国文化界呼吁援助中国抗战。10月26日,
陈诚司令部所在地大场失守。11月11日,南市守军撤退,上海华界全部沦陷,租界成为“孤岛”。
我祖父在1938年底,东山再起,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开设了占地21亩的荣丰纱厂(今华敏世纪商业中心和住宅小区)。祖父在回忆录中还记叙了一桩与八一三有关的奇事:
在荣丰纱厂刚开工的某日下午,厂里来了一个警察,要找我,我从二楼办公室走下去,那个警察对我敬个礼说:“老板,你还记得我吗,八一三你到杨树浦厂里去,你给了我一块洋钿,我就放在制服左胸的口袋里了。过了一日,东洋兵打进来,一个子弹把我打倒在地,我只觉得胸口剧痛,一摸那块银洋被打碎成三瓣,那颗子弹正好打在洋钿上。我找了一年多才找到大老板你,我没什么好报答你,今天特地来给你磕三个头,报答你救命之恩。”
他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我把他扶起来,给了他五十块钱,送他走了。
这是我知道的八一三的故事。
今天我们的节日,都是欢乐团聚的日子,我们不应该忘记家国破碎、民族苦难的岁月。
八一三抗战,距今整整七十五年了。
每个中国人,每个上海人,都应该记得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