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失败的原因 长城抗战中的张学良
非我族类 2018-01-11
导致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导致长城抗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虽然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多少改变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抵抗的政策，实行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平息国人抵御外侮的呼声，是为了争取接受不是在最苛刻条件下的妥协，因而实质仍然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当长城抗战正处在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正指挥4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面对广大爱国官兵强烈的抗日爱国呼声，蒋介石曾严令：“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战，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何应钦、黄郛在与冈村宁次进行秘密谈判时，何对冈村说：“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何应钦的话道出了国民党屈辱地接受《塘沽停战协定》的真实意图，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最好的注释。
第二，两线作战是长城抗战失败的必然命运。
对日作战是关系全中国命运的大事，需要集中国内主要力量应战，但蒋介石只派中央军四五个师的兵力北上参战，中央军主力精锐一直在南方围剿红军。面对强敌，却如此轻率应付，这种两面作战，重南轻北的做法，一开始就决定了北方长城抗战必然失败的命运。正如有的台湾学者指出的：“热河之役的失败，张学良固然责有所归，唯蒋委员长实亦不无坐观成败之嫌。”
3月下旬，长城抗战最激烈的时候，日本调兵遣将，准备做最后的决战。此时蒋介石在北平怀仁堂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蒋介石和何应钦在与前线将领谈话中，都一再强调，“不要希望再增加兵力，要以现有的兵力对付日军，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争取外交解决。”蒋介石何应钦对长城抗战的态度，像一瓢冷水浇在抗日前线将领的头上。沉重的打击了前线将领抗日的决心。镇守冷口的商震，就是考虑到，在蒋介石的眼里，没有实力的将军是没有地位的，手中没兵权在军界也是难以站住脚的，此时的他既要尽一个军人的职责，抵抗日寇，又尽量要保存实力。因此他在前线始终只放一个师的兵力，预备队远在大后方。防御战线过长，便一字排开，没有纵深配备，没有机动兵力。因此4月上旬，日军对冷口发动强大攻势
的时候，尽管前线将士浴血奋战，他们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在多少次集团冲锋下，与敌血肉相博，坚守了5昼夜，最后镇守在冷口右侧的白羊峪141师721团官兵几乎死伤殆尽，敌人趁机突破防线，杀开一条血路，突进长城，从侧翼包围冷口，使冷口失守，造成长城战线全部退却，长城抗战最后失败。
第三，在战略上消极防御，死守阵地，被动挨打。
日军在进攻热河前，驻扎在华北地区和热河的中国军队（包括义勇军）达到35万之众，仅热河的东北军的数量并不少于日军，汤玉麟在热河境内部署的东北军就有近10个师的兵力，约10万人。而日军投入的军队仅2个师团又3个旅团，不过5万人，加上伪军才10万人。日军为达到战术上的优势先在山海关打响，又在渤海湾造成登陆的假象，牵制何柱国、于学忠等于滦东和津沽间而不能援热；还利用刘桂堂、崔兴五、李守信等伪军在察哈尔东部和热河北部牵制了中国守军5个师的兵力。同时，日军集中了装甲车、汽车、骑兵部队，沿交通大道快速调动，很快将热河占领。而中国军队处处设防，往往是一字排开，没有纵深，消极死守，线长兵薄，工事简陋，一点被突破，全线即溃。
中国军队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日军，而且有地形上的的优势，如果在日军进攻时，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大量杀伤敌人的生力军为目的，采取运动战、伏击战，夜袭战，或派出小分队，攻其后方，是能给日军以杀伤或遏制其进攻的。事实上，局部的出击是有奏效的，如第29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的夜袭等；大部队的前出和突进也能办得到，如冷口的进攻战，第26军在兴隆对日军的进攻和包围。可惜这种做法既未推而广之，亦未持久，这是由最高指挥者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造成的。即使是这样的战斗往往也只是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抗战以来全国军队的英勇牺牲，我们是十分敬佩的，但需要从血战中得出一定的教训。”“军事上的错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动仗，军事术语叫做‘单纯防御’。这样的打法是没有可能胜利的。”
第四，临阵换将，兵中大忌
长城抗战初期，张学良任北方军分会代理主任（主任蒋介石），蒋许诺黄河以北全由张节制，全权负责部署指挥对日作战。长城抗战刚刚开始，张学良被迫下野，何应钦任北方军分会主任。临阵走马换将，历来是兵中大忌。更何况两人对待抗日从来是就两股叉跑车，走的不是一条道。下面我们从两位主帅的经历、观念、行为，不难得出长城抗战的必然结果。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祖籍河北大城。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于7月4日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纵观张学良的一生，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1928年12月29日易帜，结束了十几年的军阀混战，实现了中华民国的形式上的统一。第二件，1936年发动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把东北拱手让给日本，在全国落下“不抵抗将军”的骂名。面对日军侵占热河，觊觎华北，张学良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认为寄希望于国联没有出路，不抵抗只有亡国，痛定思痛，张学良决心一雪耻辱，奋起抗战。1932年2月19日张学良给南京的电报说：“当1931年9月18日危机刚刚爆发之际，考虑到其他强国能主持公道，维持和平和主义，我忍辱负重，向国联呼吁救援，希望以此能得到公正的结果，结果事实并非如此，日本还在继续侵犯我们的领土。我们相信正义，可我们越是委曲求全，他们越是得寸进尺……。现在我的忍耐力已经到了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我一直坚定不移的执行中央的政策，我愿率领我的部下抗击入侵者，保卫我民族和我党，即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如果热河被占领，那将严重威胁华北安全。”张学良先后调动8个集团军，兵力达35万人，在热河以北、察哈尔以东和长城沿线布防，抗击日军进犯。热河失陷后，一时国内舆论大哗，茅头直指蒋介石国民政府和张学良。为了平息国内舆论，蒋介石推出张学良做替罪羊。3月10日一直在南方围剿红军的蒋介石突然北上，在保定的专用列车上会晤张学良，两个人进行了微妙有趣的谈话。
蒋介石：当前的局势好比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俩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
张学良：我离开……(随后长时间沉默)
蒋介石：接到你的辞职电报，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实在不愿你离去。不过，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俩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
张学良低头沉思不语。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4月11日出洋。他在辞职通电中申诉了自己的苦衷：
“我从担任公职以来，就一直为巩固中央政府，实现国家统一而竭尽全力，我始终如一的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我选定的道路上从没动摇过。正是由于考虑到这个目标，我才不顾日本公开威胁，升起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我支持和促进国民党在东北的活动，并且最终于1930年秋率兵入关支持全国统一的大业，我一直坚定的相信，若要抗击外来侵略，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而正确的中央政府。当1931年”九一八”危机爆发时，我因病困在北京的病床上，我相信向国际联盟呼吁能够得到公正的裁决。当日本侵略热河时，我得到命令保卫这个省，于是迅速派我的部队与敌人交战。战事爆发以来，将士们始终忠实地履行着他们的职责，不管结果如何，我的数万名部下终归为国做出了最后的牺牲。”
3月11日正是长城战场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冷口刚刚被夺回，喜峰口、古北口正在激战，在北方军分会，却换了主帅，何应钦被任命为北方军分会代理主任。
纵观张学良的一生，注重民族大业，维持国家的统一，寄希望建立一个独立，强大的国家。九一八事变，张学良认为自己既然投身南京国民政府，就要维持政令、军令的统一，忍辱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拱手将东三省让给日本。事变以后张学良洞察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为了国家，为了东北父老乡亲，也为了自身的名誉，激起了他抗日爱国的雄心，决心保卫热河，保卫长城，抗击日本侵略者。这和后来发动“西安事变”是一脉相承的。张学良是积极主张抗日的将领。
何应钦经历、政治倾向则与张学良不同。
何应钦，字敬之，1889年4月2日出生贵州省兴义——曾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5年后追随蒋介石。1927年参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9年任国民政府海陆空军总参谋长。1930年8月5日任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1931年兼任南昌行营主任、前敌总司令，指挥国民党军队两次“围剿”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均遭失败。何是蒋介石“攘内必先安外”的积极支持者，主张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被认为是国民党中亲日派人士。1933年3月兼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主任，指挥长城抗战。
何应钦担任北平分会代理主任，坚决全面地贯彻蒋介石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
如张学良在对敌指挥部署上，以固守现据守阵地，再图反攻，收复失地。3月6日张学良部署：在冷口“固守抚宁义院口、界岭口、青山口一线，万福麟部队待宋哲元部队进驻宽城后，率部集结于抚宁、卢龙一线，投入反扑。”在喜峰口“第三军团协助32军扑灭冷口之敌，一部接第4军团宽城防务，而以主力在迁安、喜峰口至遵化集结，准备向平泉方面进攻敌人。”张学良不仅防御，而且积极反攻，准备收复失地。蒋介石何应钦指挥抗战，完全是消极防御。
29军3月11日绕攻胜利后，蒋介石12日电告29军总指挥“查古北口能守，则喜峰口自不能过于突出，户务坚守口门，临机处置为要。”14日又电：“扼守喜峰口外拟定数个重要据点，与敌坚持，无过突出，以其节省兵力。”3月15日何应钦部长删战电令： “前线部队不必坚守一线，宜使活动使用。”“现中央军未完全到达，东北军未完全整顿完毕以前，可以少数兵力警戒各口。如敌另以生力军来攻，则将其引入口内，再以生力军两侧或一侧袭击之，定有奇效。使敌再不敢企图长城矣。”3月17日，蒋介石电令:“敌既击退，应在关口附近构筑强固工事，先稳妥定阵脚，然后再图发展。常保决胜冷口。则全国之幸也。”蒋介石、何应钦完全没有积极进攻的意识和部署，摆出一幅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架势。同时却请求亲日分子黄郛出山，积极谋求和谈。
长城抗战开始阶段，3月15日以前，长城各守军接连打了几场胜仗：3月8日冷口的进攻战；3月9日、11日喜峰口两次绕攻；滦平青山梁阻击战；古北口阻击战等都重创了日军，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客观的说这还是张学良部署的结果。3月11日张学良下野，何应钦主持北方军事，3月15日以后，战场转入被动，各个战场处处挨打，步步撤退，致使前线高级指挥将领抗战信心动摇，由观望到保存实力，消极抗战，进而导致冷口失陷，全线退败。
第五，中国守军装备落后，日军装备精良。中国军队虽有优势的地形和杀敌的勇气，但在敌强大的火力下，徒增伤亡。日军的作战装备有装甲车、坦克，下有火炮作掩护，上有飞机轰炸相配合，机动性强，火力猛。而中国军队的装备与日军相比，大相径庭。以第29军为例，该部装备差，火力弱，有兵无枪，有枪缺弹，只是每人大刀一把，手榴弹六枚。即使中央嫡系部队如第2、第25师上阵的士兵还是“赤脚草鞋”，第2师的“轻机枪还在仓库里”。该部守备的古北口、南天门险要地段之所以被日军攻占，日军的优势火力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国军队装备差，中国军队大多打的是击溃战，很少有歼灭战，就是包围了日军也不能歼灭，只得放弃而归（如兴隆之战）。日军强大的火力给中国守军很大的杀伤。据战后全国统计，中、日伤亡的比例为11：1，可见中国军队在日军火力下伤亡之大。消极防御的战术思想，加上低劣的武器装备，使守军不得不依赖长城这个古老的工事进行作战，落后的战术思想和过时的防御设施带来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第六，中国守军一部分官兵素质差，缺乏斗志，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中国守军不乏训练有素的部队和忠勇爱国的官兵。第29军发场了西北军刻苦训练的传统，平时训练，以日本为假想敌，所以第29军印象是“卒伍整觞，无矜气，无怠容”。虽然装备低劣，然而用大刀杀出了威风。中国军队的不少官长在作战中能身先士卒，带头拼杀，如刘汝明、赵登禹、佟泽光、关麟征等人皆是。可惜像这样的人太少。中国一些军政官员的腐败昏庸在这次作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北平军分会的主要官员平时沉湎于酒色之中，一些军国大事竟在交际苑里处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军师团作战，或因斗志不坚、指挥失当，或因麻痹松懈、缺乏协同，导致了战斗失败。如中央军第2师一部在防守古北口八道楼子时自恃地形险要，官长带领士兵赌博，致使日军趁夜偷袭成功，八道楼子阵地全失，古北口防御全线动摇。“……东弱军苟遇日人攻击，靡不望风奔溃，事实昭彰，毋庸隐讳。愚意其过不在士兵，而其主因在乎官长之素质与营长以上之动作。”万福麟部在儿河设防时，线长兵单，“分散兵力，既不能增援，又不能固守”，“并且师以上指挥官的位置均距第一线200里以上，交通不便，通信器材不足，前后方通一次电话需要若干时间。这对于作战已经不能及时应付，更谈不到兵力的活用和互相呼应了。对群众没有联系，没有宣传，故对敌方行动毫不察悉，敌不找我，我不找敌。这也是失败的因素。”商震第32军防守冷口一带正面百余里的防线，只派了一个师，“其余的两个师和军部直属部队都控制在远远的后方北平”，“所谓准备也不过是加强工事，把炮兵推进到冷口外面，准备支援前进阵地，但又不敢推进过远”，实际上是摆个架子，指望日军占了热河以后不再向冀东进展。这些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
从凝聚力上看，内部不团结。从古北口战役中，也可以看出在国民党政府的军队中，不同派系的军队在一道作战，是很难团结互助的。关麟征要利用张廷枢作掩护，而张则在战况吃紧时把自己的部队撤走，使关部吃很大的苦头，可谓“弄巧成拙”。即使同在一个派系内，也各有各的打算。同样的道理，蒋介石对于他的中央军也是不轻易给别人指挥的，所以最初他派杨杰担任古北口方面的第8军团总指挥，杨曾提出“后退配备的战略，”即打算在九松山（现在的密云水库附近）一带构成一个口袋阵地，诱敌深入，一举歼灭。这个计划与当时那种“节节抵抗，步步挨打”的战略相比，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方面说，要高明得多。可是就敌我双方军队素质与装备的悬殊，以及当时华北的具体情况来看，杨杰的战略是行不通的：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战略思想，与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何应钦对他大为不满，请求蒋介石赶快把他调走，由徐庭瑶兼代第8军团总指挥的职务。
关键词: 长城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