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抗战中的张学良 张学良是狗屁爱国将领
非我族类 2017-12-29
继“不抵抗”致使东三省沦陷之后的热河抗战的确大有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然而热河抗战失利，笔者则认为张学良在主观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1、张学良为保存东北军的实力是他未能坚持抗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保存东北军实力的思想一贯在张学良的头脑中存在着。在与蒋介石长期交往合作的过程中，张学良深知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完全是由他手中的军队为之赢得的，因此保住东北军也就是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保住自己的一切，从马占山身上张学良已看到了自卫的结果：失地又失军，他宁可失地也要保住军队，这正是他当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完全有条件进行抵抗之时而不予抵抗、忠实地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导致仅1万人的日本关东军一口气吞下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的中国国土原因之所在，也是当日本关东军大举进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锦州南京政府先后两次给张下达“防守锦州”的命令，最终张学良仍是撤兵关内的原因之所在，亦是作为主持华北军政的北平军委会委员长的张学良在居于华北最前沿的热河抗战中迅速失败的原因之所在。
张学良的确为失东三省而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而懊恼，但保住东北军实力对他来说更重要，因此，在热河抗战中的张学良仍未能坚决抵抗，对此，当时的报道和后来的回忆早有定评。《大公报》在其社评中指出：“不特汤玉麟所部不堪一战，即其他军队，固亦未尝做有效之抵抗”。3月初，宋哲元的29军从万福麟部接防喜峰口后，与日军拼命搏战，取得胜利，全国为之振奋。天津《益世报》说“喜峰口一战”证明收复失地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是肯不肯做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科学器械的问题，是有没有忠勇的问题“。其实，一年前，蔡廷锴、蒋光鼐在上海以数量少、装备差的十九路军与数量多装备精的日军激战一个月，却打成了平手！如果大约二十几万东北军当时能像大约3万十九路军那样，即使不能长期守住热河，也绝不会失败的那样快那样惨！
2、张学良及其将领的恐日病严重也是热河抗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学良从小生活在东北，加之其父张作霖与日本关东军的特殊关系，使之对日本、尤其是对日本关东军的势力之可怕有着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他一向十分敬重的、博学多识、军事造诣较深的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就是因为日本的出兵干涉而功败垂成的；其老谋深算曾游刃于中国政界数十载并称霸于一时的老父张作霖也正是被关东军搞阴谋炸死的。因此，张学良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十分慎重，在其父刚被炸死之时，其部下气愤之极想为老帅报仇之时，他就曾阻止道：“如果一旦开战，东北必定要失败。”结果竟让眼前的杀父仇敌来去自由，且他在与日方谈判时，也“总是以柔和恭敬地态度、洗练的表现来应酬”。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东北当局为防止冲突升级事态扩大，曾采取抑制民众的方针，张学良认为中国国力还脆弱，冒然对日本作战必然失败。“若有冲突，将重蹈旅顺、大连之覆辙。”1928年12月，张学良在给其驻南京代表的信中说：“学良不卖国，但有为大势所迫非办不可之事，此乃弱小民族被人压迫之实况，人应谅之。”1931年夏，日本挑起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风潮之时，张学良致电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张学良的恐日病有多么严重。东北军的将领也多有亲日倾向，他们的恐日病也很严重。也正是由于张学良与其东北军将领惧怕与日军交战，才导致了他们曾组织一系列抗日举动，如组织锦州、榆关、热河的抵抗皆因抗战不坚决而失败。
3、张学良入关后的堕落、意志消沉也是导致热河抗战失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按蒋介石的要求，1931年4月17日张学良离沈、赴北平主持海陆空副总司令行营。在北平春光无限、鲜花盛开的4月，张学良偕于凤至、赵绮霞一块住进了顺承王府，他又回到了四年前选择的安国军大元帅帅府，一时的满足使之竟忘乎所以、贪恋安逸，“度尽追欢求乐、纸醉金迷的荒诞生活”，这使其在1928年易帜前后坚决抵制日本，想好好干一场的勃勃英姿尽失。张学良当时吸毒也十分严重，据载1933年2月17日，张学良陪宋子文到承德视察，路上张学良每行30里就得停车一次注射毒品，到承德时已疲惫不堪。尽管热河战事他也曾做了许多努力，并大谈“舍奋斗无以求生”，然而在他即将从承德视察返回北平的当天，他才在匆忙中将军事部署告诉临时上任为保卫热河的总指挥张作相。四天后，日伪军即已兵分三路进攻热河，而此时，我方兵站的设置、粮饷的供给，都没有来得及解决，甚至计划部署的许多守军还没有进入防地，结果汤玉麟部大多非降即逃，“热河抗战”旬日即败，这不能不说与张学良当时的堕落和消沉意志有关。
综上，笔者认为热河失陷汤玉麟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作为主持华北政务及边防的北平委员会委员长的张学良更有推卸不掉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