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渡嘉陵江战役领导人 强渡嘉陵江的意义
非我族类 2017-11-23
强渡嘉陵江战役领导人
徐向前（1901～1990）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原名徐象谦，字子敬。山西五台人。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排长。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指挥所部抗击国民党军20多万人的“六路围攻”。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曾获金质红星奖章。1936 年7月，第四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1938年4月 ，率第129师和第115师各一部进入河北省南部，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6月到山东，任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后任抗日军政大学代理校长。1948年3～5月，指挥临汾战役，以大部分新组建之部队，攻克设防坚固的临汾城。6～7月指挥晋中战役，以6万兵力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解放县城14座。1948年10月到1949年4月初，带病组织指挥太原战役，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78～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在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发表过多种军事论著。曾著回忆录《历史的回顾》。
陈昌浩（1906～1967）中国工农红军将领。湖北武汉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11月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1932年10月，参与指挥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四方面军（兼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川陕苏区，同徐向前等指挥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5月参加长征。第一方面军与第四方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曾获金质红星奖章。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转赴延安。1939年8月去苏联。1952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等职。1967年7月30日卒于北京。
强渡嘉陵江的意义
嘉陵江战役的胜利，不仅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彻底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的旨在消灭红军的“川陕会剿”计划，而且歼灭了大量敌人，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牵制了大量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随着这次战役的胜利，大大推动了川西北地区人民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进而使红军在占领的广大地区内，获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补充，为后续长征和会师中央红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强渡嘉陵江战役是打破敌人“川陕会剿”，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一次重大战略转移
红四方面军在强渡嘉陵江战役中，不仅歼灭了大量的敌人，而且分散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兵力。当方面军出击梓潼，包围江油、进逼绵阳，威胁成都之时，蒋介石惧怕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与涪江之间建立新的根据地，更怕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地区会合，便急忙调遣重兵，组织以江油为中心的对红四方面军的新的围攻，以刘湘第六路王缵绪部及第五路唐式遵之一部共13个旅为右纵队，出绵阳、魏城，沿涪江左岸前进。胡宗南部则由碧口、文县南下、青川、平武。第五路唐式遵之另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沿嘉陵江一线，阻止红军东返；第三路李家钰部则位于东起阆中，西经石壁庙至店垭子一线，防止红军南出。这样，红四方面军便控制和吸引了敌人130个团的兵力，致使川康地区防务空虚，而南面之敌又赶调不及，只有刘文辉少数部队。这就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在川、黔、滇的活动战略，取得了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战斗的胜利，保证了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二、强渡嘉陵江战役是我军大规模强渡江河作战成功的第一个范例
嘉陵江是四川四大河流之一，水深流急，苍溪与阆中之间，江宽一般都在200公尺以上。敌人在沿江配备重兵防守，戒备森严，碉堡林立，仅以昭化以上至宁强边境200余华里的的江防线上，就筑有碉堡200余座，江上船只全被敌人掠往西岸，并强迫当地群众于沿江重要滩头阵地挖陷井、埋竹签，妄图凭借嘉陵江天险，阻止红军西渡。当时，红四方面军约8万人，加上后方机关和地方干部职工共约有10万多人。为了顺利实现渡江计划，红四方面军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计划。
（一）鸳溪试渡。早在广昭战役时红三十一军曾以一部向苍溪沿江地段进玫，试图突破嘉陵江。红军以苍溪永宁场为中心，组织制造术船九只,并在水宁场后大堰塘 ,训练战士划船、泅水和渡江战术，经数日临战训练，挑选三十八人组成突击队，从苍溪县鸳溪口上游的通竹溪试行偷渡，实施突破，因敌人防守严密，兼地形十分险要，渡江未果，三十八名红军，除两人外，全部壮烈牺。这次试渡的失败经验，为后期强渡嘉陵江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为战役的胜利做好了铺垫。
（二）做足战前准备工作。一方面是渡江训练。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的部队，利用嘉陵江东侧支流的东河，开展水上练兵。请熟练的老水手、老艄公当教练，帮助培训水手。在技术上主要学会操驼，进行江河水性知识和上下船的教育；在战术上着重训练偷渡和强渡的突击动作，以及登陆作战、巩固扩大登陆场、火力支援、保障后续部队投入战斗等。另一方面是赶造战船。组织150多名技术工人，隐蔽在离塔子山渡口40里的王渡场山沟里，加紧赶造船只。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亲临造船工地给工人们作政治动员。经过军民同心协力，在短期内造就了大小船70余只和3座竹扎便桥构件。为渡江作好了物资上的准备。
（三）发动渡江战役。在渡江战役发起后，红军分三路分别从苍溪县城东南的塔子山、鸳溪的以南的石罗锅、阆中与苍溪交界的涧溪口渡江，采取了隐蔽接敌，突然打响，偷渡与强渡相结合，重点突破与扩大正面多路突击相结合的办法，迫使敌人防不胜防。渡江成功后，又立即攻占了敌江防重要支撑点、素称天险的剑门关，致使敌整个防线土崩瓦解。在短期内，即占领了嘉陵江、涪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取得战役全胜。
嘉陵江战役，强渡的江河之宽，渡过的人数之多，取得的战果之大，在红军战史上是罕见的，整个战役，无论是战前准备、突破江防和纵深战斗的各个阶段，都集中体现了徐向前总指挥精湛的指挥艺术，体现了红四方面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红军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次战役取得的经验为尔后部队渡涪江、氓江，乃至渡黄河，都起到了借鉴作用。
三、嘉陵江战役的胜利使红军获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补充，为继续长征和迎接中央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的生存，是离不开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补充的。正如徐向前同志指出的：“红军打仗，一要吃饭，二要穿衣，三要兵员，四要武器弹药。没有这些，所谓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便是空想”。可是，川陕根据地后期，由于长年战争的消耗和破坏，加上张国焘推行“左”的一套错误政策，致使生产荒芜，商业凋敝，财源桔竭。这对红军的发展和支持战争的需要，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红四方面军打过嘉陵江，不仅从敌人手上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而且在解放的大片土地上取得了许多粮食、物资、从而装备和补充了自己，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同时，在新赤区内，广泛号召青年参军，获得了大量兵员补充。据统计，仅江油县参加红军的达6000人之多，梓潼、剑阁、北川、平武县亦在1000人以上。南部县升钟游击队3000多人改编为三十三军独立师舌随大军一起长征。参加红军的广大战士，在长期的革命斗》中，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部队占领中坝后，为了筹集更多的粮食、物资，迎接中起红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余洪远，奉徐向前同志的指示，率后方机关干部和妇女独立团等近万人进驻中坝，一面宣传，一面筹粮，先后筹集了900多万斤粮食和大量的盐巴、豆办酱、腊肉、海椒面等。这些物资，后来有不少都送到中央红军手里。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朱总司令路过马尔康，在接见余洪远同志时还赞扬说：“搞了这么多东西，真是完成了一项光荣的任务呀，中央领导同志、中央机关和不少一方面军的同志，都吃到你搞的粮食，我还吃到你们从中坝带来的腊肉呢”。可见，藉陵江战役中，红四方面军获得的大批粮食、物资，不仅保障了本部队的供应，对支援红军长征，密切两军关系方面亦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嘉陵江战役，红四方面军仍将困在川陕根据地内，物资匮乏，人心浮动，难免不与民争食，加上敌人大军遥境，不但不能使根据地“寸土不丢”，相反，还会使红军的有生力量遭受巨大损失。那时，不用说支援一方面军，就连自己也难以维持。由此可见，嘉陵江战役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是何等的重要。那种认为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是“退却逃跑”，是执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路线”的指责，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强渡嘉陵江战役，红军不仅在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在战略战术运用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在地方工作上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由此可以证明，自从遵义会议党中央决定把战略目标放在川西（中途有过变化）以后，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等的率领下，坚决听从了党中央的正确指挥，创造性地执行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胜利地强渡了嘉陵江。这一重大战略行动，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为推动地方革命斗争的发展，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历史功绩将永载革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