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州起义精神的八大内涵 龙州起义胜利的力量之源
非我族类 2017-11-07
一、龙州起义精神包含一种坚定信念的精神。理想和信念是行动的先导和内在动力。对党的信仰的坚定，对党的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心，是龙州起义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龙州起义中涌现出来的成千上万骁勇善战、不怕牺牲的红八军战士，对党、对党的事业怀有坚定的必胜信念。其中，龙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同志就是坚定信念的典型。李明瑞从一个旧军队军官慢慢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从一个民主主义者逐渐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动力就是对党始终保持有坚定的信念，对党的事业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心。1986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桂林时，对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纯束反复强调:“你们要多宣传李明瑞，他是一个能艰苦奋斗的人，勇敢，善于指挥，行军、冲锋、打仗总在前。”这其中蕴含着邓小平对这位生死之交的战友的无限怀念之情，也是对李明瑞同志对我党事业始终持有坚定信念的肯定。
二、龙州起义精神包含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百折不挠是一种具有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的艰苦奋斗精神，是龙州起义胜利和左右江根据地红旗不倒的力量之源。龙州起义前夕，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斗争充满了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但是，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抱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无私无畏，百折不挠，卓有成效地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了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和革命精神。一是龙州起义显示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力量。从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追求真理的执著，到红八军全体指战员不怕牺牲的顽强斗志、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都体现了崇高理想和革命信念的力量。1930年3月20日，在著名的龙州铁桥战役中，面对数倍于自己力量的反动势力的偷袭，红八军二纵队和赤卫队战士进行英勇战斗，在腹背受敌、弹尽援绝情况下，最后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约400名指战员和赤卫队员血洒桥头，壮烈牺牲。二是左江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难，团结一致，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突破了敌人长年累月的“围剿”和封锁，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发展壮大。三是在红八军军部和第二纵队失败之后，红八军第一纵队艰苦转战桂越滇黔边7000里，到达右江乐业与红七军会师。
三、龙州起义精神包含一种以民为本的精神。坚持以民为本，积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智慧和力量，是龙州起义精神的重要内容。在左江地区革命斗争时期，党和红八军之所以能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恶劣条件下坚持战斗，其根本原因就是党和红八军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以实际行动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得到了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党群关系。左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根据地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密切联系各族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他们站在工农阶级的立场上，关心他们生活的苦痛。党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把田地分给农民，使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在红八军的发动、支持、带动和帮助下，凭祥、崇善等七八个县分别建立了革命政权，农会组织遍布13个县，农民武装发展到10000余人枪；广大工农群众踊跃参军，使红八军从1000多人扩大到3000多人；龙州工会组织也有了较快发展，行业工会发展到22个，会员5000多人。
四、龙州起义精神包含一种奉献拼搏的精神。龙州起义奉献拼搏的精神体现了红军将士和革命根据地军民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不怕困难、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革命情怀和高尚情操。奉献，就是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拼搏，就是为了实现党的目标和任务，勇于斗争直至牺牲生命。创建左江革命根据地是红八军艰难创业时期，邓小平等起义领导者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克勤克俭，与普通民众同吃一锅饭，同穿一种衣，废除雇佣制度，实行官兵一致，患难与共、奉献拼搏，经受住了艰苦岁月的考验。如红八军指战员何建南就表现出共产党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于牺牲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被叛徒出卖被捕，敌人用铁钉把十个手指钉在木架上，进行严刑拷打的情况下，何建南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痛斥敌人，在临刑时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杀了我一个何建南，还有千万个何建南，我干革命到今日为止，革命永不会停止。”并不断高呼“共产党万岁”。许多像何建南那样的左江优秀儿女抱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党的事业赤胆忠诚，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许许多多的红军战士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前仆后继，用他们生命的最强音谱写了一曲曲英雄赞歌。这种革命的崇高与悲壮，正是来源于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军民勇于奉献拼搏的精神。
五、龙州起义精神包含一种反帝驱帝的精神。龙州起义爆发，法国帝国主义害怕失去在龙州地区的特权，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阻挠龙州革命的发展:不仅警告红八军，还照会广西省政府，甚至派出飞机对龙州地区进行骚扰和挑衅。对法帝国主义的破坏和攻击，红八军和左江人民，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周密部署，通过各种方式给予坚决的反击。1930年2月12日，由《工农兵》报发表《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提出：“扩大反帝运动；用群众革命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出华；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资本企业；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1930年2月19日，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又在龙州镇新填地广场召开声讨法帝罪行的万人群众大会，会上宣读《告全国民众书》，并用英、法两种文字通电全世界。会后进行游行示威，数千群众在左江赤卫队指战员带领下，振臂高呼“打倒番鬼佬”“打倒帝国主义”“法帝国主义滚出去”的愤怒口号响彻云霄。左江革命委员会根据龙州军民强烈要求，没收法领事馆和教堂掠夺的财产，逮捕躲藏在里面的豪绅恶霸，并通过革命外交将法帝领事嘉德夫妇、海关官员及传教士等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国国境。193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红旗》杂志第八十六期专门发表了题为《赤色的龙州》的社论，赞扬龙州军民的反帝斗争“已经做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十年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实在是所不愿做的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新纪元，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将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
六、龙州起义精神包含一种敢闯敢创的精神。大胆探索，敢闯敢干，敢于创新，是邓小平等革命前辈在龙州起义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广西具体实际相结合，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创造性地解决广西革命斗争面临的一系列难题的重要内容。一是坚决抵制共产国际和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创造性地指导和开展广西的统战、兵运斗争实践，与主桂的国民党左派重建革命统一战线，开创了统一战线和兵运工作新局面。大胆突破“城市中心论”，创造了武装起义新模式，创建了由党掌握的原国民党正规部队和工农革命武装结合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二是善于吸取朱毛红军和百色起义的成功经验，制定切合左江地区实际的民族、土地政策，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农民”等办法开展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支持红军革命战争。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以革命政权的形式，用革命武装和人民力量，收回在龙州的法国领事馆和海关，废除帝国主义的领事裁判权、海关管理权等殖民地制度和特权，抗击了他们的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是我们党为实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一次伟大实践，是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创举。
七、龙州起义精神包含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当时，革命处于低潮，党内在阶级关系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分析；在革命道路上照搬苏俄十月革命的“城市中心论”。在龙州起义实践中，邓小平正确吸取大革命失败和南昌、秋收、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灵活的革命策略思想，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党的指示与广西斗争实际结合起来；尊重实践，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成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1929年12月中旬，邓小平和何世昌、严敏等从右江来到龙州，鉴于蒙志仁叛变的教训，邓小平指示第五大队借鉴第四大队的经验进行整顿改造，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成立士兵委员会，揭露和撤换反动军官，纯洁队伍，教育官兵；放手发展左江工农运动，壮大工农赤卫队。1930年2月7日，邓小平从上海返回龙州，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大胆突破“城市中心论”的教条主义框框，果断命令红八军停止东进攻打南宁的行动，回师左江苏区，避免了红八军全军覆没的危险。
八、龙州起义精神包含一种民族团结的精神。左江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区内居住着壮、瑶等民族占90%左右。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采取歧视、压迫和挑拨离间的分化政策，使各民族之间存在严重的隔阂。因此，民族平等、团结奋斗成了龙州起义精神的重要特色，也是左江根据地人民红旗始终不倒的坚实基础。邓小平领导龙州起义把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同实际结合起来，使各族人民团结到党的旗帜下，共同走“武装割据”的道路。一是大力宣传和践行党为各民族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宗旨。龙州起义前后，邓小平领导广西前委，大力宣传党为各族工农群众谋利益的宗旨，组织干部深入到壮乡、瑶山中，与各族群众打成一片，关心他们的疾苦，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二是推行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团结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政治上，给予各民族人民平等的参政议政、参军、入党的权利和机会，使少数民族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三是重视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大胆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干部在密切党群、干群之间的桥梁纽带和革命中坚力量的作用。（作者分别系崇左市委党校、扶绥县委党校）
关键词: 龙州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