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运动对云南社会的作用 护国运动如何推动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

　　我们都知道，护国运动的首义发生在云南，所以这场运动必然会对这一地区产生影响，事实也确实如此。护国运动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社会的发展进步。其实不仅在云南，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革命高潮，也离不开护国运动的推动作用。
　　（一）护国运动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社会发展进步
　　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运动是近代云南人民革命斗争的一次高潮。云南人民经历了“重九起义”到“护国首义”直至袁世凯垮台的中国近代史风云，是全国最早响应辛亥起义的几个省份之一，打响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第一枪。谱写了敢为天下先的耀眼篇章。
　　近代云南各族人民朴实好义，富有爱国热情。在外国列强和封建势力的侵略、压迫下，从来没有屈服，进行过多次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斗争，具有光荣反侵略的传统。１８７５年反击英国马嘉理及其武装人员入侵斗争；１９０７年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的斗争；１９１０年反对英法霸占七府矿产的斗争；１９１１年反对英国人入侵片马的事件都表现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斗争精神。
　　１９０５年，云南留日学生中吕志伊、李根源、杨振鸿、罗佩金、唐继尧、张子贞等百余云南籍学生先后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受孙中山接见或聆听其演讲，为孙中山博大胸襟、革命精神和伟大人格魅力所感染。以革命手段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是同盟会的一贯主张。孙中山革命纲领的巨大号召力，在重大决策中的关键作用，以及１９０８年同盟会领导的云南河口起义，１９１１年１０月的腾越起义、昆明重九起义的举行突出了同盟会成员自我牺牲的先锋行动和在整个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成为当时“中国革命之中枢”。“重九起义”和“护国首义”在云南发生是深受了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
　　云南护国首义发生在１９１５年１２月。护国军中同盟会员和国民党人大多是中坚骨干分子。护国军成立后，民众欢声雷动，军队士气奋腾。青年踊跃入伍，募兵处门庭若市。学生分赴各地宣讲，《滇声报》《义声报》报道“滇省倡义以来，举凡国民莫不欢欣鼓舞，壮者尽力，富者输财，踊跃争先，热忱爱国”；“全省妇孺老幼，额手称庆”“近因军兴之故，军饷支绌，省内外各县人民，均深明大义，输纳粮税，异常踊跃，商绅慷慨陈词，积极赞助”；昭通士绅发起十字会，专以救护受伤军士为宗旨，躬历战地，履行职务”；“骡马悉被征用，自经此役，运道阻滞，商务萧条，数年不能恢复”。赵藩、陈荣昌等社会贤达表示愿与护国军共生死，与民国共存亡。各地人民热情高涨，争相为护国军架桥修路，运送弹药。“足见滇人爱国热忱，均有毁家纾难之慨。”云南这个边远贫瘠的省份，举全省之力支撑了护国战争的进行。云南都督府在护国期间裁减政费及发行护国公债，公债发行《条例》“专备民国征讨独夫之用，名曰中华民国护国公债”。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任可澄联名《致华侨劝捐公启》，呼吁爱国侨胞共襄义举。广大侨胞闻云南起义后，热烈响应，筹款助械，不遗余力，壮大了护国义举的革命声势。
　　经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运动的洗礼，启迪民智、开化风气，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群众显示了比辛亥时期更多的热情，云南民众对国家前途命运更加关切。与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盲目性、封闭性、保守型的特征相反，民众对新思想持开放态度，参与性加深，对新事物的共识增加。民众的风尚习俗、文化教育、宗教伦理、生产活动等社会生活方式有较大变迁，促进了社会多方面的变革。及至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大后方的昆明以其包容、开放的姿态接纳全国众多高等学府、研究所和工厂企业，对促进云南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的发展取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二）护国运动推动了全国范围逐步兴起的革命高潮
　　护国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兴起，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云南各界忠勇奋发，万众一心，卒将已去之共和，挈而复正，丰功伟烈，震耀寰区，不予表彰，何以示后”。“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护国运动把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提高了一步，是中国革命又前进一步的标志。但是，护国运动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根基，不可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护国运动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阴谋，阻止了历史的倒退。其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的进步。护国首义是云南辛亥革命在西南地区的继续和发展，得到社会各阶层和广大民众的支持，使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全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逐渐取代改良派思想，成为先进知识界中的主导思想，这是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以国民党争取自己独立发展前途的史实为例。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经历了一段坎坷颠踬的年代。１９１２年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等４个政团组成国民党。国民党曾经发动反袁的赣宁之役（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北京议会中一些国民党人宣称赣宁之役系孙中山和黄兴个人行动，“与本党无涉”。之后，国民党陷于瓦解，孙中山乃发奋重建中华革命党。新建的中华革命党以继续革命，坚决反袁为宗旨。但其组织方法和纲领不足以团结人民。因而，在护国运动中主要起领导作用的不是中华革命党，而是梁启超等进步党人。护国运动的胜利，对中华革命党人有启迪作用。孙中山就清醒认识到“革命有非常之破坏，如帝制为之斩绝，专制为之推翻。”他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演说：“革命党提倡革命，是初步工夫，建设真正共和则全靠国民。国民须有远大之眼光，辨别是非之常识，缓缓做去才能造成。”
　　此后，中华革命党恢复国民党名称，继而又改称中国国民党。孙中山没能密切地结合人民大众，曾亦思并利用军阀的力量去护法，始在广东依托陆荣廷、唐继尧之实力，进行护法运动。之后，又依靠陈炯明，陈叛乱，护法运动不得不宣告失败。因为护法运动本身有其弱点，国民党思想落后于形势。国民党步履维艰，进退失据。但孙中山宁肯失败而终不与军阀同流合污，不与军阀势力妥协，坚持斗争，仍不失为其时中国政治中之重要进步力量。
　　历史是一步一步前进的。虽然１９１６年掀起护国运动，１９１７年掀起护法运动，但是，中国人民这一时期进行的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都未能找到真正解救中国的出路。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给予孙中山以强烈的影响。孙中山重视五四运动后革命思想潮流，他说：“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倘能继续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１９２２年，孙中山与共产党人李大钊谈话指出：“我国在近期内，想要依靠短暂的统一来实现永久的和平那是不现实的，除了四万万民众的觉醒和真正的群众性的改革之外，别无他途可寻。”孙中山审时度势，与时俱进，高瞻远瞩，毅然为之，亲自主持共产党人参与国民党改组，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
　　１９２４年１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中国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孙中山逝世前后，两广统一，黄埔军校成立，工农运动兴起，北伐战争胜利进军。“此数年间，国民党面貌一新，生机勃勃”，推动了国民革命新高潮。
　　“五四运动”运动“启导广大人民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这些翻天覆地历史变革是不断探索、不断在矛盾中前进的历史，其获取的经验教训，给中国人民和他们中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中国先进分子认识到，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取得成功。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以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国的先进分子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了条件。
　　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新兴的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及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革命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