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皖战争的影响 如何评价直皖战争
直皖战争的影响
直皖战争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和经济上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
一、直皖战争直接的政治后果是段祺瑞、徐树铮及其皖系、安福系的倒台,直奉控制了北洋政权。战后直奉两系在处理皖系和善后事宜等重大间题上明争暗斗,直到天津会议才达成了所谓的“谅解”。徐世昌应直奉要求下达了一系列命令,诸如准免段棋瑞本兼诸职、查办以徐树铮为首的安福系祸首以及其他皖系皖军高级头目等等。皖军也被收编和遣散。自此皖系皖军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二十九日,张作霖在天津“与曹馄、徐世昌、靳云鹏一起召开所谓‘四巨头会议’,商定了控制北京政权的大计,议定六个条件,其中心内容是北京政府的一切重大措施,均须经曹张二人同意。”
直奉两系在瓜分、争寻地盘的斗争中不遗余力。由于直奉两系军阀瓜分占据了各地督军的位置,实际上也就相应地瓜分了所辖范围的地盘。仅从两系对安徽和江苏地盘的瓜分中可见争夺激烈之一斑。北洋政府在两系的吵闹中不得不许诺给张他项利益,换取张同意与直系有关系的张文生升任皖督。李纯曾是显赫一时的长江三督的首要人物,也因战后的争斗赔了“脑袋”,折了地盘,复由直系的齐燮元署理江苏督军。
吴佩孚进一步提出召开国民大会,遭到奉系等军阀的抵制和反对。八月一日,吴佩孚再度通电全国具体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当时的社会进步人士认为“吴子玉将军提倡的国民大会,不过是秉承我们民众的意思”。可是各派军阀极度恐慌,奉张惊呼这是“革我们的命”在奉张和徐世昌、靳云鹏的联合压力下,曹馄出面通电声明吴佩孚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通电“应予撤回”。昊极力主张召开国民大会的计划就这样胎死腹中。
直奉两系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组成了北洋政府新内阁。八月十一日,以直、奉两家为后台的靳云鹏新内阁宣告成立。这个内阁已抹去了安福系的几个重要阁员,是地道的直奉两家经营的傀儡内阁。北洋政权因皖系、安福系的倾覆落到了曹馄、张作霖的手中。这个政权较之段祺瑞的一手遮天的大一统绝不是强了,而是弱了,因为他们搞的是“二头政治”,“任何一件国事,两个人中只一人点头,准办不通。”直曹、奉张常常为了集中力量解决所谓的“最高问题”——控制中央政权而无暇他顾。鉴于曹、张的炙手可热,损人利己,全国各地军阀人人自危,纷纷联省自治,苏、鄂、赣、豫、陕、晋、甘、湘、闽等省军阀联盟自保,以防被吞。同时“北方在陕南、鄂西、福建的势力已成强弩之末,不足以威胁四川、广东南方势力的安全”。
由此可见,北洋军阀利用中央集权垄断中国政局的能力被大大地削弱了,以后虽有一些大军阀风云一时,但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而已。而各派军阀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连年混战,从而造成了反动统治的某些薄弱的环节,即所谓的“间隙”。这,客观上对当时正在酝酿兴起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有利的对五四运动以后人民革命潮流进一步蓬勃发展也是有利的。当然,这些并不是军阀本身所企望和追求的,但历史的发展是不以军阀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直皖战争的军事后果,是直奉收缴了皖军败兵和军械,壮大了各自的实力。战后直奉都乘机扩充军事实力,争相改编、收缴近蛊皖军及其军械。皖军在南苑的十二架飞机和大量“军械重炮轴重物品,尽被奉军囊括满载而出关外”。曹馄气得大骂“张雨亭真是地道的胡子”。吴佩孚也骂道“这是弧盗行为,吾辈不可效尤”。直军将士以奉军坐享其成,愤愈不平,几欲动兵截击奉军。曹馄当上了直鲁豫巡阅使,并兼有长江流域张作霖任蒙疆经略使,控制了察热绥三特区,由“东北王”而变成“满蒙王”。“几乎有了半个中国”。吴仃孚重申自己“不做督军”的主张,离京出走,埋头洛阳练兵。战后的分赃在表面上暂时缓和了军阀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暗潮起伏,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
三、直皖战争的外交影响,就是皖系的失败,实质上也是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失败。“段的倒台,使日本在中国失去了其侵华的马前卒”。七月二十四日湖南省召开国民大会声讨安福系的五条决议中有三条矛头是针对日本的。广东军政府孙中山等人于七月二十八日致电徐世昌“首先废止中日军事协定”,“废止中日二十一条”。以靳云鹏为首的内阁,“取消中日协定完全办到,停止参战借款亦算中止”。日本在战后极力袒护安福系罪魁,并策划徐树铮等人从日本使馆区兵营逃走。但这也挽救不了安福系灭亡的命运,更挽救不了它对华政策的失败命运。北洋政府较强硬地向日本公使“通碟质间,并提出要求四项一向中国政府道歉。二惩办日使馆武官卫兵。三徐树铮以后如有损害中国之举动,日本应负完全责任。四速行交出其余之八祸首。”日本侵略分子不得不承认日本苦心经营起来的在中国的优势“垮台”了。皖系失败后国内的排斥日货运功更加高涨,使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利益遭到沉重的打击。这客观上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日本企图直接分兵五路进攻中国。但因种种原因终于不能实现,便转而采取“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此来确保我国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然而张作霖毕竟不是段祺瑞,一方面张作霖并不采取同日本积极合作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具有段祺瑞在北洋中央政权的权威。日本即使控制了张作霖也控制不了整个北洋政府。因而日本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和利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加高涨,使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利益遭到沉重的打击。这客观上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日本企图直接分兵五路进攻中国。因种种原因终于不能实现,便转而采取“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此来确保我国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然而张作霖毕竟不是段祺瑞,一方面张作霖并不采取同日本积极合作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具有段祺瑞在北洋中央政权的权威。日本即使控制了张作霖也控制不了整个北洋政府。因而日本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和利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削弱。
四、直皖战争在经济上的后果就是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大战是在华北各省遭受严重灼旱蝗灾害的情况下爆发的。据京兆尹王瑚呈报的《京兆战后损失统计表》统计,北京近郊损失达三百四十五万三千八百余元。战争双方经济损失也十分巨大,仅安福系首要分子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为战争捐款就高达六千万元战后被张作霖抄家掳去二千八百余万元,逃跑时卷走国家一千八百余万元巨款。曾毓隽和姚国祯火烧交通部所有账目,造成两千余万元的账目无法查考。重大的经济损失造成“金融枯涸,米粮腾贵”,人民遭殃。就连曹馄也说“民间所恃以充饥者,糠秋、树叶而已,……灾黎满目”。大战外围的山东战场“战线以内,概成焦土,……流离载道,救死扶伤,呼号相闻”。苏浙豫湘等省也都程度不同地遭受了经济损失。由于直皖战争时短暂,“战争本身的破坏性也许远不如一九一六年的反袁之战,更不如以后两次的直奉战争。”
总的来说,直皖战争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则削弱了北洋军阀控制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外交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独立和进步。
如何评价直皖战争
直皖战争是北洋军阀内部首场大规模战争,是决定直系和皖系政治命运的关键之战。段祺瑞及其将帅在军事上的失误是导致皖军战败的一个直接原因,具体表现在:一、战前谋局布势严重失当;二、武力使用轻率,缺乏对行动的总体筹划,随意性大;三、将帅私心过重,盲目轻敌,缺乏作战决心和吃苦、勇敢精神。这些表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皖系在作战与建军方面的基本水平和缺陷,以及当时军阀在作战中的一些基本手法和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