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在护国运动中的贡献和作用
非我族类 2017-09-26
一、致力于反袁宣传，为护国战争作思想动员
二次革命失败后，旧民主主义革命暂时趋于低潮，国民党人虽一度“大都垂头丧气”，但孙中山、黄兴等人“此时反极为乐观”（《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543页）。1913年7月，黄兴逃往日本。当时，革命派内部发生严重分歧，黄兴则“谋党内外大团结”，“实为当时合作柱石”（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7页）。1914年6月底，黄兴又离日赴美。值此革命低潮之际，黄兴以必胜的信心，在海外华侨中进行了广泛而持久的反袁宣传。7月9日，黄兴一抵达檀香山，就在报上公开发表谈话，明确指出：“我们将不停止奋斗”，“继续为自由奋斗到底。吾等此次赴美，目的不在募款，而在将中国的现状宣布于世人之前。”（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253页）不久，在美洲国民党支部二次革命纪念大会上，揭露“袁氏罪恶甚多，而其最甚者，可分作五类说：一、弃灭人道；二、违背约法；三、破坏军纪；四、混乱财政；五、扰乱地方。……袁氏有此种种罪恶，倘吾民犹不知起而反抗之，直可谓坐以待亡者耳。苟不欲亡国，则未有不群起而攻之者也。”（章士钊：《欧事研究会拾遗》，载《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使华侨对袁世凯的罪行有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进一步唤起华侨对国内反袁斗争的政治同情与经济支援。8月15日，应旧金山共和俱乐部之邀，黄兴前往发表题为《共和政体下的中国》的演说，“猛烈抨击袁世凯，并表示：除非袁改变政策或有人取而代之，南方各省当再次发动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外交告急。黄兴将其与内政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外交受逼，虽有时势因缘，而政治组织不良，乃其最易取侮之道”，表示愿意“谨守绳墨”，“俾政府专其心志，尽力折冲”（毛注青：《黄兴年谱》，第267页）。黄兴的这一态度引起许多原国民党人的不满，如东京的《民报》杂志以“投降”、“屈膝”相责难。其时，在黄兴之先早有林虎、熊克武、程潜、张孝准等11人联名通电，提出“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正谊》杂志，第1卷第7号）。在美洲的冯自由、林森等亦致电孙中山，请示“可否暂停国内革命活动，实行一致御侮，免为国人借口”（《革命文献》第5辑）。平心而论，在当时对外反侵略、对内反专制，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复杂情况下，黄兴与其他许多革命者一样，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呼吁一致对外，救亡图存，不无一定的道理。再说，当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修正案后，黄兴马上与李烈钧、柏文蔚等人痛斥其“一味屈让，罔识其他”，呼吁国人团结一致讨袁。在反袁各派势力联合打击下，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但仍称大总统。黄兴十分坚定，表示：“除非袁世凯下台，讨袁行动决不中止”（1916年5月14日《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转引自毛注青《黄兴年谱》）。
诚然，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中，宣传反袁的政治力量不仅仅只有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但对袁世凯的罪行揭露之深刻、抨击之猛烈，以及反袁态度之坚定，则没有哪一个派别能与之相比。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袁宣传，起到了政治旗帜的作用，为护国战争作了至关重要的思想动员。可以说，没有革命派的大力宣传，就不会有各派的反袁大联合；没有各派的反袁大联合，护国战争就难以取得胜利。从这一关联来讲，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贡献是巨大的，其它任何一个派别都相形见绌。
二、从外交上孤立袁世凯，减轻了护国战争的阻力
袁世凯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先后当上临时大总统和正式大总统的。作为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代理人，袁世凯复辟帝制，帝国主义肯定会推波助澜。黄兴深知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反袁斗争的成败有着不可忽视的直接影响，所以，他充分利用自己身处海外的优势，大力开展反袁外交。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过去掠夺中国的几个老牌殖民国家英、法、德、俄等因忙于彼此间的厮杀，一时无暇东顾。与此同时，日本和美国则企图利用这一机会，加紧扩充其在华势力。袁世凯为得到它们的支持，不惜丧权辱国而百般献媚。由此，美国和日本便成为黄兴革命外交的主要对象。
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既支持袁世凯，以期从北京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特权，又因顾虑袁世凯政权难以维持下去，而对革命派网开一面。1914年7月15日，当黄兴抵达旧金山时，尽管北京政府已照会美国政府阻止黄兴上岸，却“有美总统数电及公文通饬关吏，令其优待并妥加保护”（《同行人报告书》，载《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一期）。美国政府的善待，使黄兴甚为感激。他以非常友好的姿态表示：“大多数中国人都极力赞成与外国尤其是美国建立密切关系”（〔美〕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第170页）。9月30日，美国人林百克来访，请他提供自己的传记资料。结果，黄兴不久寄出的竟是“一份用打字机打成的很长的文件，呼请美国朝野支持中国的民主政体，反对袁世凯篡国，无一字涉及黄兴个人的功勋和生活”（同上，第171页）。黄兴还认为：“能为我助以抵制日人之侵入者，厥为美国”（《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第305页）。这是他之所以改变游历欧洲的初衷，而长时间逗留美国达一年又九个月（1914年7月至1916年4月）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量资料证明，黄兴在美期间，花费了相当的精力，或直接呈书美国政府和议会，或分别致函各地有名的实业家，或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表明中国人民反袁到底的决心，促使美国政府抛弃袁世凯，争取美国朝野支持中国人民的共和事业。
黄兴在美国最有成效的外交努力是阻止美国向北京政府贷款。1914年11月，袁世凯派陈锦涛、蔡序东等人赴美与美国银行界洽谈借款。黄兴得知后，立即四处奔走，绝力加以阻止，并表现出较高的外交技艺：首先是大量进行舆论宣传，如11月24日在《纽约时报》上真切地陈述：“阻止这项借款，不但可以保持中国对美国人民的尊敬，而且可以迫使袁世凯放弃他的专制政策，改行民主。”其次是对国会议员“托美友竭力运动之”；再次是指示党人在华人聚居的旧金山以国民代表的名义发布通告，不承认借款，同时“电告美政府及议会，……使资本家疑惑，不敢投资。”（1935年11月12日南京《中央日报》）可谓多管齐下！在黄兴及其他革命党人努力下，美国总统终于令财政部停止与袁世凯的代表商谈借款事。这次借款的流产，使袁世凯失去了头号大国的经济援助，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反革命实力。
与美国相比，日本的胃口要大得多，并有点迫不及待。它企图以近水楼台之便，实施其由来已久的“大陆政策”，最后独霸中国。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政府起初采取了与袁世凯政府亲善的立场。袁世凯正求之不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出兵中国山东，从德国手中夺得青岛而拒不归还给中国，并于1915年1月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黄兴忧心忡忡，从美国致函日本友人，谴责日本政府。护国战争爆发前夕，黄兴指示其旅居日本的长子黄一欧通过官崎寅藏，试探日本外交动向、尽力争取日本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同情。黄一欧受命后，多次往访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藤田。藤田“表示的态度很好，愿对反袁运动暗中于以支持”（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忆》，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集）。云南独立后，张孝准在东京与日本朝野进行各项交涉，亦多承黄兴旨意谨慎为之。
袁世凯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复辟帝制，原因之一就是起初有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然而，到了1915年12月15日，日本眼看中国人民反对帝制的声势日高，袁世凯凶多吉少，便见风使舵，联合英、俄、法、意等国向袁世凯提出严重警告，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否则“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第129页）。袁世凯称帝期间，他们多敬而远之，使其失去了外国靠山，从而大大减轻了护国战争的阻力。如果以个人论，这里面，黄兴的外交功劳可以说是最大的。
三、参与筹划武装起义，加速了护国战争的进程
护国战争期间，黄兴先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1916年5月上旬又辗转到了日本。表面上看来，黄兴没有象过去那佯躬亲国内武装反袁的实践，但他却自始至终以革命领袖的姿态和责任心，密切关注着国内反袁武装斗争的动态，并以间接的方式参与丁护国战争的筹划。
黄兴早在袁世凯篡位之初，就已朦胧意识到其“有帝制自为的野心”（《黄克强先生全集》（台湾），第113页），非采用武力，不足以制袁。但那时，由于袁世凯的真面目尚未完全暴露，革命党人多被袁世凯的伪装所迷惑而对他心存幻想。1913年3月的“宋案”将革命党人从“革命成功”的美梦中惊醒，幻想破灭。二次革命失败后，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非常明确地把武力倒袁作为基本方针，力谋三次革命。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孙中山断定“袁旦夕将称帝”，并认为“内地不平之声甚烈，即袁所部如冯、段辈亦表示反对，……比较满清末年铁道国有风潮，尤易激动全国，洵为吾党不可失之时机。”（《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第49页）。从这时开始，革命党人不断回国深入内地各省，策动反袁武装起义。但由于革命党人没有直接掌握大量军队、经费困难等原因，多次小规模的义举终未能成燎原之势。
从广义来讲，护国战争是1915年12月至1916年6月这段时间内各派反袁武装斗争的总称。其中，声势最大、给袁世凯打击最沉重的，是1915年12月25日爆发的由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领导的云南起义。令人不解的是，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题为《要靠党员成功，不要靠军队成功》的演说中提到护国战争时，仅称中华革命党“起义于广东、山东、长江流域各省”（《孙中山选集》，第544页），却避而不谈云南起义。显然，孙中山认为云南起义与革命党人没有关系，至少没有直接关系，并且无足轻重，不值得宣扬。这是孙中山的党派偏见。现在，也有学者认为：“蔡锷不是国民党人，国民党也没有参与云南起义的策划”（朱正编：《革命尚未成功——孙中山自述》，湖南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121页注③）。笔者认为，不少革命党人（包括原国民党人和中华革命党），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云南起义的策划，而且在其中起了无法替代的作用。下面仅以黄兴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姑且不论黄兴及其他革命党人在其它地方策动武装起义对云南起义给予的战略上的配合与支援）。
云南起义的三位重要领导人蔡锷、唐继尧和李烈钧，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早年在日本就与黄兴相识。其中，蔡锷、李烈钧与黄兴感情颇深，唐继尧与之也时有交往。这种关系，为黄兴参与策划云南起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15年秋，正当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准备登极之时，黄兴收到蔡锷所书将经日本赴西南发难的密信，便一面计划加紧在美筹款，一面立即派黄一欧携亲笔函回日本，交给东京的张孝准，嘱张设法回国，“速与松坡先生密取联系，相助进行”（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忆》，载《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集）。张接信后即动身回国，与蔡锷取得联系，商定秘密离津计划，随即先返日本部署。此时，蔡锷的同窗好友石陶钧也已奉黄兴命到达日本，与张协同安排一切。11月，蔡锷秘密抵日本后，在石陶钧、张孝准的掩护下，绕道前往云南。蔡锷之所以选择云南为发难地，是因为这里地处偏远，袁世凯鞭长莫及，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滇军将领又多蔡锷旧属。黄兴对蔡锷的选择深表赞同。但由于蔡锷“在滇声望甚高，唐继尧敬而惮之，蔡不敢轻入”，黄兴“向唐疏通：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陈嘉会日记》，1937年1月13日条）。使起义得以顺利发动。12月25日云南起义当天，唐继尧致电黄兴，告以云南宣布独立，誓师讨袁。黄兴立即命谭人凤、周震鳞等“赴南洋筹饷”，支持西南义举。1916年4月，蔡锷“以一己之任重力弱，屡嘱何成濬电促公归”（刘揆一：《黄兴传记》，载《辛亥革命》（四）第311页）。这两个函电，不仅说明唐继尧、蔡锷在关键时刻和危难之中将黄兴作为领袖加以推崇，请求指点，而且从一个侧面证明黄兴与云南起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此外，黄兴与李烈钧“函电往返，尝促其回国起兵讨袁，自任筹款之责”（毛注青：《黄兴年谱》，第272页）；鼓励唐继尧“再接再厉，规画久远”，“分派精兵，进趋长江中部”（云南大学图书馆藏：《东大陆主人友声集》1916年6月1日黄兴致唐继尧函）等等。大量事实证明，黄兴站在全局的高度，参与了云南起义的筹划，是蔡锷、唐继尧、李烈钧合作的纽带。当时的革命家张继有云：黄兴及其旧属对“计划讨袁，云南起义之发动最有力”（毛注青：《黄兴年谱》，第269页）。这一评价，窃以为并不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