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对议会政治的态度如何 二次革命前孙袁的关系如何
非我族类 2017-09-19
新浪历史：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对于议会政治是什么态度？
张华腾：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完全效法西方，确立了议会政治体制，中华民国临时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最明显的标志。《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法制史、宪法史上一个重要的文献，是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的象征，也是国家政治体制构成的主要依据，所以长期以来为学术界、政界所称道。毛泽东同志曾说，《临时约法》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虽然它不完全，有缺点，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7页)在中央政府的组织形式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抛弃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总统制，而改行内阁制，这是民国初年中国政治制度方面的一次重大变革，近些年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总统制和内阁制均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法国最典型。不过总统制和内阁制虽然都是一种民主共和形式，但权力中心不同。总统制权力中心在总统，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总统不对议会负责，而对国民负责。
内阁制从政治学方面讲又称议会制，权力中心在议会。内阁总理由议会中居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担任，内阁需议会的支持和信任，内阁对议会负责。内阁掌握并行使中央行政最高权力，总统虽然为国家元首，但虚有尊荣，不掌握实际权力。虽然掌握中央行政权力的内阁与议会、司法机构也体现出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但议会一方权力独大，不仅具有独立的立法权，而且具有监督政府、弹劾政府、选择政府的权力，凌驾于政府之上。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建立，完全是按照《临时约法》构建起来的，实际上确立了议会政治体制。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对议会政治持什么态度？应该说前后有变化。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一方面对袁世凯推翻帝制过程中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另一方面对袁世凯很不放心，唯恐袁世凯破坏共和。为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时提出了三个附加条件：一是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二是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三是袁世凯必须遵守《临时约法》。孙中山提出的前二个条件，就是希望将袁世凯从其老巢调出，置于革命派的控制之下，后一个条件就是给袁世凯套上一个紧箍咒，好让他沿着孙中山革命党人设计的民主共和道路走下去。此时临时约法尚在制定中，当然袁世凯不知道具体内容，但他在3月10日的就职宣言中宣誓遵守宪法：“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暇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之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成悃，誓告同胞。”(《袁大总统书牍汇编》，文辞，第1页)遵守《临时约法》是他就任临时大总统职时的一个限定条件，他做到了。
《临时约法》的主观设计是很好的，为了共和国的长治久安，但具体运作起来是很有问题的。比如革命后一系列社会问题——南北统一问题、裁军问题、维持政府运转的经济问题、外债问题、反对外蒙古及西藏上层分裂问题、反对支持外蒙古及西藏分裂的列强外交问题、社会稳定与发展问题等等，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但政府受制于议会，必须议会同意政府才能运作，而议会党派纷争，效率极其低下。这就是袁世凯北京政府面临的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尽管袁世凯对议会政治有了直观的感受，产生了非常的不满，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强烈要求修改议会对政府的限制部分，下面的一段话虽然在二次革命之后，但反映了他这一时期对议会政治的态度，他对议会政治的态度是从反对《临时约法》的态度中表现出来的。他在给国会的咨文中说：
为咨行事。查《临时约法》原为临时政府而设，自公布施行以来，于兹已二十余月矣。其于国家之根本组织，固系因《约法》施行之结果而粗具规模；然于国家之政治刷新，要亦因《约法》施行之结果而横生障碍。综计临时期内，政府左支右绌于上，国民疾首蹙额于下。而关于内治外交诸大问题，利害卒以相悬，得失仅以相等。驯之国势日削，政务日隳，而我四万万同胞之憔悴于水深火热中者且日甚。凡此种种，无一非缘《约法》之束缚驰骤而来。……然而《临时约法》之良否，究为政治良否之所关，本大总统证以二十余月之经验，凡从《约法》上所生障碍，均有种种事实可凭。……故本大总统之愚，以为《临时约法》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59页)
应该说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指控是客观的，他要求增大总统的权力是可以理解的。
尽管袁世凯对《临时约法》以及议会政治如此不满，但实事求是地说，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基本上还是按照约法行事的，可以这样说，他一方面不断突破约法对他的限制，一方面维护约法。他与议会可以说既有合作，也有斗争，合作是主要的。在重大问题的处置上，袁世凯政府和参议院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共同维持着民初的大局。比如民初最大的财政问题是向外国借款，袁世凯政府能够遵守《临时约法》的程序，提出于参议院，求得参议院的同意。参议院对政府的举措，也都给予通过。正如一位有影响的参议员所说，“前参议院时代，凡政府提出借款案，无不悉赞成，而政府于立约签字之先，亦靡不将交涉情况报告于参议院，征求同意”。(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第124页)即使后来所说的善后大借款，政府多次提出于议会，有案可查。关于与议会的合作，袁世凯自己说：“本大总统为国择能，尤深兢业，遵照约法，必须求同意于议院。”(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编《近代稗海》第三辑，第53页)他在与议会的斗争中也多次妥协，比如三次内阁风潮，袁世凯曾经抱怨说，“临时政府一年以内，内阁三易，屡陷于无政府地位，皆误于议会有国务员同意权”。(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编《近代稗海》第三辑，第76页)
新浪历史：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之前和孙中山的关系怎么样？
张华腾：二次革命之前，孙中山、袁世凯关系表面维持还算不错，孙中山致力于民生建设，袁世凯给予支持并提供条件。对于南北矛盾，孙中山极力调和，二人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冲突。
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认为自己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已经实现，因此致力于民生主义建设，对政治不感兴趣。1912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入京共商国是。袁世凯竭尽其能，欢迎孙中山的到来。袁世凯以国家元首的规格欢迎孙中山，打开正阳门，内阁全体到车站迎接。孙中山在北京的近一个月时间之内，孙袁会谈13次，每次都谈的非常投机。孙中山彻底改变了对袁世凯的看法，孙中山语人曰：“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民立报》1912年8月27日)孙中山向议员汤漪表示：“袁总统才大，予极盼其为总统十年，必可练兵数百万，其时予所办之铁路二十万里亦成，收入每年有八万万，庶可与各国相见。”(《时报》1912年8月30日)
8月28日袁世凯正式宴请孙中山，各部长、各高级军官及参议院议长、秘书长，诸满蒙王公作陪。席间，袁对孙中山备加赞扬，并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亦高呼袁大总统万岁。孙中山在欢宴席上的答词，更是对袁世凯备加推崇至极。他说“兄弟所最崇拜袁总统，有一件事最为人所信者：中国向以积弱称，由于兵力不强，前袁总统在北洋时，训练兵士，极为得法，北洋之兵，遂雄全国。现共和粗建，须以兵力为保障。昔南非洲有某二共和国，以无兵力，卒至被人吞并。可见共和国家，无兵力亦不足救亡。今幸有袁总统善于练兵，以中国之力，练兵数百万，保全我五大族领土……”辞毕，孙中山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19页)
不久黄兴也应邀来京，孙、袁会商变为孙、袁、黄会商。会商的结果，征得在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同意之后，以四人的名义发表，即“内政大纲”八条：(一)立国取统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材；(四)门户开放，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政府公报》1912年9月26日，通告)孙、袁、黄会商与“内政大纲”八条的发表，说明在治国的方针大计方面，政府与在野党领袖达成一致，南北矛盾化解了。不仅如此，孙中山、黄兴还支持袁世凯组建了赵秉钧内阁，劝说赵秉钧等大部分阁员加入刚刚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
孙中山、袁世凯会晤期间，9月9日袁世凯发布任命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的命令，“富强之策全藉铁路交通，亟宜从速兴筑，兹特授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将拟筑之路先与各国商人商议，借款招股事宜，按照将来参议院议决条例订定合同，报明政府批准，一面组织铁路总公司以利进行。此令”。(《政府公报》，1912年9月11日，命令)北京会晤不久，孙中山周游全国各地，筹划铁路建设。次年又到日本考察实业，直到宋案爆发后回到国内。
由此可见，在1913年3月宋案前，袁世凯、孙中山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